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案件真相的漫長求索：復盤長跨度庭審類報道｜評稿會

庭審類報道往往聚焦于案件的司法進程，記者往往通過背景梳理，呈現立案、舉證、辯論與判決的過程，展現案件中的矛盾和未決之處，而時間跨度長的庭審類報道則面臨著材料繁雜、變動巨大、涉事人員眾多等獨特挑戰。

如何在同類案件的報道中挖掘獨特的敘事視角？如何將冗長復雜的法律程序轉化為清晰易懂的敘事主線？如何從海量司法文書中提煉關鍵信息，并與案件當事人建立有效溝通？

深度訓練營本期評稿會以“長跨度庭審類報道”為主題，選取了多篇相關報道，并邀請《新京報》記者黃依琳，與大家共同探討書寫這一類報道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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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關于時間跨度長的庭審類報道，大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文章？為什么？

盧詠珈：我印象最深刻的報道是《中國新聞周刊》的。云南農民楊徐邱在31年前因殺人和強奸被判死緩，在服刑過程中多次上訴，最終得以重審。法院重審判其殺人罪不成立，強奸罪成立，而楊徐邱表示自己將繼續上訴。這起案件具有長跨度庭審的典型特征：時間久遠，證據缺失，審理困難。

潘星儒：我關注到的是《新京報》深度報道部“剝洋蔥people”的。這篇報道以2024年內蒙古四子王旗公安局原副局長邢志強涉嫌故意殺人案的重審庭審為切入點，回溯了1995年發生的一起槍擊事件。稿件通過庭審實錄、歷年證人證言、法律適用分析及家屬與專家采訪，全面呈現了案件定性中的復雜性與分歧，反映出我國司法系統在面對歷史舊案時，追訴機制、證據審查標準以及正當防衛邊界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彭楚玲：我最喜歡的是《新京報》的。這篇報道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采用倒金字塔結構，點明案件重新開庭的時間，補充事件背景，概述案發經過；第二部分聚焦“丈夫被控殺妻”，依次拋出三個疑點：被子、報紙大小的濕痕、校門口的血跡；第三部分把爭議升格到“是否刑訊逼供”；第四部分引入新的證據；第五部分把報道推向高潮；第六部分補充背景，將視角對準被害者與被告的親友。

Q2：此類報道的文章架構通常如何設計？

曹依霖：澎湃新聞的涉及的案件長達22年，不是傳統庭審報道“案發—偵查—審判結果”的線性結構，而是構建了一個以人物命運為軸心、以“現在—過去—現在”為時間閉環的非線性敘事結構，即“以一個核心人物命運為主線 + 統攝 + 時間線與爭議點”。

一是以“李玉前的命運”為主線，所有事件圍繞他的經歷與視角展開。他職業身份的落差反映出他從順境到絕境，再到掙扎求生的漂泊狀態，他的情感軌跡則指明了李玉為何堅持翻案。這種“以人帶事”的梳理讓讀者跟著李玉前的視角走，便于理解每件事對他的影響。

二是在時間線的處理上，在整體遵循順敘之余，仍存在跳躍講述。但每一次跳躍的選取都有明確目的，從現在跳回過去解釋他走到這一步的原因，從過去跳回現在展示時間改變他的過程。

三是在爭議點的處理上，報道不回避案件爭議點，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并列呈現控方證據與辯方質疑，讓讀者自行判斷。這種對比梳理既呈現了司法機關的定罪依據，也指出了證據鏈的薄弱之處，符合深度報道客觀中立的原則，讓案件22年未決的原因變得清晰。

盧詠珈：直接采用了順敘，案件時間線比較清晰。被告人在被判死刑后上訴三次，法院第一次改判死緩、第二次駁回、第三次提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發回重審才最終迎來再次開庭。

報道簡要梳理了庭審時間線及跨度。同時還詳寫了當年案件的偵辦經過，結合舉報信等關鍵材料還原案件可能發生過程。信源較為具體，采訪了楊徐邱本人、警方、辯護律師等。對于初審至重審間的事態發展，報道整體略寫，呈現了判決涉及的一些重要的細節，如楊徐邱刑滿釋放后仍被監視居住。

