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是追隨型企業，羅永浩說得對嗎？

賽格特約作者 劉遠舉

羅永浩在一個近期的視頻訪談中說：科技公司大部分不是創新型，而是追隨型的。華為很牛逼，但他是追隨型企業。Oppo、vivo、小米都是追隨型企業。實際上從成功概率上，創新型企業的概率就很低，追隨型企業從商業概率上，要遠比創新型來的容易”。

《羅永浩的十字路口》羅永浩x何同學對談截圖

老羅這段話，實際在比較中美企業的創新能力。中國公司現在也具有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比如全球創新50強，經常會有5-10家中國企業入選，很多中國科技公司的研發投入也很大。所以，羅永浩這里所說的創新型企業，實際上是指顛覆式、開創性創新。在他看來，“創新型企業通常是靠個人英雄主義，而追隨型企業，用現代化的管理和機制”。

這也是這幾年議論比較多的話題。很多人認為，這些年，我們的企業家和美國的企業家，出現了氣質上的巨大差異。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馬斯克的星辰大海，遭遇了馬云的人間煙火，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馬云的生意太low了。更經常被翻出來的例子，是楊元慶和馬斯克的對談，以及黃仁勛2013年參加小米發布會的視頻。

他們覺得，美國在搞可控核聚變、頁巖氣革命、火箭回收、腦機接口、ChatGPT……反觀國內，企業家在思考讓人們點擊廣告，或是借高利貸。即便中國公司的創新，也是在美國企業開創的技術路線上，進行微創新和趕超，而沒辦法開創出新的技術路線。

技術創新：冒險精神和英雄主義

羅永浩這段話，是用個人性格去解釋中國企業家和美國企業家的差距，即中國企業缺乏個人英雄主義。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

個人英雄主義這個詞，往往與偏執、冒險、獨斷、熱情、勤奮、獨行特立這些品質聯系起來。正如intel前CEO安迪·格魯夫的名言：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格魯夫認為這種“偏執”是保持對潛在威脅的高度警覺，他認為“技術公司死于自滿，而非外部競爭”

暫且撇開中國企業家個體是否缺乏這些品質，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社會是缺乏對個人英雄主義的認同的。至少在在各級領導看來，個人主義主要表現為獨斷專行，不顧及實際情況。”

個人英雄主義在創新中，很重要的一個體現就是冒險精神。比如，微軟冒險投資OPENAL，開拓出一條新的技術路線。但中國社會對冒險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天津大爺跳水，被禁止了。北京一些公路兩側，也陸續建了阻攔網。一流大學的校園，普遍需要預約才能進入。輿論多強調提升安全，但有些活動的本質，就是不安全。都安全了，活動就沒有意義了。

這些冒險活動，的確像很多人所說的，是吃飽了。但一個群體，只有吃飽了，才能去關注那些飽腹之外的事，發生一些不同尋常的行為，比如仰望星空、研究無用的數學、創新。一定會遭受損失、死亡，但同時，一定會得到一些珍貴的東西。

冒險，不僅僅是體育活動，更是一種精神狀態，它要求人們超越自我、挑戰極限，敢于冒險、勇于拼搏。這種行為、這種行為背后的精神，其實與創新行為、創新精神是高度相似的。

謹小慎微，為了安全不斷地限制自由，會讓群體墨守成規。而群體是個體的基石，社會氛圍是個體行為的基石，不可能將之截然分開。不可能社會不接受任何極限運動，而又要求企業家群體在創新時具有冒險精神。一個人不敢冒爬一座小山坡的風險，企業家自然也不愿意冒賠錢的風險，科研人員自然也不愿意冒賠上自己名聲、事業的風險。

所以，對個體的尊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基礎。一個社會必須尊重個體的冒險精神，才有更多的創新。所以，可以說因為整個社會缺乏對冒險精神、個人英雄主義的接納，影響到了技術領域的創新。

