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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深秋,西安城的銀杏葉鋪得滿城金黃,我懷著忐忑又崇敬的心情走進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拜訪心儀已久的傅嘉儀先生。彼時先生剛完成了對一組秦漢璽印的整理和研究,案頭還攤著未及收起的拓片,墨香與陳年紙張的氣息在空氣中交融。聽聞我癡迷篆刻卻不得法門,先生沒有過多寒暄,提筆蘸墨,在灑金宣紙上寫下“偶竊小閑讀漢鑄,信手搖刀瑑青田”的對聯。筆鋒落處,篆書的筋骨與隸書的意趣渾然一體,每個字都像一方飽經歲月的古印,透著沉靜的力量。臨別時,先生握著我的手叮嚀道:“學篆刻必須先學書法,學書法必須先學做人。”這句樸素的話像一粒飽滿的種子落在我藝術生涯的土壤里,三十多年來指引著我藝術探索的方向。
1991年冬月,安陽的北風卷著殷墟的塵土,卻吹不散“首屆安陽殷商文化藝術節”的熱烈氛圍。作為受邀代表,我跟著考古隊的向導走進甲骨文出土地時,腳下的黃土尚有未消的寒意。一片片帶著灼痕的甲骨在展柜中泛著幽光,那些扭曲如蟲、勁挺如劍的文字仿佛突然在我眼前活了過來——“雨”字像垂落的珠簾,“王”字的橫筆間仿佛能讓人聽見遠古的號令。考古專家講解著每個字形的演變過程:從殷商早期的稚拙到晚期的規整,從占卜祭祀的實用記錄到逐漸顯露的審美意趣。站在這片甲骨文誕生的土地上,我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古人在龜甲獸骨上鑿刻時的虔誠和智慧,那些跨越三千年的線條突然有了溫度與呼吸。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暗下決心:要從源頭學起,把篆書的根扎進最深厚的文化土壤里。
大篆,這門承載著華夏文明基因的藝術,在我此后的生命里逐漸清晰起來。大篆亦稱“金文”“籀文”,因大多鑄刻于青銅器之上,故又被稱作“青銅器銘文”。商周時期的青銅不僅用于禮器和兵器,還是文字的載體。那些在范鑄時被精心鐫刻的銘文,記錄著祭祀、戰爭、賞賜、盟約等重大事件,也藏著古人對線條與結構的審美追求。陜西這片周秦漢唐的龍興之地,恰是這些“青銅史書”的富集之地。寶雞市及周邊出土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被譽為“晚清四大國寶”,每一件都堪稱金文藝術的巔峰之作。大盂鼎的銘文莊重肅穆,像西周早期的禮官,端凝而立;毛公鼎的四百九十九字銘文,筆勢雖如行云流水,卻暗藏筋骨;散氏盤的銘文恣肆爛漫,仿佛一群舞動的精靈;虢季子白盤的銘文線條圓潤遒勁,透著武將的英氣。
真正讓我與大篆結下不解之緣的,是家鄉臨潼出土的西周利簋。當我第一次在陜西歷史博物館見到它時,隔著厚厚的玻璃,仍能感受到三千多年前的青銅寒光。這件高28厘米的簋器,腹部飾著獸面紋,圈足上的夔龍紋蜿蜒如帶,而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內壁那三十余字的銘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字跡剛勁如削,筆畫起止處的鋒芒像出鞘的青銅劍,筋骨分明而不失靈動。這組記錄武王伐紂的文字,不僅印證了《尚書》《史記》中的記載,更讓我第一次讀懂了篆書線條里的歷史重量。為銘記這份震撼,我特意刻了一方古璽風格的印章,印文“利簋遺風”,邊款刻下銘文全文。從此,這方印成為我案頭的常客。每當臨帖遇到瓶頸時,摩挲著印面的凹凸,我總能找回最初的感動。
西周金文在殷商甲骨文的基礎上,完成了一次藝術的飛躍。如果說甲骨文像山野間的勁松,帶著原始的生命力,那么金文則如廟堂前的古柏,多了幾分從容與莊嚴。那些鑄造時因銅液流動形成的斑駁肌理,那些歷經千年銹蝕留下的殘缺痕跡,共同構成了金文獨有的“金石氣”,其中有青銅的冷硬,有歲月的溫潤,有廟堂的肅穆,也有工匠的巧思。多少個深夜,我在燈下展讀金文拓片,那些恣肆雄奇的字形、詭異多變的結構,讓我不斷揣摩筆鋒的走向。我有時夢見自己站在西周的鑄銅作坊里,看工匠們在泥范上刻畫銘文,刀鋒劃過泥面的沙沙聲與青銅器出爐時的轟鳴交織在一起;有時又仿佛置身于宗廟祭祀的現場,看禮官捧著銘文重器誦讀,那些文字順著香煙升騰,化作天地間的線條。
