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天堂海島｜三明治

文 | 憶懸

1

藍色水波之上，一架紅白雙色、十五座的小型水上飛機緩緩搖擺著，像一只張開巨翼的海鳥，撐開細足踩在兩只小船上，在起飛前努力保持平衡。

曬足了日光浴的度假村客人們，一個個從我們面前走過，偶爾有人伸出手握手道別。“謝謝，這是我們這輩子度過的最美的假日。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未開口說話的人，臉上也寫著對即將離開的不舍。然后他們扶著飛行員的手，登幾步梯子進入機艙。

飛機開始向前滑行，在印度洋海面上拉出兩道巨大的白浪。機翼下的窗戶里透出一張張緊貼玻璃的面孔，渴望在最后的時刻將一切留在眼底：無云的湛藍天空下，層層漸變的海面，就像在白色細沙上灑滿流動的剔透的綠色水晶、溫潤的孔雀石、還有各種色調的藍寶石，它們折射著光，呈現出令詞匯都顯得黯淡的色彩。坐落在這片環礁湖中的小島，如海中誕生的優雅生物，拖著幾串“長尾”——那是鉆進珊瑚礁的木棧橋，連接著風光片中標志性的海洋別墅。

這正是幾個月前，我第一次在陽光下見到的馬爾代夫，美得就像夢境一般。

只是夢會醒來。此刻，我裹在一身鮮艷的化纖酒店制服里，黏糊糊的后背，腫脹的雙腿，還要擠出一個清爽的職業微笑。身旁的同事排成整齊的一列，像擺拍背景板中的雕像：擺手、微笑。站在我身邊的韓國同事智恩把“再見”說出了聲，揮動的手臂朝我的面頰送來一縷幾乎察覺不到的熱風。

飛機從海面升起，在一片藍色中漸漸遠去。站在扶桑島度假村碼頭上送行的一行人，繃緊的弦一般被瞬間松開。我伸手去拍智恩的肩膀，正準備在她耳邊輕喊一聲“解放了”，Maria 的聲音涼涼地截住了我們：“姑娘們，你們頭上的花已經蔫了。”

Maria 微仰起下巴，微笑的弧度恰到好處。夾在她梳得分毫不亂的短發上，一朵花瓣舒展的粉色扶桑，顯然剛摘下來不久，和她釉紅的唇彩、干爽的面頰一樣無可挑剔。身為前臺經理，她的確以身作則，是優雅女性的典范。“記住，前臺是度假村的門面。”

我一把摸下插在腦后發髻里的扶桑花——經過一天的暴曬早就萎靡閉合了。我嘟囔了一句“知道了”，又沖智恩眨眨眼，輕聲說“我先下班啦”，然后在輻射著熱氣的棧橋和沙地一路快走，將Maria 欲言又止的眼神留在腦后。

扶桑島沿岸茂盛的印度桐棉和椰子樹撒下片片陰影。島兩側的酒吧里傳來節奏輕柔的音樂，客人們喝著冰飲，休閑地拍著照。有人趴在無邊泳池邊望著大海，然后一轉身，像一條人魚在泳池里撲騰起快樂的水花。

經過酒店大堂、主餐廳和旅游商店，繼續沿著島中央的主道走一會兒，兩道高高的灰色水泥墻出現在茂密的灌木叢后。我推開墻中間標示著“僅限員工出入”的木門，瞬間從寶石般多彩的假日風光踏進屬于我的現實。

除了幾位高位階經理外，三百多位工作人員都擠在這圍墻之后的員工區里。宿舍樓、食堂、洗衣房，女性禁入的穆斯林祈禱室，還有墻上釘幾片木板就是貨架的小賣部。唯一的娛樂場所是四方盒子般的員工酒吧和一個放置了一臺電視和幾張桌椅的活動室。高墻之后看不到馬爾代夫的海，夜晚也聽不到海浪聲。在迷人的天堂海島上，碧浪白沙是屬于客人的，下班后的我們只能從員工區的一角走到另一角。