英雄主義要制度支撐

企業是一個組織，受法律、公司制度、資本市場規則、社會氛圍等諸多因素制約。企業家的個性特征，自然也受制于這些因素。

北京時間11月7日凌晨，盡管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等多家機構投資者明確反對，在特斯拉2025年年度股東大會上，超過75%的特斯拉股東，仍然批準了馬斯克的1萬億美元薪酬方案。特斯拉股價盤后上漲1.69%。這份為期十年的“業績對賭”薪酬協議，可能把馬斯克送上人類首個“萬億美元富豪”的寶座。

特斯拉的股權架構是同股同權的，特斯拉龐大的散戶股東，紛紛支持馬斯克。社會氛圍容忍、看重馬斯克個人英雄主義在企業中的作用。

實際上，美國資本市場有一套制度，支撐企業家的個人英雄主義，那就是同股不同權。科技公司的特點，往往需要為了技術創新的潛在的長遠利益，放棄短期利益。這往往需要獨斷專行，所以科技公司往往采取同股不同權的AB股制度。

A類股一般由創始人和主要投資者持有，通常享有決策權和控制權。而B類股則由其他投資者持有，他們一般只有收益權，沒有多少決策權。這種結構下，即便公司大量融資，企業家仍能保持對公司決策的控制，自然就更能發揮個人英雄主義，在開拓性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例如，META、谷歌、京東等互聯網公司都采用了這種股權結構。

但基于中國《公司法》“一股一票”的規定以及兩大交易所制度的約束，在國內上市的公司，則是不允許有AB股架構的。好消息是，近年來，中國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為“同股不同權”公司上科創板鋪平了道路，也就為中國的科技企業，有更多的個人英雄主義，提供了制度基礎。

英雄主義離不開時代背景

人民網說：只有時代的馬云，沒有馬云的時代。

美國是發達國家，人均GDP在7.6萬美元左右，而中國在1.2萬美元。中國GDP達到了美國的60%—70%，這是因為中國的人口總量大。但14億人創造出來的財富，并不能全部用來投資科技，也不能都買科技產品，還得吃飯穿衣。所以，科技公司從經濟中獲得支撐是不一樣的。美國是第一強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國家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企業的特征必然也是不同的。

用一個比較形象的例子，如果覺得中國企業家沒有開創性精神，那么，同樣的，美國中產都在買游艇，家里有泳池，而中國中產還在買10來萬的車，流行的也是跑步這樣廉價運動。中產生活模式、企業創新特征的不同，其實根本原因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國家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

除了經濟發展階段這個背景，還有技術發展階段這個背景。其實，我們所看到的，現在的炫目的技術創新，都是源于多年之前。

克勞德·香農發表的《通信的數學理論》首次系統性地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為現代數字通信、數據壓縮等領域奠定了數學基礎。這也是任正非所說的5G的基礎，香農因此被稱為“信息論之父”。這篇論文的發表時間是1948年。

1964年，哥登·摩爾就提出了摩爾定律，那時中國剛剛從“三年自然災害”走出來，醞釀一場新的革命。OpenAI是現在最熱的公司，這家公司最危急的時候，是微軟大手筆投資救了它。而微軟成立于1975年，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恢復高考。1995年，馬云還在賣黃頁的時候，微軟就是全球壟斷性操作系統公司了。

所以，基于不同的經濟、技術發展階段，中美的科技公司，很難直接去比較開拓性創新能力。

現在都覺得當年聯想沒做芯片，錯失良機。但當年的聯想，不過是亞洲銷量第一。現在蘋果，坐擁全球手機一半市場，是全球利潤最大的公司，才開始實施趕超wintel聯盟的戰略。當年的聯想搞芯片，必然會失敗。實際上，當年倪光南是拿到錢研發芯片的，最后失敗了，被人騙去搞了房地產。

