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換人：我們需要怎樣的技術未來？

“像自動化機器代替人，可以保證質量嘛，這一塊的話肯定是控制了。比如人燒焊的話，他可能會有某種情緒，可能會影響到這個工作。”

“每天上班，只要把料放好，機器就自己做了，就這樣。”

這些來自工廠的聲音，標志著一個屬于機器的時代正在來臨。自動化不僅改寫了工廠的節奏，也正在重塑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明明只是協助生產的機器，卻逐漸使人類退至輔助者的角色。人們開始相信——機器無所不能，甚至比人類更優越。

在這股看似不可阻擋的浪潮中，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許怡，深入智能制造和自動駕駛的產業一線。她以研究者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揭開了技術神話的另一面：機器并非中立，而是在社會建構中獲得權威，并逐漸主導勞動過程。只有從各式各樣的“機器迷思”中掙脫出來，才能喚起對一種更加公正、民主、以人為本的技術未來的想象。

《機器時代：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著者：許怡

出品人：楊曉燕

責任編輯：張丹妮

助理編輯：侯雨蓮

出版時間：2025.11

近年來，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對勞動力的替代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侵入我們的生活世界。一些技術以“提供便捷服務”為名，悄然滲透進我們的日常，如餐館掃碼點餐、超市自助收銀、銀行自助業務辦理。另一些技術則似乎橫空出世，其對工作的沖擊和對工作、消費方式的改變可謂是天翻地覆，例如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以及近年來在各大城市街頭冒出來的無人駕駛出租車(Robotaxi)。

還有一些技術，如工業機器人和數控機床，雖遠離大眾視野，卻在工廠里逐漸取代工人，成為生產的核心力量，高效且夜以繼日地生產著我們生活所需的各種消費品。這些現象無不揭示著一個事實：我們正加速邁入自動化與機器人時代，工作與生活方式也必將被其改寫。

機器來了，工人何去何從

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留給人類從事的工作可能越來越少，人類社會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進入到一個“沒有工作的世界”。1930 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了“技術性失業”一詞，與之并行的還有一個樂觀主義預言——技術的進步將把人們帶到經濟的樂土，屆時人們將擁有大量的閑暇時間，每周工作不會超過 15 個小時。然而，現實的發展卻和凱恩斯的預測大相徑庭。如今，工人們只感受到了對技術性失業的擔憂，而沒有進入到經濟的樂土或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技術的進步并沒有真正把工人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哈佛大學社會學學者雷雅雯從“人生階段”的角度來解釋工人們對“機器換人”的不同態度，認為處于不同人生階段的工人有不同的社會身份和責任。例如，二十來歲的年輕工人不擔心失業，因為他們本身就想嘗試不同的工作和行業，也認為自己年輕，有條件去學習新的技能， 因此大多不存在技術性失業的焦慮；而三十多歲的工人則上有老下有小，比較關心工作的穩定性，因此對失業較為擔憂；四五十歲臨近退休的工人對“機器換人”的趨勢大多顯得無所謂，因為他們的子女多已成年，他們也已履行完人生最重要的責任了。

雷雅雯的觀點的確具有一定的解釋力，我在田野中接觸到的工人對“機器換人”的看法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她的說法。

其實你從進廠的那一天你就知道，大家就是拿自己的勞動力換錢，對吧？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這么個水平，你不想干了你可以走，他（指工廠管理者）并不會阻攔。因為你就是顆小小的螺絲釘……你只是個普工，地位根本不對等。

—小雨 富士康普工 23 歲

以后要是工廠不用人了（全自動），就沒得做了，到時就回家種田。

—阿麗 新星足球廠普工 34 歲

以后不當司機了要么做個保安，要么去廠里打螺絲。現在還有啥（工作）好做的，都不好做。

—武漢出租車司機 D 40 歲

（問：您是否擔心無人駕駛出租車影響你們的工作？）我沒那種擔心。我馬上退休的人了，干不了兩年了。

—武漢網約車司機 A 50 歲

我現在出來做工就是為了玩，拼球的話做夠基本數量就好，不想太累……兒子 27 歲了，跑業務的，經常全國各地出差。他賺得挺多的，但是都沒給過我，有了錢就買車，給女朋友花錢…… 就希望他趕緊結婚生孩子，到時我就回家幫他帶孫子。現在沒孫子帶，回家都沒事做，要么在家躺著，要么打麻將，對身體也不好。

—鄧大姐 足球廠拼球工 50 歲

二十多歲的年輕工人血氣方剛、有行動力，他們容易對現實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不滿往往是因為工作條件而非機器；三四十歲的中年工人則囿于生計，行動決策往往優先考慮如何保障生計或捍衛既得利益； 臨近退休年齡的工人大多對變化無動于衷，他們很可能是意識上的覺醒者——基于他們多年的打工經驗，卻是行動上的旁觀者。