女生樓下的空地前，幾個男性員工圍坐在幾把塑料椅子上抽煙，說著我聽不懂的迪維希語。我假裝沒看到他們上下打量的眼神，快步跑上二樓。

今晚是和室友約好聚會的日子，誰都別想擾亂我的心情。

2

我是什么時候睡著的呢？本來想在床上趴一會兒讓雙腿血液倒流，放松站了一天后酸痛的脊背，然后就起來洗澡換衣服，沒想到閉了一下眼，就掉進了無意識的黑洞。

房間里暗沉沉的辨不清時間。唯一的自然光來自靠近天花板位置的玻璃窗，只有一片枕頭大小的開口，吝嗇得讓人懷疑玻璃在這里是一種奢侈品。又或者這是為了保護女員工的安全，防止有人夜半翻窗？畢竟島上員工的男女比例是10:1。

我陷在皺成一團的被單里不想動彈。渾身被包裹在混合了汗水的咖喱味里，曾去過員工食堂的證據。皮膚不知道什么原因又過敏了，頸脖上起了細小發癢的疹子。就像夏季里的陣雨，假如不動手撓，很快就會來了又去吧。不記得連續工作多少天了。在上班時間里努力微笑了九小時，現在就允許自己像爛泥一樣自暴自棄一會兒吧。反正手邊待機的電腦屏幕上，我等待的聊天頭像還沒有亮起來。

上一次實時對話是什么時候的事了？相隔著安達曼海、泰國灣和南海的他，此刻在那一端做著什么？

從科倫坡轉機的航班終于抵達了馬累國際機場。入夜了，簡陋的入境廳里人影綽綽。白日留下的燥熱附著濕氣。空氣里彌漫著海洋發酵的味道。

在面目模糊的人形衣衫的移動中，我一眼看到了他。當那張我思念了很久的面孔綻開笑容，那一瞬間，除了他以外的一切，都成了無序顆粒密布的遠景。

我忽然感到不知所措。過去的幾周，我幾乎每天都在網上告知他自己的行程。我告訴他，我從上海出發了。從重慶飛到了昆明。昆明入境老撾坐了臥鋪。在曼谷的網吧里，我定好了會從科倫坡轉機的最后一程。然而當終于面對面、他變得觸手可及時，我卻猶豫著該說什么，才配得上在我們的戀愛史中，這個將被定義為歷史性時刻的節點。

頃刻間，J已經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雙腿跪在地上，俯下身，毫不猶豫地親吻了我的腳面。

仿佛有電流從胸腔向上蔓延，翻滾的血液涌上我的臉頰。我慌忙伸手去抓他的肩頭。我聽到自己被壓在喉頭的、發著顫的聲音：“天哪，快站起來！” 這竟然成了分別一年以后，我面對他說出口的第一句話。在網上聊天的時候，他說再次見面時會跪下吻我的腳。本來以為是在開玩笑，沒想到他真的去做了。

我把臉埋在J 的胸前，鼻尖觸到他襯衫領口露出的皮膚。那活生生、熱騰騰的氣息讓我好像回到了我們在上海約會時的一年多時光。

一年前，J突發急病，聽從醫生的建議回老家英國動手術，然后是他漫長的療養和我們跨越兩國的距離。J在馬爾代夫找到一家雜志社的工作時，我也剛忿然裸辭，離開了一家會叫節目組女員工陪客戶喝酒的傳媒公司。

我對未來沒有太多預設。工作了四五年的電視制作行業讓我感到厭倦。我想見他。

只是，在馬爾代夫重逢不久后，J的工作又發事變。他面試得到一份香港的新工作，而我已經開始在扶桑島度假村上崗。童話故事里的“Happy ever after” ，是因為主人公們永遠不需要為付房租、辦工簽發愁啊。