柳倪之爭：“市場派”和“技術派”的碰撞

再比如，很多人說，當年中國就搞過大飛機，搞過光刻機。但是，搞一架飛機出來，和量產進行商業飛行是不同的。至于光刻機，70年代，半導體光刻技術剛剛出現，中國還能跟上，隨著技術快速發展，沒有深厚的工業基礎，是難以跟上的。這就像小學生和大學生，一起學游泳，最初姿態都差不多，但后來小學生不可能和大學生游得一樣快。更何況，60年代，在中國收音機都是稀罕物，更別說去買CPU。沒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利潤支撐，半導體就要靠國家一直輸血。

但那時，中國更需要輸血的是鋼廠、發電廠、公路、鐵路、醫院、公共廁所。所以，即便中國那時全力發展半導體，最終也會因為沒有鋼廠、發電廠、公路，經濟貧弱，最終被拉下差距。而經濟的基礎，那些本該有的鋼廠、發電廠，全部成了荒廢的半導體設備。

所以，中國企業在技術創新上沒有個人英雄主義，最根本的原因，是國情不同。

承接技術擴散的集體主義創新

在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技術發展的作用。從長期看，只有當資本和有效的技術發展、技術創新相結合時，生產率提高，供給增加，才會導致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后，中國制造業尤其是出口相關的制造業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一經濟現象的實質是技術轉移和承接。出口的實質是參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背后則是技術擴散：FDI、進出口、世界工廠都是技術擴散的結果。

一個產品轉移到中國生產，外國工程師來幫助完成量產；為了降低成本，培訓本地化的人才，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這些都幫助中國學習到了技術，這是一個技術擴散過程。

其實，技術擴散很多時候，比這些模式更簡單。

一句話就可以導致技術擴散。如果可以穿越到古希臘或中國的春秋時代，可以給古人帶去一句話。那么，應該帶去怎樣的一句話，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人類的科學技術發展。科學家費曼說：假如只允許把人類的科學史壓縮成一句話，它就會是：一切東西都是由原子構成。這一句話，就可以刺激現代化學的萌芽，然后緊接著就是物理上的大發現。

中國創業創新大潮中，有一個所謂的Copy from America。同樣的，看到馬斯克的筷子火箭、戰斗機的形狀、人工智能要并行計算，這些簡單的描述，都能節約大量的試錯成本。

因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已經過市場甄別，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地鐵、發電廠、水壩、核電站、紡織廠、煉鋼廠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即使這種經濟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長期來看，總體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馬，有量、有速度即可——無須損失在試錯中的效率轉化成了發展速度。

在這個過程中，在大政府模式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產權弱約束，不追求市場效率，忽視風險就成為了承接技術擴散的優勢。

目前，中國在“從1到100”的產業化擴張方面，已展現出全球矚目的能力。這指的是將一項已被驗證的技術或原型，通過整合產業鏈、政府促進投資等方式，促進大規模制造和持續優化，進而發展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效率成熟產業。在新能源車、光伏方面，中國通過這種模式，已經占據了全球優勢地位。

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技術投資、補貼，微創新、再創新、產業鏈創新，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承接技術擴散過程中的集體主義創新。

中國的新能源車的崛起，也是源于這一模式。政府與市場雙重力量共同作用，政府的扶持政策為新能源汽車產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市場的需求則不斷推動著技術的創新與進步。需要指出的是，新能源車表現最為搶眼的并非與政府關系最為密切的國有企業，而是如比亞迪、吉利、理想、蔚來等民營企業。企業在政府扶持政策之外，通過企業家才能，成為了行業佼佼者。

2025年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吉翁就盛贊中國成功結合了產業政策和市場競爭。某種程度上，這恰恰是中國企業家把個人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實現了結合。而只有在這基礎上，才會刺激出中美企業、企業家之間的對比——畢竟已經沒有人拿歐洲日本的企業、企業家和美國對比了。

在時間維度上，也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例如，上世紀90年代，在486時代，那時，沒人覺得中國企業家應該有開拓性精神，去做一款差不多的產品。而現在，人們愿意比較中美企業的創新。

