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發】G2：美國企圖“和平統一”中國的“戰略宣言”

【說明：本文寫于2009年，那時的中美關系狀況令人揪心、令人失望。現在特朗普“重提中美G2”，中美關系已經“換了人間”。特此重發本文，旨在讓各位讀者也能了解一下，中美關系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

G2：美國企圖“和平統一”中國的“戰略宣言”

郭海強

眾所周知，“和平統一”正是中國政府著力解決臺灣問題的長期政策。自馬英九主政后，當前兩岸關系似乎正在走上“先經濟、后政治”的發展軌道，“和平統一”眼見大有水到渠成之勢。那么，筆者將這個“和平統一”用于描述中美關系的現狀，這是愚昧無知還是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是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當然不是，筆者這個判斷完全是本著“求真務實”精神對中美關系現狀及其發展作出一個事實陳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當下國際社會面對因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中美兩國領袖均對當前的中美關系作出高度評價。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甫一就職即表示，“沒有哪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能像美中關系這樣重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其任內首次出訪亞洲四國時非常“貼心”地形容中美兩國應該“同舟共濟”。

目前，中美兩國已建立了60多個對話和磋商機制，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執法、科技、教育、能源、環保、航空等方方面面，此外中美雙方還特別建立了戰略經濟對話和戰略對話機制，為探討兩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全局性議題，以及促進政治層面的戰略溝通提供了重要平臺。

“9·11”事件以來，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18次會晤，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協調立場；雙方政府高層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觸與頻繁的互訪，“大大增加了兩國戰略互信，推進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由此可見，中美兩國的政治結合度在今天空前緊密，當下的中美關系確實“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勢”之下，20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的說法。其后“利益攸關論”被寫入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定位。

自此以后，部分美國政要和學者相繼拋出“中美共治世界”之類的時髦話題。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主張中美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系提升到類似二戰后大西洋兩岸關系的高度；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認為，中美關系必須成為一種與美歐、美日關系類似的全球伙伴關系；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兩國集團論（G2）”，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弗格森則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連美國軍方也來湊趣，提出了所謂“中美共管太平洋論”。

上述這些具有一定指標性意義的論調，雖然仍未成為美國政府的實際對華政策，但無疑集中地反映出近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新思維”。可以看出，這些讓中國主流精英感到頭暈目眩飄飄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與經濟兩大內容。

首先，精通資本主義營商之道的美國慣于將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大股份公司并當仁不讓地自視為最大股東，其他國家則根據實力大小、地位高低成為其中等級不一的股東（此即“Stakeholder”這個英語詞匯的本意），而美國作為“大股東”自然擁有“一言九鼎”的最后話語權。因此，中國一旦成為這個由美國主導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關方”，在享受美國所配給的權利之余自然還必須盡到“對美負責任”的義務。

明乎此，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里面的政治內涵也就不言自明了，無非就是將“社會主義中國”以一個漂亮的政治包裝“收編”進美國陣營之內，驅使從此“循規蹈矩”的中國為其“赴湯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環保、氣候變暖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等諸多國際熱點問題上“與美國展開戰略合作”。

同時，美國“收編中國”還有一個戰略目的，就是以此離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良好關系，尤為重要的是離間中俄戰略伙伴關系，使得中國逐步成為“孤家寡人”，不得不頂著“共治”的虛名越加“賣身投靠”美國。

明乎此，我們就能夠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為何主張“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提出“中美國”的弗格森為何表示“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世界最大儲蓄國的中國應該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

因為美國的政府官員與經濟學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對目前這種美國單方面受惠的中美經貿關系現狀感到滿意，并希望采取各種與時俱進的“忽悠術”好讓此一狀況永遠維持下去。

然而，中美經貿的真相遠不止此。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大旗下，在充斥國內各領域的大批漢奸買辦的幫助下，美國資本和企業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大肆購并中國的優質國企民企，不僅大比例地占領了各種產品的國內市場及控制了諸多重要產業，還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手段從中國的各級股市（A股、B股、H股）及各類證券里巧取豪奪，以低廉代價掠奪了巨額財富。