上海到倫敦。馬爾代夫到香港。時差從七、八小時縮減到三小時。然而我們仍活在互相平行的時間軸上。我總是上清晨五點就要起床的大早班，遵循伊斯蘭教法，工作六天換一天休息日。他總是在加班，或下班后參加各種公關媒體的派對和社交活動。偶爾同時上線的日子，其中一人很快又會因各種原因下線。

“在一起”這三個字，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樓。在我們向前走的時候，那座可以滋養干涸的綠洲也在不斷地前移。分開的日子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呢？想到兩人的未來，他也會像我一樣深深地感到不安嗎？

J 的頭像在屏幕上沉默著，一動不動。房間里唯一的聲響來自頭頂狂吐冷氣的空調，呼呼叫囂著，吞沒了我一個個無足輕重的嘆息。

我從床上撐著坐起來。視線正對靠墻的雙開門衣柜，是宿舍三人合用的。掛在柜門把手上的鐵絲衣架上，有幾件室友在陰干的內衣。

未來是抽象而不確定的。確定的只有眼前的這十來平米和三張單人床，以及三個分別從中國、日本和韓國來的女孩兒——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年齡，第一次離開祖國在海外工作。

3

門砰的一聲推開了。“我們回來啦！” 智恩和日本姑娘美都一起走了進來。

智恩把手里提著的巨大購物袋放在地上，發出一聲哐當的悶響。她笑著對我說： “看看里面是什么？”

敞開的袋里，一個個黃銅色的圓頂、森林綠的罐身，摞成了一大垛。是員工酒吧賣的容量330毫升一罐的歐洲啤酒。

“你怎么辦到的！” 我驚呼。

幾天前，我剛大鬧過員工酒吧。看到法國行政總廚從吧臺買了一瓶伏特加，裝進紙袋走出大門，我隨即拿著從HR那里一美元一張買來的一小疊兌酒券，跟酒保說，全買啤酒，不用開罐，我要帶走。酒吧回答，不可以把酒拿出去。

扶桑島酒店百分之七、八十的員工都是國教為伊斯蘭教的馬爾代夫本地人，官方禁止飲酒。我們這些非穆斯林的外國員工，從一開始就也接受了這項“只能在酒吧內部喝酒”的規定。所謂入鄉隨俗、尊重他國文化；即使馬爾代夫的酒店向各國客人供應酒精和豬肉，賺足全球經濟的紅利。

我指著行政總廚剛剛離去的大門問，這是什么規定？可以解釋一下嗎？

矮墩墩的酒保，穿著天藍色白點的短袖制服。大概因為是對員工服務，他的胸前也沒有名牌。就像一堵敦實的灰色水泥墻，職責是圍欄、隔斷，他面無表情地站了一會兒，然后拿起抹布開始擦吧臺。任我一遍遍要求他解釋規則為什么因人而異，酒保始終緊閉著嘴，雙眼黏在了被水漬、酒漬層層覆蓋的玻璃臺面上。

智恩得意地笑起來。 “那個酒保休假了，臨時代班的是朋友。”

智恩和美都把她們的床挪到一起，房間中間剛好夠三人圍坐一圈。我們在地上鋪了幾張A4紙做餐墊，擺放上從員工小賣部里買的有限的幾種零食，薯片、鯪魚罐頭和巧克力，再點上蠟燭。在幾件家具的包圍中，宿舍派對開始了。

在熄了熒光燈的房間地板上，茶燈燭火搖曳。智恩“偷渡”出來的一大袋啤酒，被我們整齊地擺在地上，組成三乘十的隊列，就像三十個站姿端正的戰士，有著誰也無法侵犯的氣勢。我內心感慨，無論是自己堅硬的棱角，還是比智恩更流利的英文，在有些事上毫無用處。

