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7歲特工臨終前送給周總理一張紙條，周看后潸然淚下

1973年1月，北京協和醫院的一間病房里，空氣寒冷而壓抑。

躺在病床上的熊瑾玎已經不能行動，呼吸微弱，眼神卻依舊清明。

對于這樣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卻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歷史過往，更不知道他曾叱咤風云的風云故事。

他曾是周公最信賴的“紅色管家”，在上海、重慶等白色恐怖最嚴峻的地方，為我黨籌款、建機關、守機密，出生入死幾十年。

如今，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一天，當他聽說周公要來看望他，內心十分激動而不安，他本想爬起來寫點什么，但終究還是沒支撐起身子。

最后他只能委托妻子“朱端綬”代筆寫了14個字，兩句詩，準備送給周公。

從才俊青年到財務管家

熊瑾玎，1886年出生于湖南長沙一個書香門第。

他的父親是當地有名的中醫，熊家行醫幾代，在當地頗有威望，家境也相對優渥。

十歲時，熊瑾玎進入私塾就讀，當時別人學習都是為了考取功名，但他學習是為了救助窮苦的老百姓。

有一次，他對教書的先生說：“若讀書不能救人，那讀它又有何用？”

當時先生說他“迂”，但卻不知道那正是他的志向所在，與當時周公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有著一樣的境界。

1906年，20歲時，在家人的安排下熊瑾玎進入到徐特立等人開辦的師范速成班學習。

在那里，他第一次聽說了《新青年》，第一次在課堂上見到有人將“國家”“人民”“救亡圖存”這些詞當作信仰。

那樣的論述，猶如一道光一下子打進了熊瑾玎的內心，這正是他苦苦追求的理想方向。

可畢業后，他又迷茫了，現實的生存環境與他的理想格格不入，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同志。

輟學后，他當過印刷廠校對工人、學校教員和地方自治公所的鄉佐，以認真和廉潔公正著稱。

191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熊瑾玎加入到了毛主席創辦的新民學會”。

在那里，他開始接觸一些進步青年，也是在那一時期，他結識了毛主席、何叔衡等人。

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熊瑾玎提出“要做事，就一定要有錢，要有錢，就必須搞實體”。

此后，他開始在長沙經商，從糧行到錢莊，從雜貨鋪到酒館，努力為我組織籌措經費，成為我組織最早的財務大管家。

1927年，老蔣在上海發動了“4.12”事變，湖南反動勢力也蠢蠢欲動。

熊瑾玎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他參加了長沙10多萬人的討蔣大會，憤怒斥責了老蔣的錯誤行為。

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在那危急關頭，熊瑾玎毅然加入我黨，從此開始了他的潛伏人生。

1928年，熊瑾玎奉命前往上海，擔任我組織秘書處會計科科長，負責籌集和管理黨的經費。

他以商人身份為掩護，在四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口）開設了一家“福興商號”，主要經營湖南紗布。

當時他租的是一棟三層樓房，一層是正常的生意場所，招徠顧客。

二樓是前來聯絡的地下成員的落腳點。

三樓是我組織的秘密會議室，其中周公、鄧公、李立三等人曾在那里秘密商討過要事。

那時，熊瑾玎將商人的謹慎與地下活動的機警融合得天衣無縫。

他每日西裝筆挺、笑容可掬地迎來送往，做的是日用品、布匹、香料的買賣，實際卻是收發密信、兌換資金、安排交通的掩護。

他的算盤打得極響，生意和財務做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周公看到后對其稱贊有加。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

熊瑾玎曾被特務誤認為可疑對象，多次遭人暗中跟蹤。

有一回，他正前往一家酒莊送賬本，途中感覺身后有人尾隨。后來他繞了好久，花費了好幾個小時才擺脫掉尾巴。

1933年的一天，熊瑾玎正出門給一位同志送急救藥品時，不料正好碰上了特務，被逮進了監獄。

在獄中，他受盡折磨，特務們輪流審訊，先是威逼利誘，后來又是拳腳相加，甚至還上了特殊的手段。

即便如此，熊瑾玎都沒有吐出我組織半個字，他只說自己是商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宋慶齡、章士釗等人的擔保下，熊瑾玎才得以釋放。

與周公的最后訣別

當時他骨瘦嶙峋，組織的同志勸他先回家養傷，他直接拒絕了，說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身體扛得住，不用休息。

周公得知后，第一時間來看熊瑾玎，握著她的手哽咽地說道：“瑾玎同志，你受苦了”。

后受組織委派，熊瑾玎開始擔任《新華日報》總經理。

那時《新華日報》處于重慶老蔣統治區，老蔣肯定不會撥款，甚至還經常派人查扣印刷廠，追查發行人等，《新華日報》運營舉步維艱。

為此，熊瑾玎再次展現了他卓越的經營才能。

通過社會各界關系，終于在漢口租到一所兩層樓房，買來三臺平板印刷機和油墨紙張，使《新華日報》得以在1938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另外，他還團結黨外朋友任宗德和楚湘匯，通過開辦酒精廠和煉油廠，為報紙提供了穩定的經費來源和物資供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雖然熊瑾玎掌握著巨額資產，但個人生活卻十分簡樸。

他“富不愛錢、貧不茍取”，在擔任《新華日報》總經理期間，因拿不出10塊大洋給女兒看病，嘴周導致女兒不幸夭折。

這樣偉大的人物，如今思來，無不令人慨嘆不已。

新中國成立后，熊瑾玎擔任我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歷任第一至第四屆委員。

1966年特殊運動時期，周公親自為他們夫妻寫下證明材料：

“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夫婦擔任組織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

很快，時間到了1973年1月，熊瑾玎生命到了最后時刻。

當時周公也已患病，身體十分虛弱，可即便如此，當他聽說熊瑾玎的事后，還一心想著去醫院看望老故友、老同志、老知己。

當熊瑾玎聽說周公要來看他，內心也是激動不已，最后讓妻子代筆給周公留了兩句詩，14個字。

當周公來到熊瑾玎的病床前，熊瑾玎想開口說話，但只見唇動卻發不出聲音。

朱端綬俯下身去，努力地才聽清了他斷斷續續的呢喃，“紙條……在桌上……”

周公會意，轉身看向桌子，那是一張折疊整齊的白紙，上面是朱端綬代筆寫下的十四個字。

周公展開紙條，看清那行字的瞬間，手指微微顫抖。“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斗爭身。”

那十四個字，字跡端正，卻藏著淚與訣別。

周公盯著那行字，眼睛一點點模糊，長久以來的克制、沉著與堅毅，在那一刻，也很難扛得住。

幾天后，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他臨終前留下的兩句遺詩：“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斗爭身”，既表達了對周公的囑托，也表達了對新中國未來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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