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澎湖海戰》，關鍵在于人民史觀

電影《澎湖海戰》引發了一些爭議。圍繞“明朝正統性”“評價施瑯”“清朝對中國的歷史作用”等議題，網上有不少爭論。

在我看來，所謂正統之爭，本質上就是英雄史觀。

英雄史觀，主張少數杰出人物主宰歷史進程，將歷史進程歸因于英雄的個人意志、才智，片面地夸大帝王的“雄才大略” ，否認普通人的歷史作用，無視底層人民的代價，淡化人民的反抗。這種觀念在當下的社交媒體中，就是現在網上的所謂帝王粉。

雖然現在我們頭上的辮子沒有了，見到官員也不用下跪了，但很多人心里的辮子還在，思想還處在古代。他們在看待歷史問題時，不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而是代入帝王將相的角度。他們非常崇拜歷朝歷代的帝王，更準確地說，是贊美歷史上那些心狠手辣、殺伐果斷、開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千古一帝，而那些對人民更好的仁君，反而顯得太弱，不受待見。

帝王粉對康熙、漢武帝頂禮膜拜，稱雍正為四爺，稱秦始皇為政哥。這種淺薄的所謂網絡化、年輕化包含一個深刻的諷刺：如果穿越回去，敢這么稱呼，一定是掉腦袋的。他們能當帝王粉絲，全靠人類文明向前，普通人獲得尊嚴。

他們口中的“政哥”殺伐決斷，對外征戰，吞并六國。吞并六國之后實行暴政，一人犯法，全家鄰里連坐；焚書坑儒，橫征暴斂。最后，老百姓不堪忍受，各地爆發起義，秦二世而亡，僅僅持續19年。

另一位他們崇拜的漢武帝，在位53年，開疆拓土，北擊匈奴，南征蠻夷，不斷對外征戰，打了35年仗，導致漢朝人口減少了一大半。漢武帝死之前，發現老百姓很苦很窮，男性被征召上戰場、服徭役很多都死光了。他覺得自己罪孽深重，給自己下了一個歷史上著名的“罪己詔”。

相比之下，宋仁宗性情寬厚，形成“慶歷之治”與“嘉祐之治”，該時期北宋人口從867萬戶增至1246萬戶。但這樣的皇帝，是沒有粉絲的，也沒有知名度。

帝王功績下盡是百姓血淚。廈門大學教授雷艷紅說，“對古代帝王的崇拜，是對所有戰死、斗死、冤死、餓死的靈魂的褻瀆。”對帝王將相進行客觀研究、贊揚、批評都是可以的。但盲目地推崇帝王將相，本質上就是脫離人民史觀的表現。

我們的教科書教的是唯物歷史觀、人民史觀，現實中卻有這么多帝王粉。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現代國家的概念，一般認為是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隨后，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讓人們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某個國王的臣民，而是國民和公民。在封建帝制結束前，中國的國家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概念。雖然不同朝代都強調文化和禮儀的認同，追求華夷之辨，但終究，皇帝是天子，是天下共主，是家天下。

1663年也就是康熙二年，滿清與荷蘭簽訂了《清荷協約》，協約商定清荷聯合消滅臺灣鄭氏政權。清廷承諾攻占臺灣后，將臺灣及所有城堡、設施移交荷蘭。這里的利益關系無非是愛新覺羅家族，為了穩定自己的統治，拿出自己的一塊財產，去和外國人做交換。

所以，很大程度上，明朝與清朝所謂正統之辨，本質上是愛新覺羅和朱元璋的子孫之間的正統之爭。人民史觀得到的結論應該是：不管什么民族，只有人民才是正統。

從普通人的角度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歷史結論。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呂思勉在他撰寫的《白話本國史》中，就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注政治和軍事的歷史撰述格局，著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歷史研究的目光轉向了常人常事，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

從人民史觀評價施瑯，不妨先評價岳飛。電影《滿江紅》上映時，在北方的票房更好。當時，《滿江紅》和《流浪地球》你追我趕，有網友統計，北方對《滿江紅》的排片更多。

金國全盛時期，統治范圍北抵外興安嶺，東達日本海，南至淮河，西接西夏。現在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北部、陜西北部、安徽及江蘇的淮河以北區域，都是原來的金國范圍。

這就出現一個有趣的畫面：“《滿江紅》后發沖冠，金人卻是我自己”。

但北方觀眾是因為自己是“金人”去看這場電影的嗎？顯然不是。南方人看了滿江紅，就要仇恨金人嗎？顯然也不是。我們看完滿江紅，不應該仇恨金人，更不應該引發現在中國南北的對立，這是荒謬的。人類總是相互殺戮。久遠的歷史，是算不清賬的。現在能確定的是，不管哪一族，在哪個地方，我們都是國民、公民。

岳飛還有另外一面。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岳飛率軍鎮壓江西彭友等農民起義。紹興五年（1135），駐守淮西前線抵御金兵的岳飛被調往洞庭湖，鎮壓鐘相、楊幺起義軍。這是南宋歷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農民暴動。他們打著“均貧富”的旗號，號召百姓反抗沉重的賦稅和官府的壓迫。但他們遭遇了宋朝的精銳——岳家軍。最后，楊幺被俘，被岳飛凌遲處死，不過，岳飛沒有執行關于屠城的密旨。岳飛不完全是為了百姓而戰，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南宋朝廷而戰，所以，岳飛被認為是忠君愛國的典范。

那么，我們紀念岳飛的什么呢？答案應該是保衛國家、抗擊外族對百姓的暴力，而歷史中沉淀下來的意義是反侵略。另一個角度，則是忠誠。岳飛的忠誠在當時體現為對皇權的忠誠，但歷史中沉淀下來的信守契約這個行為，是樸素的，也是高級的，是貫穿于整個人類歷史的正面行為。它促成了分工，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這不是用統治者的道德觀去分析，而是從更底層的唯物歷史觀、人民史觀出發得出的結論。

馬克思說，“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排除歷史局限性，去評價歷史人物，關鍵在于回歸普通人的主體地位，把普通人的利益、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作為評價的根本出發點。確立起人民史觀，我們不僅要知道人民是誰，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自己是誰，知道作為個體的我們和人民的關系。

那么，評判施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從人民史觀出發，評價標準就不是所謂正統，也不是施瑯是否叛主，而是清與明，鄭家與愛新覺羅，哪個更善待人民，哪家對人民的發展更好。歷史無法假設，這個問題，沒有確定的答案。不過，這不要緊，因為我們學習歷史，從歷史中學習前車之鑒，很多時候，比回答問題更重要的是：問出正確的問題。

本文發表于11月3日，ft中文網

end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第35屆中國新聞獎評論三等獎

第34屆中國經濟新聞獎評論二等獎

第28屆北京新聞獎一等獎

騰訊大家年度作家獎

新浪最有價值專欄作家獎

紅辣椒評論年度佳作獎

中國科技自媒體50人

已開快捷轉載，歡迎轉載

已開過白名單的公眾號，轉載請遵循轉載規則

您的關注是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