然而，“人生階段論”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不同年齡段工人對待機器的粗略態度，卻不足以解釋他們采取行動與否。工人對待機器的態度和行動，不僅與其所處人生階段有關，也與他們自身的具體處境有關。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得到了意識上的啟蒙，是否形成了關于機器的批判意識以及集體行動的意識。

“技術性失業”焦慮

作為一家日資汽車座椅生產企業，風馳廠在 2010 年的時候同樣受到了汽車行業罷工潮的影響，并在其后建立起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每一年，企業工會都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工人的薪資水平持續上漲。得益于那些年汽車行業的蓬勃發展，風馳廠的工人福利待遇很好，加之每年工資上漲，工人們都愿意在廠里長久地工作下去。

自 2015 年起，工廠陸續進行“機器換人”，核心工種焊工開始出現冗余。原本焊工的工作因技能要求高，工作環境中會接觸到粉塵等有害物質，因而享有額外的技能津貼和環境津貼，分別為每月 200 元和 150 元，這 350 元計入焊工的固定工資，相應的加班費、年終獎也以固定工資為基數計算。而在引入焊接機器人以后，大量的焊工被迫轉為普工，管理層以焊工不需要從事焊接作業為由，一度下達通告表示要取消焊工原本享有的津貼。

這項降低待遇的舉措引起了焊工們的抱怨和不滿，甚至引發集體行動。有一條生產線約十名焊工以停工的方式表達不滿。他們向管理層抱怨：

“我們是（以）焊工（的身份）進廠的……現在你們找理由不要我們焊，我們不焊又不是我們的錯。”

然而，該生產線的停工行動并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也沒有得到其它生產線工人的支援。管理層很快便從其他生產線調來多能工頂崗，生產很快得以恢復。參與停工的工人后來全部被解雇，資方按照其工作年限給予了足額的經濟補償。

其他焊工雖然不同意資方降低待遇的方案，但是有了前車之鑒，他們也不敢再貿然采取任何激進的抗議行動。由于企業實行集體談判制度，重要政策沒有工會同意是無法通過的。焊工們只能選擇拒絕在這份公司決議上簽字，并不斷要求工會與管理層協商溝通。最后，企業工會經過一年的兩邊協調，勞資雙方才達成妥協意見——不再從事焊接作業的焊工津貼降為每月 120 元，仍然從事焊接的焊工待遇不變。

工人們很難將這一結果解讀為己方的“勝利”，因為焊工們降低了原本的待遇，而資方則繼續通過所謂“人員合理化低減”的計劃裁員。

職位高的管理人員，年資長的工人都被約談協商離職，協商離職員工可至少獲得“N+1”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自企業實施自動化后，員工數量從 2012 年以前的 1000 多人減少到 2018 年的 700 人左右， 減少了約三分之一。此外，新招聘的員工大多是臨時工，包括派遣工和實習生。后兩類工人的薪資僅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線上，并且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遠遠低于雇傭正式工的用人成本。

結束對風馳廠工人訪談的四年后，我在風馳廠所在區域乘坐網約車巧遇了該廠的前員工何師傅，進一步了解到了當年資方裁員的一些細節。何師傅曾經是風馳廠最早進廠的一批員工，他從一線員工晉升到了現場管理者，廠內工齡長達 11 年。由于年資長、級別工資高，何師傅理所當然地成了企業裁員的對象。

他回憶到，那兩年廠里專門招聘了一位人力資源課長，負責裁減老員工。這位課長裁員的慣用伎倆是，先在日常工作中找出目標員工的差錯并收集證據，隨后再和對方約，談協商離職。迫不得已之下，何師傅接受了協商離職的方案。

離開風馳廠后的何師傅沒有回老家，而是選擇留在當地開網約車。當我問及他現在的工作和以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時，他說：“感覺不太一樣，以前收入更穩定，但是工作時間都不能自己控制；現在收入沒有以前穩定了，但是時間靈活一些。”

我再問他：“如果不是資方要求你離職，你會選擇繼續在廠里工作下去嗎？”他回答：“應該會。”

擁抱技術進步

并非所有的工人都對技術進步具有抵觸情緒，或意圖反抗機器的宰制。一部分工人對技術進步抱有樂觀的態度，他們屬于那類擁抱技術變革的人。事實上，抵制技術革新還是擁抱技術革新從來都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

我與曉俊的第一次見面是在 2017 年 5 月。當時，我帶著學生到向日葵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參訪，曉俊和其他工友受邀與學生們分享和交流。彼時，他仍處于工傷康復期，交談時常常刻意用另一只手遮掩自己受傷的手指，略顯局促和不自在。通過那次分享活動，我了解了曉俊的第一段工作經歷和工傷遭遇。

