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美關系向何處去？

盡管中美關系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盡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付之，中美關系并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愿。

中美關系向何處去？這無疑是當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基辛格博士生前最后兩次就中美關系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的警告，或者說，同一個警告說了兩次。一次是在紐約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年度晚宴上的講話；另一次是在北京召開的由彭博社主辦的新經濟論壇上。基辛格強調了相關的兩點：第一，美中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了；第二，中美一旦發生沖突，將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為糟糕。

無獨有偶，《紐約時報》發表了弗格森的署名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已經在2019年開始了。這不是弗格森表達類似觀點的第一次，他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個觀點。

弗格森是幾年前“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的炮制者，他以這一概念來形容中美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關系，言下之意就是中美兩國不可能發生沖突。但沒有多長時間，弗格森180度大轉彎。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抱有這種悲觀情緒者絕非少數，而是普遍存在。當然，在中國，持這種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過不好表達罷了。

中美關系三個主要“陷阱”

這種觀點也并非空穴來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經驗觀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來，自貿易戰爆發以來，在學術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關中美關系的三個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臺面。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認為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美國；而美國也必然懼于自己的霸權地位會被中國所取代，從而發生戰爭。

盡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中國不會因為“國強而霸”，但美國方面對中國的恐懼變得越來越顯性。盡管沒有多少人認為今天的美國有能力圍堵中國，但中國方面也懼于被美國圍堵。兩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似乎已經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兩國能夠逃避這個惡性循環。如果這樣，最終的沖突就會不可避免。

再者，兩大國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來源于第二個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兩國之間，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缺少基本的信任。人們注意到貿易戰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只是因為雙方沒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決，而不是不能得到解決。更為糟糕的是，現在雙方尤其在官僚層面，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情緒化，缺少理性。當雙方的關系被情緒所主導時，就很難進行有意義的溝通，甚至沒有了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任度無從談起。

第三個“陷阱”即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認為當今世界秩序危機并不在于中美之間的爭霸，而在于中美兩國不能合作提供維持國際秩序的足夠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和其盟友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但中國或者沒有意愿，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替代美國提供這樣的公共品。

不過，問題并非如此。在當今如此復雜的國際局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有能力獨自提供國際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國際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并非沒有意愿和能力來提供這樣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國具有強烈的意愿和強大的能力來這樣做，問題是，每當中國這樣做的時候（例如“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被美國（和西方）視為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威脅。

美國需要中國提供的是美國所定義的國際公共品，在美國的權力構架內以美國認可的方式來提供。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對國際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國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的定義和規定的方式來提供。這種不同不僅阻礙了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導向兩者之間的沖突。這種不同又可歸因于兩國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

不管人們以何種“陷阱”來描繪今天的中美關系，實質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惡化的雙邊關系，及其對整個國際關系格局的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戰顯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而是很快從貿易領域向其他領域延伸，包括技術、軍事、意識形態等。

美國各方面對中國的批評、攻擊，甚至妖魔化，也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無論在香港問題還是在新J問題上，美國無所不用。可以預見，美國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會制造新的問題，例如臺灣和南中國海問題。美國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盟國和它站在一起應付中國。因此，有人聲稱，北約因為中國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中美關系如何發展

美國官員早已經強調，應付中國必須是“全政府的”和“全社會的”，而通過聯盟戰略，美國意圖在世界范圍內應付中國。美蘇冷戰結束以來，因為沒有了共同的敵人，美國和其同盟之間的關系的確在失去方向，但美國如果想通過把中國塑造成敵人的方法，再次強化和其同盟的關系，西方的確會再次陷入一戰和二戰的邏輯。

一旦中美發生沖突，誠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結果會比一戰和二戰更為糟糕，全世界都會遭殃。一戰、二戰起源于歐洲，主戰場也在歐洲，但今天中美兩國的影響已經遍布整個世界，兩國間沖突的影響必然會是世界性的。對這一點，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盡管兩國間并沒有爆發一場全面貿易戰，但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深受貿易戰的影響。

不過，不管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有三點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國（或者西方）內部矛盾“外在化”不僅解決不了其內部問題，而且會加深和惡化這些問題。美國聲稱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來自中國等威權主義體制的影響，甚至威脅，但這只是美國因為國內諸多嚴峻問題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現。實際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沒有多少美國人會這樣認為。

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脅來自西方內部，并非外部。從經濟上說，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福特工廠時代的工業經濟，幫助美國把工人階層轉化成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便是美國民主穩定的產物。如今，以蘋果手機為標志的知識經濟，則造成了美國內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會的高度分化，社會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正義。更為嚴峻的是，中產階層大大縮小，民粹主義乘機崛起。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隨著中產的萎縮，兩黨政治已經失去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從前，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充當了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照顧到中產階層的利益。現在，當中產不足一半的時候，社會分化加重，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不再，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成為了“否決黨”。民意碎片化，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自然崛起。

黨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不能形成一個有效政府。當一個社會面臨如此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效政府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說經濟結構失衡，可說是市場失敗的產物。市場失敗了，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但黨爭意味著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著政府的失敗。在市場和政府雙重失敗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內部的情況只會繼續惡化。

也沒有人會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確經常向國際社會轉嫁內部矛盾，但每次轉嫁的結果是國家間的戰爭；國家間的戰爭導致了互相摧毀，互相摧毀之后，便是各國的重建。不過，國家間的關系如果進入了這個邏輯，重建的代價也太大了。

美國今天把矛盾往外轉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選票便是權力的基礎，也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會群體，更不敢得罪具有影響力的既得利益。內部改革維艱，甚至改革不動，只好向外輸出矛盾。不過，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已經形成高度的依賴關系，向外輸出矛盾變得很不容易，經常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

盡管美國的各類強硬派不斷在中國問題上喧囂，但沒有人去提問這種喧囂的理性是什么？最后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更沒有人去問這樣做到底能夠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中國現代化無論如何將持續

第二，美國針對中國的作為可以拖慢中國的現代化，但阻礙和中斷不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簡單地說，中國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邏輯，這種邏輯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展開的，中國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現代化要依賴美國和西方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中國老百姓努力的產物，也是國家開放的產物。

即使中美之間發生了冷戰，中國的現代化仍會繼續。中國已經形成自身基于文明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套制度盡管還在改進之中，但已經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來源是內需。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市場之一，隨著“一帶一路”等項目的推進，中國市場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

就技術來說，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都會依靠從發達經濟體轉移擴散而來的技術，在這個階段過去之后，就會轉向創新階段，就會出現諸多原創性技術。中國走的也是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投入研發的資金在加速度增加。因為環境變化（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這一過程只會快。

第三，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不會任人擺布，而是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美國（西方）的誘惑，被動地拖入冷戰。一戰和二戰都是起源于歐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今天美國強硬派要對中國發動冷戰，中國是否有能力抵制？

首先，中國不想主動發動冷戰、也不想陷入冷戰陷阱的主觀意圖是明確堅定的。在領導層面，從早期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到后來的“新型大國關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標都表明了這種堅定性。其次，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防衛和保衛國家利益。

晚清之后，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和侵略。今天，這種情形難以想象。再者，中國也有能力抵制“大國政治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中國已經是國際大家庭的內在一分子，并且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國孤立起來。再者，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于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著“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

一句話，盡管中美關系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盡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付之，中美關系并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愿。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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