真正讓我的學習從感性熱愛走向理性探索的,是吳鎮烽先生的《西周金文擷英》和劉自櫝先生的教誨。吳鎮烽先生是西周金文研究的大家,他在書中對銘文器物的斷代、字形的考釋、藝術風格的分析,如同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系統研究金文的大門。書中收錄的幅幅銘文拓片,從早期的質樸到中期的規整再到晚期的灑脫,清晰展現了西周金文的演變脈絡。在拜入劉自櫝先生門下后,先生“學古不泥古,創新不失宗”的理念,讓我跳出了單純臨摹的誤區。記得我第一次向先生請教《毛公鼎》的臨習要點時,先生沒有直接講筆法,而是讓我通讀銘文內容,理解“王若曰: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的歷史語境。他說:“文字是有生命的,不懂它說什么,怎么能寫出它的精神?”在先生的指導下,我對大篆的學習進入了冷靜思考與規律探尋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探索主要圍繞三個方向展開。
一是系統梳理,夯實理論根基。在西周275年的歷史長河中,金文的演變如同一部流動的藝術史。早期金文受甲骨文影響較深,字形偏瘦勁,筆畫多露鋒芒,像《西周利簋》《西周天亡簋》帶著商周交替的剛健之氣;中期金文逐漸走向規整,筆畫圓潤肥厚,結構趨于對稱,如《大盂鼎》《靜簋》,透著禮樂初興的雍容;晚期金文則達到巔峰,字形多變,筆勢舒展,《毛公鼎》的端莊、《散氏盤》的爛漫、《虢季子白盤》的飄逸,共同構成了金文藝術的多元面貌。為了掌握這些演變規律,我將不同時期的代表性銘文按年代排序,制成對照表,逐字分析字形結構、筆畫特征、章法布局等。對《毛公鼎》和《散氏盤》這兩件風格迥異的巔峰之作,我更是下了苦功——收集了包括羅振玉、吳大 、徐無聞等十多家的臨摹版本,逐字比對差異,再結合原拓反復臨習,單是《毛公鼎》就臨了十三遍。在臨摹時,我不僅記錄字形的變化,還寫下數萬字的札記,分析不同時期金文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這些積累最終凝結成一萬字的《西周金文書法的傳承和影響》,2004 年 11 月在《中國書畫報》的《書法論壇》欄目連載時,竟收到不少同道的來信探討。這讓我深刻體會到,藝術的探索從來不是孤立的,只有扎根傳統、深入研究,才能與古人對話、與同道共鳴。
二是嘗試創作,實現從臨摹到創新的飛躍。對大篆的臨習如同尋寶,過程雖充滿艱辛卻也暗藏樂趣。那些看似簡單的線條,實則藏著千變萬化的力道——中鋒行筆的沉穩、側鋒取勢的靈動、提按轉折間的節奏,都需要日復一日地打磨。有段時間為掌握《散氏盤》的“屋漏痕”筆意,我每天清晨在院子里用拖把蘸水在青石板上練習,看水跡在陽光下慢慢干涸,體會線條由濃到淡的變化。寒冬臘月,我特意將墨汁放在窗外,待半凍時使用,感受筆鋒沖破凝滯的阻力。當臨摹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我開始思考如何讓古老的金文在當代煥發新的生命力。這就需要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突破,在理解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我的創作始終圍繞兩個核心:一是內容的當代性,二是形式的傳統根基。在《秦人爝火代代興》四尺四條屏中,我選取了從秦非子牧馬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用金文的筆法書寫,字形上雖融入秦篆的規整,線條卻保留西周金文的厚重,既展現秦人的奮斗歷程,又暗合文字從金文到小篆的演變;在《白鹿原賦》八尺四條屏中,為表現關中平原的蒼茫和厚重,我借鑒了《散氏盤》的恣肆章法,字與字之間穿插避讓,像原上的溝壑與田壟,線條則取《大盂鼎》的剛勁,讓文字自帶土地的質感;在《大明宮之歌》六尺四條屏中,為呼應盛唐氣象,字形取法《虢季子白盤》的舒展,筆勢如宮殿的飛檐,章法上疏密有致,像大明宮的殿宇群落;在《中國書法之歌》四尺四條屏中,我嘗試將金文、小篆、隸書的筆法相融合,用“書畫同源”的理念布局,既展現書法史的脈絡,又有對“筆墨當隨時代”的思考。
三是篆刻入篆,在方寸間錘煉筆力。篆刻與篆書同源,一方好印既要有書法的筆意,又要有金石的骨力。從四尺斗方的書法到方寸之間的印章,空間雖縮小了許多,對線條要求卻更高了——每一筆都要精準有力,每一處轉折都要恰到好處。我初學篆刻時,總因筆畫過粗失了靈動,或因筆畫過于纖細而少了厚重,直到將金文的筆法融入篆刻,才找到突破口。我的第一方得意之作是“友誼遍天下”,以古璽為基,字形取《毛公鼎》的端莊,線條卻用《散氏盤》的靈動,邊款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既符合印文意境,又暗合傅嘉儀先生“學做人”的教誨。之后創作了“不到黃河心不死”,我特意將“黃河”二字刻得粗壯如砥柱,“心”字則用纖細的線條表現執著,對比之間盡顯力量。“氣吞山河”取法戰國古璽,字形大小錯落,像起伏的山巒,刀鋒凌厲處如懸崖峭壁,圓潤處似山間流水。