最后，報道詳寫了重審的庭審內容，主要包括案情判決和審理細節。作者還加入更微觀的視角，如涉案人和家屬對重審的看法、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態，并結合律師、學者等專業人士的意見，補充說明結案判決的邏輯。

Q3：不同部分呈現出哪些相同特點？

曹依霖：澎湃新聞的稿件開篇用矛盾制造懸念，報道開頭聚焦于李玉前出獄后發現家門被封的場景，這一段很巧妙。沒有交代案情而是直接拋出“刑滿釋放者家門仍被查封”的矛盾，會令讀者想要倒推原因：刑滿為什么還被封家？他到底是刑滿人員還是嫌疑人？這個當下的沖突場景比平鋪直敘更有沖擊力，成為貫穿全文的第一個懸念。

人物現狀方面，“獄后人生”部分聚焦了李玉前出獄后的生活。這段沒有急于講案情、原因，而是用整整一個小節描寫李玉前出獄后的狀態。他回到舊居，不是為了尋找證據，而是為了“收拾記憶的殘局”。他點燃香火、撿起兒子的玩具、收藏妻子的日記，這些動作不像是簡單收拾，更像一種儀式，是他在用身體語言完成一場遲到的葬禮。記者以物寫人，樹立起李玉前的形象，將嫌疑人還原為有情感、記憶、悔恨的普通人，同時也作了情感鋪墊——究竟發生了什么讓他變成這樣？

情感溯源方面，“愛與恨”部分回溯他與謝初明的婚姻、與孟瑞紅的地下情。不是簡單地將李玉前描繪成渣男或受害者，而是細致還原了婚外情的發生過程：一次偶然的邀請、一種玩一玩的心態、兩次懷孕、一次酒席上的對峙。值得注意的是，報道并未回避李玉前的道德瑕疵。“恨自己當年竟如此混賬”是他對妻子日記的批注，也是對自己人生的審判。這種“自我審判”的呈現，讓報道避免了煽情與站隊，反而增強了可信度。

Q4：此類稿件的采訪亮點是什么？

潘星儒：在剝洋蔥people的稿件中，一方面，報道中人證是唯一的變量，在該情景下精準選擇切口。案卷、物證缺失，還能采訪什么？這篇稿件的策略非常清楚：以人證為突破口，聚焦案發現場的唯一目擊者李肖。稿件中不僅詳實記錄其在法庭上的發言，而且系統梳理了他自2020年起17份口供中的內容變化、語義細節與邏輯矛盾。

另一方面，報道的信息調取和采訪路徑設計出色。稿件沒有停留在二手信息拼接，而是展現出了一套“繞過沉默當事人來重構信息鏈條”的邏輯策略：通過多位專家輔助人的醫學觀點，對死亡因果進行還原性描述；銜接1995年公安認定與2024年公訴辯護中的邏輯斷裂；同時訪談死者家屬，還原案件對家族造成的長期創傷記憶；引入法律學者，從制度演變的維度厘清“正當防衛”含義的歷史變化。

彭楚玲：《新京報》的報道結構多線并行，呈現案件的來龍去脈。記者采訪王鵬親友、被害人親屬，與律師、警方對話，多維度采訪完整案件的呈現，2019年天津一家媒體獨家報道此案，此后數家媒體相繼報道，輿論推動了案件的重啟。

徐鶴聞：在《北青深一度》的這篇稿件中，敘事結構以場景化、情感化的核心事件開篇，迅速抓住讀者注意力，再通過“回溯 + 推進”的雙線敘事，還原事件全貌。開篇用“墳前報信”的情節制造情感沖擊與懸念，讓讀者瞬間代入事件，隱含著“為何改判？為何申訴八年？弟弟為何已故？”的懸念，驅動讀者繼續尋找答案。

倒敘回溯冤情，順敘呈現申訴進展，兩條線交織，既清晰還原了錯判如何發生，又完整呈現了糾錯如何推進，避免了單一時間線的枯燥，同時讓八年申訴的漫長與艱難更具實感。

Q5：如何通過完整的描述使“時間跨度長的庭審類報道”具有溫度？

曹依霖：長跨度庭審報道容易讓讀者感到枯燥，需要一些技巧引起閱讀興趣。在這篇稿件中，作者一方面用小物件承載大情感，并輔以細節描寫，通過“有記憶的物件”傳遞抽象的情感。物品永遠停留在2001年，而此刻的李玉前已經衰老。“物是人非”的對比可以加強讀者的感同身受，比簡單的抒情更有力量。