“Maria 今天有沒有繼續教育你們？” 我問。

“老樣子。” 智恩聳聳肩，說，“迎接客人要用鮮花，我們頭上要插鮮花，島上的花叢都快被我們摘禿了。”

美都補充：“客房部每天也要摘很多花布置床鋪。”

我翻了個白眼：“所以我們可能很快要去爬幾米高的樹采花了。”

笑聲像廣場上的鴿子，撲閃著翅膀飛起。我們聊工作中的混亂，客人們奇怪的要求，哪個部門又有新員工受不了島上的生活，試用期未滿就離開了。小島上不存在永遠的秘密，八卦和傳聞是貧瘠精神生活中必需的鹽與糖。

幾個月前，智恩還是首爾的一位鋼琴老師，美都在東京做辦公室白領。我們當然想和經理Maria 一樣整天保持優雅從容，前提是能像她一樣大部分時間待在陰涼的酒店室內和辦公室，只偶爾在重要客人離島時出來送別。但我們幾個GRO（賓客關系專員）不可以。何況在中國客人入住高峰那幾個月，日均一百多位中國人，而我是全島唯一一個說中文的工作人員，所以我更是從容不起來。

“我們堅持了挺久的。” 美都用紙巾擦過易拉罐，遞了一圈酒。

“沒錯！” 我附和著，硬生生咽下后半句：就是每一天都有點難熬。自作振奮的情緒就像是從易拉罐里沖出的氣體，短促地爆響，然后消失在地板上方。

智恩舉起手，撐開手掌。“看，我的手都變成這樣了！” 她那藕節似圓滾滾的手指，在關節處陷下一個個梨渦。來島上幾個月，智恩的體重激增。

美都安慰她：“等離開以后就會瘦下來了。”

我看著美都：“我們三個人里，你的變化最小了。”

美都卷起T恤的短袖邊。“不是的，我也曬黑了。”

我灌了一口啤酒。“今天有中國客人說，見到我第一面以為是東南亞人。甚至還有男客人說，變這么黑會找不到男朋友吧！”

我們笑得東倒西歪。美都捂著嘴，睫毛在流海下劇烈地抖動。智恩按著自己的腰，大喊肚子疼。我們笑東亞對雪白肌膚的集體偏執，笑客人無理卻自信的提問。直到力氣殆盡，宿舍里突然安靜下來，只有燭油快燃盡發出的微弱的噼啪聲。

“你們后悔來這里嗎？” 美都問。

智恩皺著眉嘆了口氣，側過身用手擋臉，仰頭灌了一口啤酒。

后悔嗎？我好像沒有認真想過。當我一次次在甲板上迎送清晨最早的一批客人，目睹太陽緩緩初升于寶石般明亮的海面，我都好像在親歷一場奇跡。我為自己能見證并置身于這樣的自然之美中感到慶幸。有時我也會想，雖然一天的其它時間都填滿了瑣碎的工作、人際和生活的煩惱，但能換這一場鬼斧神工的日出似乎也值了。只是假如扶桑島不是一家馬爾代夫公司、而是隸屬于更專業和人性化的國際酒店管理集團就好了。

來扶桑島工作不久，我就繼續留心起本地酒店的招聘信息。上一次休假離島，我去四季酒店集團下的度假村面試了。同樣標榜著五星級，四季的管理和員工條件明顯比扶桑島優秀得多。我留心到那里的員工組成更國際化多元化，他們的員工食堂里甚至還提供港式點心。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吧？” 我猶豫地說，句尾在漆黑深海中游動，無法辨別方向和終點。

月亮已經在扶桑島上空升起了，盡管從宿舍狹小的窗里看不到月亮。被剪割過的夜空，就像房間這四堵白墻和單人床一樣局促，令處境相似的我們更心有戚戚焉。

智恩、美都和我，用被曬得深淺不一的手臂舉起啤酒，用三人間唯一能溝通的語言英文宣誓：“我們早晚會離開這座島。”