19 歲時，曉俊從技校機電專業畢業，隨后進入一家造船廠擔任電工。造船廠的工作不僅辛苦，還伴隨較高的安全風險。果然，不到兩年，他便遭遇了工傷。那天，由于工廠趕進度、人手短缺，他被安排操作一臺此前從未接觸過的錨機，結果因操作不當，錨機上的鋼板掉落，砸傷了他的左手食指。受傷后，主管讓他到廠里的醫務室處理， 廠醫謊稱只是皮外傷，簡單消毒包扎了事。后來傷口持續出血不止，主管才帶他去區級醫院就診。醫生告訴他傷勢嚴重，需要磨骨后再行縫合，并且必須住院治療。從未經歷過這些的曉俊感到十分恐懼，擔心自己會因此殘疾。

不僅如此，受傷后，工廠主任還找他談話，勸他不要申報工傷，“私了”的話工廠會給他兩萬元。曉俊心里明白，工傷上報會影響管理層的績效考核，也會給工廠帶來一定的影響。沒過多久，廠里又安排了班長和同事去醫院探望曉俊，大家也都勸他不要把矛盾鬧大，后來，在向日葵社工的建議和幫助下，曉俊堅持讓工廠上報工傷，最終被評定為十級傷殘，并獲得了相應的工傷待遇。

傷康復期結束后，他便離開了造船廠——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對重工企業產生了心理陰影”。之后的半年，曉俊回了老家，嘗試做了一些小生意，結果短短數月就虧了幾萬元，只好再次外出打工。

24 歲時，他應聘舒然廠工程部的技術崗位。該崗位的最低學歷要求是大專，所幸曉俊過去幾年一直在提升學歷，參加了成人高考并即將獲得大專文憑。也許是急于招攬技術人才， 舒然廠通過了他的求職申請，盡管他在入職時距正式拿到學歷證書還差五個月。

入職后，曉俊被派往工廠的機器人供應商處學習機器人的操作和調試，并取得了廠家頒發的機器人操作上崗證。工程部共有兩名技術員，曉俊負責控制系統的維護，另一名技術員負責機器人調試，同時，他們還需要培訓自動化生產部的機器人操作工，并在新設備引進時進行樣品制作和調試。這份工作每月到手工資近 7000 元，比他在造船廠的月薪多了 1000—2000 元。曉俊還計劃參加專升本的考試，繼續進行學歷提升。廠里還許諾將來派他到英國參加學習培訓，甚至有機會前往海外分廠教授當地工人技術。當時的他對未來充滿信心，與人交流時也不再刻意隱藏自己殘缺的手指。

“我覺得目前人工智能（自動化）這一塊是永遠是往上走的， 不會降低，國家是要發展這一塊，（學會）這個以后十年還是二十年，我都還能混口飯吃。”

——曉俊

2019 年 6 月，我對曉俊進行了第三次回訪，過去一年里，廠里給他們部門增加了生產半自動化機臺的任務，這使得他不得不經常性加班。工資雖然略有增加，但主要依賴超時工作的加班費。

按照曉俊的說法，加班多時，獎金反而會被削減，最終到手的收入變化不大。此外，由于工作太忙，廠里原先許諾的去英國學習的機會泡湯了，而此前提及的去海外分廠培訓外國工人同樣也只是張空頭支票。

談及對未來的規劃和打算，曉俊表示，由于所在地區即將進行城市改造，舒然廠已確定搬遷至周邊城市，而他并不打算隨廠搬遷。盡管這可能意味著不得不換工作，但他還是相信，持續的技能提升可以為自己贏得一個更好的職業前景。

短期內，他計劃要去報考可編程控制器（PLC）程序設計師證書。這個證需要自費參加培訓才能報考，考了證他就有了跳槽去其他公司的資本。

曉俊表示：“我們廠里做的（工作）有專業知識，但是已經落后了，沒涉及高的技術層次……我肯定想著要學習些更先進的知識，往更高的技術層次走，才能有更好的發展……機器人、自動化這個行業現在市場非常火，需求量非常大，只要有資源、有訂單，幾個人就可以合伙開公司。”

曉俊的經歷反映出，盡管技術進步可能為部分工人帶來向上流動 的機會，但這種機會并非必然，工人往往需要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如學歷、年齡以及相關的專業背景。

同時，曉俊的經歷也揭示了一個現實——技術賦能并非一勞永逸。隨著新技術的日新月異，勞動者花費數年時間所學習和掌握的知識技能可能很快被更新，甚至被淘汰。即便是技術型工人，也只能通過不斷的學習，并且往往需要自行付出經濟和時間上的成本，才能勉強跟上技術革新的步伐。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自動化機器的成熟和完善，技術型工人與技術之間的競逐也將變得更加艱難。

（本文節選自《機器換人》第七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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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許怡

版式 / Alice

「作者介紹

許怡，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獲清華大學文學學士、牛津大學理學碩士、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社會學。近年來聚焦技術升級與勞動變遷，主持多項“機器換人”相關研究，并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多篇高影響力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