另一方面，文章展現矛盾——李玉前為什么既愛妻兒又出軌？他的法律身份為何模糊？這些“小矛盾”既讓讀者不斷產生探索欲，也展現了案件的復雜性。

盧詠珈：這篇報道本身詳略得當，敘事邏輯清晰。記者在轉寫判決書等材料時，場景描述相當豐富，提高了可讀性。比如，記者可能融合了警方的口語化表達，講述事實時用“行之有效的審訊計劃” “經過2個多小時的斗智斗勇”“楊徐邱不得不低頭認罪”等更豐富的書面語。

在探討完一些長跨度庭審類報道的范例后，深度營特別邀請了曾撰寫的《新京報》記者黃依琳，請她解答關于如何塑造一篇庭審報道的疑問。以下是深度營與黃依琳的對話。

Q1：如何安排時間線和敘事節奏？

黃依琳：如果只是呈現庭審、控辯雙方的觀點會特別枯燥，要想辦法加故事。其實讀者對案件本身也挺好奇的，案子怎么發生的？人怎么死的？嫌疑人怎么被抓的？中間有哪些疑點？這些東西都可以想辦法串進去。

控辯雙方討論的點往往可以穿插一些案情。以內蒙古的稿件為例，我分了四個小節。前面三個小節里都按照案情的時間順序穿插了一些故事情節，第一節加入了警察當時為什么想跟被害者進行正面沖突，第二節側重案件焦點，把案件最關鍵的傷害發生時雙方都做了什么留到這里來寫，第三節則穿插傷害發生后，孟永清當時的傷情，包括他自己把彈孔挖出來這些細節。

Q2：對受害者是否有一定的主觀傾向？如何表述案件中的人文關懷？

黃依琳：跟你第一個接觸到哪一方很有關系，比如內蒙古案子中的律師是我第一個接觸的，這是一個知名律師，和媒體關系很近，首先可能會被他的觀點帶著跑，但到庭審時，記者就有機會看到另一方的觀點，你才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在現場，你可以看到被告的辯護人振振有詞、邏輯嚴密，是一種壓倒性的優勢，而孟永清的民事訴訟代理人則沒什么話講，他的家屬也特別弱勢。

在那個情況下，你不自覺地會想孟永清已經死了，也會多考慮警察在開槍時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故意傷人，執法尺度又在哪里。可以寫痛苦，但不必過多渲染。長時間跨度的庭審案件里一定會關注到具體的人，不管是被告還是受害者家屬。特別是參加庭審，能夠直面審判對涉案人員帶來的傷害、對家庭的摧毀。

Q3：如何將專業法律內容轉化為讀者易懂的表述？

黃依琳：我也沒有特別多的經驗，所以在嚼很多材料的時候，我會不斷想到底什么意思。先理解再去寫，這樣的轉化也是一種學習。這一點我也做得不好，希望盡量將復雜的法理轉化成通俗易懂的語言，發之前我會給一兩個非法學專業的朋友，或者我父母讀一讀，看看他們能讀懂嗎？如果可以，那我覺得就達到目的了。

Q4：如何采訪檢察院、公安相關人員？

黃依琳：正面突破確實挺難。如果想做法治報道的話，還是要認識一些司法人員。另外，同事會看公安公眾號里透露的信息，宣傳破了什么案子。這種情況下你想采訪，對方往往比較配合。

Q1：報道長跨度庭審案件需要搜集哪些資料？

黃依琳：首先需要正式的法律文書。比如判決書，判決書里面非常詳細，會講案情、證人、證據、判決結果等。或者，被害人家屬手里也一定會有起訴書和申訴方面的材料。起訴書是一個官方法律文書，也會提到案情。采訪律師和相關方時，多掌握一些卷宗里的信息。