所以，不是這些年出現了差別，不是改革開放沒有一直實施科技趕超造成了差距，恰好相反，是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才縮小了差別。中國企業已經能夠緊跟世界技術創新前沿，才有了對比的可能。

這個過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華為，能在短時間內，沿著已經明確的自動駕駛、GPU技術路線，快速實現國產化。這個過程，需要有魄力的企業家，需要優秀的工程師、需要市場競爭環境。但顯然，這個過程，需要較少的個人英雄主義，需要較多的現代企業管理，以及協調各種關系。

過度追趕導致邊際效益遞減

但是，毋庸諱言，承接技術擴散式發展，只要上馬，有量、有速度即可，也帶來一個慣性問題，就是容易投資過度。

羅永浩恰好也在這個問題上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六年過去了，5G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對于普通用戶，專業領域我們不說哈，我是遺憾這6年沒看到有什么實實在在的東西出現。純粹的技術進步，有時候你不知道它應該做什么，但是后來可能就有用了。我是完全支持技術進步的，但是也有很多出來了以后，當時花了無數的心血投入，但最后就一直也沒什么用”。

2G-3G-4G，技術路線明確了，中國沿著這條道路，實現了5G網絡的領先。但是，在救護車上通過5G做手術，自動駕駛用5G操控，這兩個當年的經典5G應用，完全沒實現，是偽需求。實際上，現在5G的用途，大多數是可以被低成本的WiFi取代。

比如，國外有一種技術，就是通過家里的wifi信號，打電話。也就是說，即便周邊沒有基站，只要家里有光纖寬帶，別人撥打你的號碼，你也能接到電話。再假設一下，如果wifi沒有實名制，大商場、店鋪，都提供免費無密碼的wifi，那么，5G的意義還剩下什么呢？當然，在市中心，鐵路、公路沿線等場景，還是需要5G的，但5G的基站就完全不用那么密集和普遍了。

再比如高鐵，也是一個承接技術，再進行技術創新，反向輸出技術的典型例子。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投資過度的問題。現在很多地方的高鐵都不賺錢，很多人覺得以后發展起來了，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但是，隨著人口減少的趨勢，和人口向東部聚集的經濟規律，很多地方的高鐵，在可見的未來，也就是50年到100年間，是永遠不可能盈利了。而更遠的將來，高鐵的投入已經折舊完了，簡單地說，任何基礎設施都有壽命。這就意味著，浪費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了。

被模仿，不一定就是創新

帆船比賽，海上風發生轉向時，領先者不應去判斷風險是否變，由此選擇是否調帆的方向。而是應該回頭看落后自己的對手。落后者調，領先者也調，落后者不調，領先者就不調。如果落后者判斷對了，能從風中獲得最大動力，領先者也能。最終能獲得冠軍。如果落后者判斷錯了，落后者慢了，領先者也慢了，但仍然能保持領先，獲得冠軍。無論對錯，都可以保持領先。

如果不跟追趕者采取一致的措施，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他的判斷對了，從風中獲得最大速度。你的判斷錯了，停下來。他趕上你。另一種，他判斷錯了，你判斷對了，他停下來，你領先得更多。但是，這種領先對于獲得冠軍，保持優勢，是沒有意義的。不值得拿失去冠軍去冒險。

這就是著名的“領先者模仿追趕者”策略。隨著中國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全球創新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這引發了各國對中國的模仿，甚至包括領先的美國，也開始注重產業政策，在AI產業、制造業回流上施加政府影響力。

但應該看到的是，領先者的模仿，并非一定因為追趕者策略是對的。而是為了“都對、都錯”，保持優勢。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要明確兩個問題：

第一，當我們取得一定成就，被領先者們模仿，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創新，或者說我們的創新已經落地成模式；

第二，如果我們追求顛覆式創新，就要給予個人主義以更大包容，就不能沉迷在產業政策多么有效中，后者對集體主義的強調，更適合追趕，而不是創新。

綜上，羅永浩的觀點基本是站得住腳的，他把華為、三星、小米歸為追隨型企業，是能自圓其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