平遙是一座巨大的賈樟柯“痛城”

9月30日，是本次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最后一天。清晨的風里帶著拆卸的聲音，我從大門往電影宮走去。紅毯已經卷起，宣傳板和欄桿架子被工人一點點搬走，幾天的喧囂正逐漸退潮。

路上有人問我：“今晚還有什么儀式、明星可以看嗎？”，沒怎么睡好的我下意識答：“沒有了，只有電影了。”

作者：任誕

排版：李沛蓉

責編：萬年

策劃：拋開書本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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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出口，自己也愣了一下。緊湊的觀影日程、盛大的儀式、紅毯上耀眼的名人，讓整個影展都籠罩在持續的興奮躁動之中。此刻的“只有電影”聽上去像落寞，卻更像一種返璞歸真。影展的熱鬧總會過去，留下的是黑暗中閃爍的光影，那些來自電影的真實情感，在觀眾心底泛起最真切的回響。

有影迷說，平遙是一座巨大的賈樟柯“痛城”（ACGN文化衍生的網絡用語，指通過大規模動漫IP元素與城市景觀融合，形成具有文化標識度的城市現象）。這個形容對我這樣一個長期生活在南方、對山西乃至整個北方都感受甚少的人來說，確實格外貼切。

想起第一天到平遙，從極具時代感的火車站臺到半推半就坐上的三輪車，再到兩個字轉三次音的“咋了”，一切都讓我恍惚間闖入了那個只在銀幕上見過的華北縣城。也就是在這樣的縣城古城里，賈樟柯造了一個電影宮出來。

第一次聽到“宮”這個字眼時，我覺得有些奇妙，在電影早已被小屏幕消解的時代，在這座塵土飛揚、看電影并非主流消遣的小城，用“宮”來指代放映電影的場所，賦予電影如此莊重的儀式感，仿佛在提醒我，依然有人這樣深信電影，也依然有人如此鄭重地參與一場電影的觀看。

大家從各地飛過來，從各自灰撲撲的生活中走出來，走向那個明亮溫暖的電影宮里，給心里稍微暗淡下去的那一塊再添點燭火。

除了電影宮里的室內影廳，平遙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觀影方式——那便是“站臺”露天劇場。1500個座位的露天影院，在夜幕降臨后準時迎接當天規模最大的觀眾。夜色寒風裹挾著呼吸與喧嘩，光從銀幕上灑向人群，照亮了一張張仰起的臉。

那是一種介于儀式與日常之間的觀看方式，莊重又隨意。當銀幕上閃爍著霓虹幻色的偶像舞臺時，銀幕外傳來幾聲村里的狗叫；當銀幕中上演緊張激烈的殺人情節時，幕布后方閃著紅藍燈的消防車也疾馳而過。

那些來自現實的聲音與光線，有時突兀地闖入，打斷情節的連貫，制造出一種間離的縫隙，有時又自然地融入影像，成為氛圍的一部分。它們讓人意識到，電影從不止于銀幕，燈光暗下時，一切依然在發生。

在短短幾天里，我穿梭于16部作品之間，從大銀幕的震撼到微小細節的觸動，體驗了不同創作者的表達。本次競賽單元，我最喜歡的片子都出自女創作者之手，她們在最后的頒獎典禮上都有所斬獲，由衷地為她們感到開心。

尹佳恩導演的《世界的主人》寫女孩遭遇性暴力后的真實處境。主角叫“珠仁”，名字與“主人”諧音——她是世界的主人，不是旁觀者想象中遭遇不幸這輩子就被毀了的受害者，她可以自信、調皮，也可以崩潰、失態。

導演舉重若輕地處理這一嚴肅議題，以通俗的敘事帶觀眾進入主角的日常，多張匿名小紙條穿插其中，增強了情節的張力，對原生家庭困境、同學間小心翼翼的關系、戀愛中的輕浮也描繪得細膩真實，情節與情感的拿捏極其精準。

很喜歡片中公益組織的段落，不同年齡段、都有過艱難經歷的女性聚在一起勞動、出謀劃策，那種互助與支撐的氛圍格外動人。

來自新加坡的導演陳思攸創作的《核》獲“青年評審榮譽”和“迷影選擇榮譽”，主演鄭凱心獲“最佳女演員”。影片用少女的校園故事映射新加坡社會的系統性暴力，愣頭青式的反抗雖然青澀幼稚，但能量無限，女孩們學黑社會拜把子、唱黑社會的歌，幽默地表達對學校“恥禮勤孝”的諷刺。

最后發過的誓還是會因為對體系的服從而破碎，但憤怒和勇敢都是脆生生的，即便聲音微小但不會甘于沉默。導演的影像靈動活泛，鄭凱心的表演好有個性，有點別扭又帶著成熟感，很特別。

齊炎焱導演的《浪花兒》是一部聚焦兩個大學畢業剛走入社會的年輕人的紀錄片。很高興看到這么鮮活又當下的東西，主角的很多思考躊躇都格外親切，到大城市上班，工資剛夠生活費，但是心里還想著更明亮的夢想。

雖然影片在深度剖析上仍顯不足，但這種對青年處境的真實捕捉本身就極具價值。先把他們的故事拍下來吧，重要的是讓新的聲音出現。

每次電影節對我而言，都是一次重新校準世界坐標的過程，去看看在自己的視線之外，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么。在日漸封閉的信息繭房中，我越來越難以看見、聽見那些與自身無關的事。