如果有庭審現場一定要去。假如你沒有法律文書，你可以在現場看到那些證據。平時很難接觸到的被害人律師、被告的家屬，在庭審現場也可以去“抓”他們。

當然，也需要找一下相關證人。比如說運城的案子里，王鵬和校長有親戚關系，大部分證人又是學校的老師，所以在面對警察詢問時，一些人會隱瞞一些細節。但是多年以后，有些教師離開了學校，這時再以記者的身份提問，可能會問到一些未向警方透露的細節。

Q2：如何在大量的信源信息中快速篩選并確定報道的核心敘事主線？

黃依琳：首先要明確報道這個案件的主題是什么，然后再去想要什么樣的素材。你要對案情本身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暫時拎不太清案件焦點，可以去看一下判決書，有時里面會針對焦點定性。如果判決書里沒有寫那么細的話，你也可以問律師要一下他的辯護詞。

Q3：如何整合、處理復雜的信息？

黃依琳：要圍繞主題和案件的焦點，比如，內蒙古的案子是一個解釋性報道，特別是第四部分有大量關于執法邊界正當防衛的討論，這恰恰是報道的主線。怎么判斷報道價值完全取決于你自己的判斷，它是否有公共價值？是否長期被忽視且值得關注？素材是為主題服務的，肯定要先看主題，然后列素材、結構、焦點，再找素材往里放。而不是你采到了哪些素材，都要硬塞進去，這肯定是不對的。

Q1：在類似的“陳年錯案”的監督報道中，媒體該如何把握推動進展與“不干預司法程序”的邊界？

黃依琳：之前遇到一個“受訪者”希望我打電話催法院盡早執行判決，但打電話這個行為算干預司法程序，我沒有做。很多事情以法律文書為主，里面認定的東西可以寫，難以認定的東西最好不要寫。無端的猜測或者被害家屬講的沒有被認定的東西，一般不會去寫。你可以去呈現案件里的焦點，并且表達被告或者被害人對他們認定的所謂不公平司法判決的訴求，他們的埋怨也可以寫，但還是需要克制：只陳述，不展開。

Q2：有沒有某個采訪瞬間讓您確信這篇報道需要傳遞的核心價值？

黃依琳：在規培護士的那篇稿件中，我在對方手機里發現她在高速運轉的職場里承擔了各種壓力，非常焦慮。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她上個月可能還是一個正常焦慮的年輕人，下一個月已經有軀體化反應，想去死。時間如此之近，讓事情發展到一個無法扭轉的地步。我身邊很多人都為工作焦慮，覺得做不好是自己的問題。

這個細節讓我很恐懼，恐懼的瞬間讓我堅定了報道的主題：它不僅僅是呈現醫院的問題，而是要呈現一個無法適應職場、也無法逃離，最終被摧毀自信的年輕人的故事。

Q1：在追蹤運城女教師遇害案這起跨度22年的錯案時，您是如何發現線索并確定報道價值的？

黃依琳：我不是第一個報道這個案子的人，之前最出名的一篇報道是《南方周末》柴會群老師寫的，也是他把案子介紹給律師的。這個律師跟我閑聊時，我發現新的進展是柴老師稿子里沒有的，那還能再寫一篇，即隨著司法理念不斷成熟，重審案件背后的意義。

Q2：在采寫《運城女教師遇害案時隔22年再開庭：嫌疑人從被判無罪到再被起訴》這篇稿件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為什么？

黃依琳：我去采訪王鵬的媽媽，在山西農村，每家門口都是敞開的，我不費吹灰之力就進了院子。家里只有她一個人，我就說出了我的身份，表示馬上要開庭了，希望聽聽她的看法。她其實很有表達欲，說兒子是被冤枉的、被警察威脅了。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出現了一些突發狀況。她說著說著，就無法自控地發抖，漸漸躺到床上，我還在她藥箱里面找了速效救心丸。當時我很害怕，萬一老太太不行了怎么辦？我立刻給王鵬的姐姐打電話，她來了之后就像我預想的一樣劈頭蓋臉地罵了我，采訪也進行不下去了。但在這種時候稿子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趕緊救人。

系列統籌｜黃秋玥 陳曉冉 代婷

參與｜盧詠珈 徐鶴聞 彭楚玲

曹依霖 梁素綺 潘星儒

整理｜張益含 梁素綺

編輯｜張益含

值班編輯｜鐘詩藝

編委｜陳書揚 何芊曼

運營總監｜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