從上述事實之中，我們基本可以看清中美兩國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已經形成了何等緊密的、卻又不正常的“合作關系”。在一片“和平友好”、“經濟繁榮”的華麗景象掩蓋下，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已被西方全面滲透，導致在政治上屈從于美國、在經濟上受控于西方、國家安全飽受美國威脅、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的真實現狀。

當中國的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流入美國腰包，當中國的對美經貿依存度節節升高，當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乃至金融行業均被美國控制，請問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么？

有人會說，中國購買了最多的美國國債，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所以美國才要來巴結中國去“共治世界”，這不是好事嗎？那我們就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甲是一個百萬富翁，他借了一萬元給朋友乙，那么甲作為債權人自然可以天天催著乙還債，甚至以此威逼乙為他提供各種名目的“額外服務”；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萬元給乙，情況馬上就會顛倒過來，名義上甲雖然還是債權人，可他已經喪失了主動權，只能想盡辦法來討好乙，好讓乙早點還錢（別指望會有法院來幫你主持公道）。

這個例子說明，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謂“債權人”及“債務人”都不過是一個虛名，最重要的是看實質性的財富掌握在誰的手里，誰掌握了最多的實質財富誰就是老大。事實上，任何一個稍具國際金融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由于買進了大量紙面上的美元資產，為了使之不致嚴重貶值只能拚命維持美元匯率的穩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現在拋售美國國債，未來還要不斷地繼續買進。

換言之，中國的財富已經被美元套牢了，這意味著中國也已經被美國“綁架”了（個別中國高官也公開承認‘中美兩國利益已經捆綁在一起’）。因此，由于當今中國的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手里，在國際政治當中究竟是誰掌握著主動權，可說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著名論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依賴于經濟基礎，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方面對內推行“經濟至上”的重商主義發展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對外施行“全面開放政策”，結果是將原有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下的大批國營企業，通過所謂“改制”、“股改”等“市場經濟措施”轉變為國資、合資及外資企業。

筆者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經濟基礎”并非指那些高樓大廈、飛機汽車、港口鐵路以及生產企業之類的硬件設施，而是指誰擁有這些硬件設施的產權，亦即“生產關系”。

正是由于當今中國生產關系的性質已經從“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了，那么原來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即政府、軍隊、司法等國家機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自然也隨之轉變為“私有制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政治與經濟從來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響；既沒有獨立于政治的經濟，也沒有獨立于經濟的政治。換言之，如果你控制了一個國家的經濟，那就意味著可以控制這個國家的政治。

中國大陸對臺“和平統一”的思路就是“先經濟、后政治”，不料這個政策早被美國盜取了“知識產權”并轉而運用在中國大陸身上；《孫子兵法》里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本來就是中國政府“和平發展”理念的歷史來源，不料同樣反被美國成功地應用在自己身上。

日前，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少將發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一文，內稱“在這個時候談中國獨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其實都有點自大，因為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中國到現在還是被綁在美國的經濟圈上的，作為美國主要的產品加工廠、商品提供者，中國談大國思維、大國策略就必須考慮美國因素，這是中國今天的一種無奈”。因此，喬良少將認為中國面對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美國，不能讓美國崩潰，其實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我們都應該感謝喬良少將所說的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實話，他讓人們明白了當前這樣一個事實：從前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現在已經“改革”為“只有救資本主義美國才能救社會主義中國”。

綜上所述，就目前中美關系現狀而言，從表面上看，美國正在推行“接觸與遏制” 的對華政策，要求中國遵守現行國際秩序并按照西方標準行事，通過“分享權利（共治）”的形式將中國逐步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防止中國的“崛起”對美形成挑戰；但在實際上，美國正力求通過其在華的政治經濟代理人，借助各種經濟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瘋狂侵吞中國的巨額財富，進而實現在政治上長期操控中國，使之徹底成為美國的“附庸國”。

筆者認為，美國的“和平演變”策略早已獲得成功，現在已進入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歷史新階段，并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國”概念的出場，就是一個體現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實質的“戰略宣言”。

2009、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