很多時候，帶著一種懈怠的心態，不愿去理解紛繁復雜的現實，習慣以娛樂的輕盈遮蔽困惑與痛感，甚至忘了去理解，于是就活在“短小快”的娛樂循環里。

而來到電影節，坐進黑暗的放映廳，沉浸地去傾聽、去感受，看到世界上其他人正如何生活、如何忍耐、如何愛與掙扎。影片結束后，再去追溯一個地區、一段歷史，在光影的余溫中重新面對痛苦，也重新面對真實。

《父影之下》講述發生在1993年尼日利亞的故事，人們討論著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空氣中彌漫著動蕩混亂的氣息，導演沒有正面書寫宏大的政治，而是將鏡頭對準一對小兄弟與疏離多年的父親共度的一天。

粗糲的影像、灼熱眩暈的陽光、以及隱喻父親陰影記憶的鼻血，共同渲染出焦灼的氛圍。片中，大量筆墨落在小朋友買雪糕的猶疑、父與子的海邊對話之上，把歷史的沉重收束到親情的溫度里，既細膩動人，又帶出隱隱的時代回響。

《迷失之地》是一位在緬甸工作多年的日本導演藤元明緒的作品，講述一對年幼的姐弟從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偷渡前往馬來西亞的艱險旅程。觀影前我對羅興亞人幾乎一無所知，影片以近乎紀錄片的方式描摹現實，讓人直視這段被忽略的處境。

從當地學校里找來的小演員仿佛天生會演戲，兩個孩子用單純的游戲度過艱難險阻，天真與殘酷在同一畫面中并置，讓人印象深刻。

《密探》是首映單元里我最喜歡的一部。影片在開頭便將眾多人物、零散的信息與跳躍的時間點一股腦地拋向觀眾，一度讓人難以把握，但隨著導演層層推進的講述，線索逐漸被厘清，讓人收獲一種豁然開朗的暢快感。

故事發生在1977年的巴西，充滿混亂和動蕩。狂歡節死亡人數的不斷攀升、疾馳而來的斷腿、暴力與荒誕交織的場景，籠罩在濃烈的拉美魔幻氣息之中，影片用近乎狂亂的節奏與密集的剪輯，模擬出一種讓人喘不過氣的氛圍；而在聲響與影像的碰撞中，觀眾即便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并不了解，也能被強烈的感官沖擊卷入其中，直面那個時代的混亂與不安。

鄭旭松導演的《勞途歸巢》紀錄了重慶鄉村青年潘昭德，在釀酒廠與家庭之間奔波的日常。首映后有觀眾直言，在藏龍單元里，這樣的紀錄片與一些矯揉造作的故事片放在一起，顯得殺傷力十足。

鏡頭力透紙背地呈現鄉村青年所面對的工廠裁員、養老、育兒等生活重壓，那種對苦難的直面與對“生活終將越過越甜”的篤信，并非姿態，而是一種在困境中維系日常的方式。

導演把沉重底色上的溫情置于中心：父女間的嬉笑打鬧、工友之間的粗糲關照，與精神病院中母親的隔窗相望，以及與患癌父親的促膝長談，這些細微的瞬間共同構成了現實的肌理，也讓人物的堅韌與柔軟并置。影片沒有高聲敘述，也不訴諸憐憫，它相信生活本身足以言說。

只是，導演在映后強調主角屬于從大城市歸鄉打工的一批農村青年，海報上的也將“夜夜想家，不如天天回家”作為標語，似乎試圖把“返鄉潮”作為重要議題來討論。然而在影片中，這一層呈現得很零碎，導致觀影體驗上略顯割裂與迷惑。

張中臣導演的《你的眼睛比太陽明亮》是競賽單元關注度極高的作品，最終也斬獲了費穆榮譽·最佳導演的獎項。影片依舊沿用極簡的敘事，但與首作相比，這一次的表達更為通俗。

用高度藝術化的抽象方式講述農村故事，觸及重男輕女、拐賣婦女等沉重現實。以兒童的視角為沉默的土地注入呼吸，透過不諳世事的目光，鄉村的殘酷和詭譎一層層顯影出來。

張中臣的影像語言愈發自信，鏡頭的停頓與光線的流動，都帶著他特有的靈氣，地里的石像、大棚的破洞、幽靈般的雨衣等意象，被處理得如夢似幻，帶有一種“夢核”般的氛圍，既溫柔又危險，既現實又超然。但是主角的服化做舊感有點重，部分臺詞也因過于刻意而稍顯出戲。

“平遙之夜”的頒獎典禮上，霍猛、畢贛、蔡尚君三位導演并肩舉起“年度影人”獎杯，燈光輕輕掠過他們的面龐，從世界的注視回到熟悉的土地，像是一次安靜的重聚。

賈樟柯和張律將“中國電影海外貢獻榮譽”頒給87歲的金東虎先生時，掌聲在廳內層層涌起，仿佛向歲月深處致意。年輕導演們哽咽著感謝那些在路上的同行與扶持者，因熱愛而相聚的人，在一束光下完成了關于電影的再次確認。

這一夜，歡呼與掌聲都格外真切，也提醒人們繼續相信電影，相信它仍能帶來光與溫度。就像張中臣導演在領獎時說的那句話：“希望我們保持站立，握緊拳頭，不要被大風刮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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