這是我們約好了結束每一場派對夜談的魔法咒語。

4

我在元旦前幾天來到扶桑島度假村。那一年，中國入境游客人數第一次超過了馬爾代夫傳統的幾個西歐國家。中文成了許多度假村緊缺的技能。加上我的簡歷里還有兩年英文節目采訪制作的經驗，工作語言過關。所以從開始投簡歷，到簽下工作合同，辦好工簽，然后飛到扶桑島上正式入職前臺部門——短短四周內，生活如走馬燈翻轉。

上崗培訓第一周，我生了一場病，被送回首都馬累島看病。一回來趕上節假日高峰，就像一只步履蹣跚的笨鴨，被匆匆趕上架開工。起初的幾周手忙腳亂，但因培訓不足一時欠缺的知識和方法都可以邊干邊學。真正讓人感到困擾的卻是一些明文規則外的灰色地帶。

某天開始，菲律賓籍的經理Maria突然要求我和智恩、美都在客人面前稱她Miss，沒有客人的時候，可以照以往直呼其名。這件事實在耐人尋味。從我們入職一開始，職場慣例就是同事們不分層級，互相叫對方名字。為什么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Maria突然要求我們在客人面前、要對她使用禮節性稱謂？

幾天后，智恩在辦公室里跟我耳語：“我發現Maria 只對我們三個人提了要求，但是Anna 和Asya 就不用叫她Miss。”

“你確定？” Anna 和Asya是同部門的德語和法語GRO。

智恩點點頭。“剛才在一堆客人面前，我聽到她們跟Maria 說話，只叫了她的名字。然后我問過Anna了，Maria就是沒有對她們作要求。”

我控制不住地從唇縫里吐出一句F 打頭的臟話。職位相同的五位外語專員，在這件事上卻被經理分成兩個等級嗎？Anna 是德國人，但講法語的Asya 是土耳其人。據我所知，土耳其絕大部分在亞洲板塊，更何況Asya的名字在土耳其語里的意思就是亞洲。

我憋著一肚子氣，在辦公桌前的電腦上敲打著鍵盤，擬寫要由客房部發送到全島客人房間的邀請函：明晚自助餐廳里提供南亞特色美食，還會在沙灘邊表演民俗歌舞。“最尊貴的客人，我們誠邀您……” 可笑的是，用英文給客人寫通知和信函的任務，每次都交給我這個中文專員，而非講歐洲語言的Anna 或Asya。大家都認為我的書面英文在五位專員里最好。

不知道什么時候，Maria 回到了辦公室，她把幾張文件放到我和智恩的手邊說：“姑娘們，看一下你們明天的排班，另外——”

我從座位前猛地站起來，椅子差點被撞翻。坐在隔壁的智恩趕緊替我扶住椅子。

我轉向Maria，直直看進她的眼睛。“只有我、美都和智恩需要尊稱你Miss，Anna 和Asya卻不需要嗎？”

Maria 瞪大了雙眼。她那張永遠浮現著蒙娜麗莎式微笑的面孔，瞬間出現了微弱的扭曲，嘴唇翕動了幾下，什么音節都沒發出。

我等不及，接著朝她發去一串子彈。“你為什么要對我們區別對待？區別對待的標準是什么？”

她猛眨了幾下眼，開口說：“你現在是在對我提嗓門嗎？”

我瞪著她不回答，然后轉頭看向辦公室遠處的天花板一角。

“下班以后來我的辦公室。” Maria說完走回自己獨間的辦公室。

我坐下來把通知寫完，反復檢查了幾遍語法和格式，然后用鼠標按下了打印。看看電腦屏幕上的時間，今天我也超時工作了。再不下班，上司們也不會感激我。和做晚班的智恩交接完工作，我走出辦公室，回到宿舍。

我沒去見Maria。當天沒去，第二、第三天也都沒去。起先我還在氣頭上，后來也開始反思，自己當時的說話態度是不是的確沖了點。可我并不打算為自己對經理提出質疑的行為道歉。

