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考研人數被考公人數反超：年輕人涌向了更具確定性的崗位

文|大 何

最近有兩個數字，放在一起看，特別有意思。

一個是考研報名人數。

繼去年首次下降后，今年再次減少了45萬，總數降到了343萬。

曾經高燒不退的“考研熱”，如今卻經歷兩個“跌停板”式的降溫。

另一個是考公報名人數。

國考報名人數不降反升，沖到了372萬，比去年又多了近30萬人。

這一升一降，一冷一熱之間，一道清晰的分野線已經出現。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從“上岸”的B面，涌向A面。

說白了，這反映了年輕人在風險偏好上的集體轉向：原來要成長（可能）性，現在要確定性。

之前有提過，其實現在考公務員想上岸挺難的，可以說是百里挑一。

人社部在 2016 年底披露，我國公務員數量為 719 萬，這也是其最近一次公布相關數據。

2023 年末，全國就業人口約 7.4 億，換算一下，公務員僅占就業人口總數的 1% 左右。

打工人里面，公務員還真是百里挑一。

而最新的國考報名數據又是另外一個百里挑一。

2026 年，國考招 3.97 萬人，372萬人通過報名資格審查，競爭比98:1，最熱崗競爭比超過7000:1。

此外，學歷、應屆生身份、專業限制……一道道無形的墻，將更多的人擋在門外。

首先是不能有犯罪記錄，沒被開除過公職或黨籍，年齡一般不超38歲（今年的最新政策，之前是35歲），這些都是基礎要求。

其次，公務員考試也不是誰都能參加，起碼你得有個本科學歷。

比如今年的國考，留給專科生的崗位只有區區20個，還大多在偏遠地區，并限定應屆生。

而為了保護應屆生，體制內崗位對應屆生的招錄比例近年來一直維持在七成左右。

層層篩選之下，能走到最后的都是幸存者。

這條路，遠比想象中要窄的多。

在如此激烈的競爭面前，年輕人為何還如此執著？

答案簡單而沉重：穩定。

后疫情時代，經濟增速放緩，企業裁員、業務收縮的消息不絕于耳。

相比之下，由財政保障、幾乎沒有裁員風險的公務員崗位，其吸引力被無限放大。

更不用說，它還附帶著在當地屬于中上水平的收入、齊全的五險一金，以及“十塊錢就能吃得比外面三十塊還好”的食堂這類實在的隱性福利。

這種對確定性的極致追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

有人調侃說，2020 年之后畢業的大學生，剛好撞上了CN版的 “就業冰河期”。

平心而論，日本人的書不一定都出彩，但造詞能力是真的厲害。

像 “低欲望社會”“M 型社會”“資產負債表衰退”，還有我們提到的 “就業冰河期”，讓人一眼就能讀懂背后的社會困境。

所謂 “就業冰河期”，就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青年就業率慘跌的十年（1993 - 2003 年）。

大學生的就業率從1993年的76.2%一路降到了2003年的55.1%，那是他們的谷底。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就業率只統計 “應屆畢業生中找到以賺工資、拿報酬等為目的工作的人”。

簡單說，只要能拿到一年以上合同，不管是派遣工還是合同工，都算就業。

相對來說，我們的統計口徑更寬——只要一周工作一小時，就算有工作。

我就好奇咱們國家的情況怎么樣，找了下數據。

智聯招聘去年有個報告說，我們本科生的offer獲得率（拿到錄用通知的比例）是45.5%，大專生反而高一些，有56.6%。簡單平均一下，大概51%左右。

這么一看，好像比當年日本最差的時候還要差一點。

而歷史的劇本總是驚人地相似。

面對困境，日本社會當年的選擇，和我們今天如出一轍。

首先是“延緩就業”。

為了保住寶貴的“應屆生”身份，大約有15%的日本大學生選擇延畢。

同時，1992年政府提出“研究院倍增計劃”，大幅降低碩士錄取門檻，考研成了另一個巨大的“就業蓄水池”。

資本也嗅到了商機，許多不具備研究能力的私立大學紛紛開設研究生院，導致研究生畢業人數在短短三年內幾乎翻了一番。

然而，這些都只是將問題推后，不管再怎么蓄水，終究還是要面對冰冷的就業市場。

1996年，日本私立大學碩士的就業率跌破60%，成了所有學歷中就業最慘淡的群體。

當考研這條路也走不通時，年輕人涌向了哪里？

答案再次出奇地一致：考公務員。

日本當年也是這樣。

經濟不景氣，政府就拼命搞基建，借錢花，財政部門手頭一下子闊綽起來，公務員的工資也跟著水漲船高，一度比在企業里上班高出30%。

于是，“考公熱”席卷了整個日本。

這劇本，是不是有點的感覺？

咱們這邊這些年也是“考公熱”居高不下。

智聯招聘去年有個調查，說超過60%的應屆畢業生都想去國企或者體制內單位。

這數字挺嚇人的。

如果這數據是真的，那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太對勁了。

這意味著年輕人都在放棄一切可能性，涌向了更具確定性和長久期的崗位。

這就形成了一個危險的閉環：越是優秀的人才涌入體制尋求安穩，市場的創新與活力就越可能被抽空；

而市場越是缺乏活力，體制外的機會就越少，年輕人就越會拼命擠進體制。

這看似是個人在不確定時代尋求確定性的“最優解”，但當數以百萬計的“最優解”匯聚成洪流時，便構成了整個社會的“次優解”，甚至是一種隱性的集體消耗。

那后來日本的“考公熱”是怎么降溫的呢？

說白了，就是當公務員的“性價比”沒那么高了。

其實，公務員和企業員工工資差距那么大，是建立在政府大量借債的基礎上的。

債多了，財政早晚要吃緊，就得收縮開支。

1998年，日本考公務員的年輕人比例高達64%，那年也成了日本公務員制度改革的轉折點。

從1999年開始，日本政府連續5年給公務員降薪，算下來總共降了40%多，差不多是腰斬了。

公務員待遇沒那么香了，再加上2012年以后企業效益好轉，年輕人的就業環境也改善了。

到2023年，日本考公務員的錄取比例已經降到了1:3，是近30年來最容易考上的時候。

總的來看，日本的“考公熱”大概也就持續了10年左右。

回頭看咱們國家，理論上說，這個轉折點可能也快到了。

很多人說，別總拿日本說事，我們國情、體制、外部環境都不一樣，不可能走他們的老路。

我同意，歷史不會簡單重復。

但歷史的引力又是如此巨大，它所揭示的底層邏輯——經濟周期、社會心態與個體選擇之間的互動關系——卻往往“恰如此時此刻”。

我依稀還記得幾年前互聯網上都是吐槽父母口中的穩定，說自己的人生要由自己規劃，不要一眼望到頭的生活之類。

結果現在都是用腳投票，巴不得自己的人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正如昨天文章里面寫的那句歌詞，不是我不明白，是社會變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