最耗心力的是《金石永壽印譜》的創作,這套印章以“壽”文化為主題,從“壽比南山”的經典祝語到“儉約不貪,則可延壽”的養生箴言,內容涵蓋古今。每方印都根據文字意境選擇不同的金文風格:“龍壽”取《龍鼎》的矯健,“鶴壽”用《鳥紋鼎》的靈動,“上壽人”借鑒《大克鼎》的莊重,“松鶴延年”則融合了《伯矩鬲》的古樸與《墻盤》的秀美。為了讓金文意蘊和印章藝術完美結合,我常常在博物館的青銅器展廳駐足,看器物的造型如何影響銘文的布局,再將感悟融入印面設計。這套印譜出版后,有位老學者特意來信說:“我在這些印章里看到了青銅器上的時光流轉。”
三十多年來,大篆既像一位沉默的導師,教會我耐心與堅持,又像一位親密的摯友,分享著探索的喜悅和困惑。從傅嘉儀先生的教誨到劉自櫝先生的點撥,從安陽殷墟的甲骨到臨潼利簋的銘文,從《西周金文擷英》中的拓片到案頭的刻刀,這份情緣早已融入我的生命。西周金文的金石氣是青銅的堅韌,是歲月的沉淀,也是文化的傳承。當我在燈下展紙研墨,看著筆尖的線條在宣紙上延伸時,常常會想起那些鑄造青銅器的工匠——他們或許不知道,三千多年后會有人對著他們留下的文字凝神靜思,會用筆墨延續他們的創造。這份跨越時空的對話,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碼。
如今,我的案頭仍擺著傅嘉儀先生題寫的那副對聯,墨跡雖已有些淡了,卻愈發顯出精神的厚重。窗外的銀杏葉又黃了,像極了初見先生時的那片金黃。我知道,對大篆的探索永遠沒有終點,而這份情緣會像西周的青銅一樣,在時光的淬煉中愈發彰顯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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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龐任隆,字道暢,筆名任隆,祖籍陜西藍田,生于臨潼。曾任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書記、館長,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陜西省書法家協會篆刻委員會委員、陜西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書畫藝術中心研究員、陜西科技大學客座教授、陜西省民間藝術促進會副會長、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研究員、大秦封泥藝術研究院院長、大秦印社社長、秦文化研究會秦封泥專業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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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任隆書羅鄴《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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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任隆自撰句并書《秦人爝火代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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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任隆書朱熹《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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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任隆書朱熹《觀書有感》
(此文發表于2025年9月24日《中國書畫報》第38期(總第3139期)“美育”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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