Maria沒有再找我談這件事。我也沒有提起。只是我和智恩、美都約定了，除非她對所有人提出統一標準，否則無論在誰面前，她永遠只是 Maria。

5

每個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釋放壓力，填補下班后的無聊和空虛。

智恩每天吃好幾條甜到嗆喉嚨的巧克力：小賣部里賣的嵌著堅果的Mars 或者椰肉絲為餡兒的Bounty。按尺碼分發的制服她穿著越來越緊，直到紐扣扣起以后，不時會呼吸不暢。智恩偶然去駐島醫務室領藥片來舒緩胃部不適，而愛捏她臉蛋逗她笑的男友Shamim，一個同在前臺工作的馬爾代夫小伙子，是她精神上的止痛片和安慰劑。

美都本來話就不多，后來變得越來越沉默。下班以后，她經常坐在床邊，對著一面圓鏡反復勾勒眼線和睫毛。我一度猜想她是不是和智恩一樣，同事中出現了喜歡的人。后來才意識到，化上精致的妝容，對美都而言就像是披上盔甲迎接世界。即使下班后她只是和我們一起走出宿舍樓，去十幾米外的食堂吃晚飯。小小的宿舍既是關住我們的牢籠，又是在這毫無隱私的小島上，唯一一處可以安心躲藏的角落。

我缺乏食欲，不太會化妝，防曬霜只顧得上在早班出門前涂抹一次。我好像總是在和人起爭執，胸膛里就像有一門儲滿了火藥的大炮，一丁點事件就能點燃引火線。是智恩和美都耐心地陪在我身邊，共情我無法控制的憤怒，在我哭泣的時候拍拍我的背，遞上紙巾和擁抱。

因為無法選擇室友，這種互相尊重信賴、讓人舒適的關系實在來之不易，得來是一種幸運。

美都是我們三人中最晚來到扶桑島的。在她加入我和智恩之前，宿舍第三張床的主人換了又換。最開始被塞進來的是在餐飲部工作的一個印度女孩兒。她上完晚班回來以后，總是在我和智恩試著入睡的時候坐在床上大聲打電話。我請她考慮一下室友，關上門去走廊上打。這樣的提醒一再發生，我終于忍無可忍，責問她為什么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到身邊的人。她吼回來，說無所謂，因為她并不是來這里交朋友的。試用期未滿，她就離開了度假村。

平靜沒幾天，第三張床又有了新主人，這次是餐飲部新招的俄國女孩兒Alina。

Alina來到的第三個早晨，我又一次渾身打著寒顫醒來，腦袋像注滿了水的氣球，又沉又脹。壁掛空調在我的床上方，發瘋般地朝下吐著冷氣。我身上蓋著的一條薄薄的棉布被單，涼成了一層冰。

5點。我照例是宿舍里最早起床上早班的人，因為來自中國的國際航班總是最早抵達馬累機場。幾步走到宿舍另一頭，抓起放在寫字臺上的遙控器。果然，昨天調的25攝氏度，在我和知恩睡著以后，又被Alina調回了遙控器的最下限：17度。

我的鼻子堵塞，喉嚨里像是被無數枯草尖刮擦著。想到自己竟然在熱帶國家凍到扁桃體發炎，而且半小時后要帶著這樣的狀態去迎接客人，佯裝幸福和自豪——“歡迎來到美麗的天堂島國，每天生活在這里的我當然無比快樂”——我的胸腔里升騰起一團火。要不是智恩還在酣睡，簡直想把遙控器砸到墻上。狠狠地連按幾下，我再次把溫度調到25度。

我和Alina 之間不可調和的分歧從第一夜就出現了。從西伯利亞來的Alina堅持，25度太熱，她睡不著覺；而過低的冷氣會讓在長江三角洲長大的我手腳冰涼、感冒頭疼。韓國姑娘智恩性格溫和、用英語又吵不起架，正如三人地理坐標的中位，她在這場對峙中成了沉默的中立國。

這場宿舍室溫之爭，和平溝通無解，很快上升到了皮下針尖一樣微小、但讓人處處抓狂的消極攻擊。比如，我從衛生間沖出來，滿臉厭惡地對Alina說：你上完大號不沖廁所嗎？

Alina反擊：那你呢？你每天都不整理床，邋里邋遢！

我：我的床再亂，也是在屬于自己的空間。你不沖廁所卻惡心到我們所有人！

Alina找不到話反擊，摔門離開。

在可以使用邏輯爭辯打的仗中，我總是會勝。然而成為贏家那一刻的暢快和得意，很快會被沮喪和自我厭惡替代。又一次把精力和情感耗費在這樣小家子氣、而非文雅有格調的事上，我正在變成一個越來越可悲的人嗎？問題的根源出自環境還是我自身？

在給J 發的短信和郵件里，我好像永遠在訴苦。他安慰我說：“試著跳出來看看更大的圖景。總有一天你會回頭來看現在的生活，明白這段經歷的寶貴之處。”

道理我大概都懂，然而格局不能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我去人力資源部請求，把Alina 換去另一個同樣偏好嚴寒環境的宿舍。人事經理用一副“麻煩鬼來了”的表情看著我說，調動宿舍不可能馬上發生。

為什么？我追問，同樓層明明還有女生獨住一間，為什么非在我們這里塞三個人？看著人事經理魚嘴般一開一合的厚唇，我漸漸分神，他口中冒出的各種借口和鬼話，變成了一串只有音節、沒有意義的空心泡泡。

我開始盤算著下一步做什么。

6

一股熱浪從洗衣房的接收窗口撲面而來。里面的幾個隔間里，大型洗衣機和烘干機不停轉動轟鳴，好像在制造悶雷。有人在機器前來回走動，有人把一大捧白色織物從滾筒里取出，再扔進另一個滾筒。靠墻的一張長桌前，一個精瘦的工作人員從堆成一座小山的織物中抽出一件，麻利地在空中抖開、鋪平，然后傾斜著上半身開始熨燙。每個人都仿佛站在一條高速的流水線上，一停下來，就趕不上這個小島產出臟物的速度。

我搜尋著每一個人的視線，希望有人注意到我。過了一會兒，從里間走出來一個敦實黝黑的工作人員，油亮的額頭上布滿一層細密的汗珠。他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抹著臉，一邊快速打量了我一眼，然后開口說：“今天沒輪到前臺。”

“不是因為這個……” 我當然熟知每周兩次來洗衣房送洗床具衣物的日子，錯過了，洗衣房就不接收了。我的手指緊緊捏住制服上衣中間的一粒紐扣。看著他充滿疑惑的臉，我用自己能發出的最溫柔誠懇的聲音問，“能不能多給我一條被單？”

“什么？” 不知是我的聲音被滾筒的機械聲吞沒了，還是因為這個要求太罕見，他無法理解。按規矩，島上每個員工統一領取床具和制服，送洗一套，再領回另一套。聽起來是便于管理、非常合理。

我清了清嗓子，把頭湊近窗口，又一詞一字地說了一遍。

這時一位洗衣房員工從窗口值班人的身后經過，懷里抱著剛從烘干機里取出的床單，大大一團，就像是蓬松柔軟的云朵。好羨慕啊，真想把那熱烘烘的云朵搬回宿舍，今晚躲進里面睡個好覺。

我指著那一堆被放在長桌上、等著被熨燙的織物說，“酒店幾百個員工，一定會有額外庫存、備用的吧？我最近總是會睡感冒。就多給我一條被單不可以嗎？拜托你了。”

有人從里間喊了什么，我沒聽清。值班人扭頭看了下，然后轉頭朝我聳聳肩說，“按規矩就是一人一套。我沒權力多給你。” 說完就離開了窗口。

宿舍區的路燈依次亮起來了。有人三三兩兩地走向洗衣房，都是我不認識的面孔。三百多名員工里，因為工作直接打交道、能叫出名字的不過小幾十人。在白日還未降下的熱氣中，附近傳來幾個男孩子大聲打鬧的笑聲，他們說著我聽不懂的迪維希語或是僧伽羅語。我低頭快步走著，逃難一般。除了每周一兩次來洗衣房，我很少在這個角落停留，因為再過去就是男性員工的集體宿舍和女性禁入的祈禱室。

我突然很想笑。從大四實習開始就在上海獨居生活，在日常吃用上，我從不會委屈自己，現在卻為了一條再普通不過的雙層棉布被單犯愁。要是島上能買到毯子，我的自尊也不會允許自己放低姿態去請求別人。

所以，是誰掌握著島上的冷暖生殺？到底誰才有權力給我一條額外的被單？

“我已經分別跑過人事部和洗衣房了，可是誰也不幫我解決問題。” 我用一只手捏著自己的喉嚨，故意咳了兩聲。“你看，我的嗓子都啞了，這樣已經好幾天了。” 我穿著行李里能找到的最厚的一件春秋款外套（當初從上海出發時只準備了一路南下來到熱帶的衣物），和衣又熬過了一晚，而今天我只有一個目標：層層反饋，直到這條無形的權力鏈上的某個人替我爭取來一條被單。

我的直屬上司、前臺主管Ahmed 站在我面前，他的眉頭隨著我的話緊緊鎖起。我繼續說，“現在是中國客人入住的高峰期，你也知道我每天要講多少話，服務多少人。但是繼續這樣下去，我不知道哪天會嚴重到失聲。這不是會給前臺部門帶來巨大的麻煩嗎？”

Ahmed瞇起眼。

我停頓了一下，時間足以讓他想象我生病倒下時可能引發的混亂。然后我理直氣壯地說：“既然換不了宿舍，可以多給我一條被單嗎？”

Ahmed點點頭：“我去問一下。”

幾個月里，我在這“天堂海島”上親歷的生存法則，包括：默默忍受不會讓你得到應得的尊重和待遇——規則就像海洋上的季風，經常看人轉變方向。我不知道誰才能讓風為我而變，所以保險起見，我又在經理Maria 面前重復哭訴了這么一場。

假如有必要，再往上還有駐島總經理。

那天傍晚，Ahmed把一條雪白的被單交到我的手里。被單被疊得四四方方，還有剛從洗衣房出爐的柔順劑的椰香味。我嘆出一口氣，繃著的神經終于松馳了下來。

7

Alina終于在不久以后搬了出去，和德語專員Anna 一起住。送走了西伯利亞寒風，日本姑娘美都來到了我們宿舍。將空調遙控器交付給室友，不亞于危險的荒野求生，脆弱的后背只能留給值得信任的隊友。在這座小島上，我總算有了一處可以卸下防備的安全空間。

我和Alina的關系并沒有回溫，偶爾在宿舍走廊相遇，陌路人一般各走各的路。反正我也不在乎。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本來一直保持著友善距離的同事Anna，似乎對我比從前冷淡了些。但工作忙起來就顧不得維護與平衡這些微妙的關系了。何況大概沒人不知道我多么直率和好斗。我已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挑戰過各個部門、級別的上司了。

時間如湍流，不休不眠地淌過這座小島。歐洲和亞洲客人入住率此消彼長。元旦之后有情人節，農歷新年后有西方復活節。五月開始，西南季風吹過馬爾代夫海域，更經常出現暴雨和雷電。一陣大雨過境，常常又是濕熱開闊的晴天。天氣翻臉頻繁得就像島上員工的更換速度。

經常開電動四輪車的行李員，在海洋屋區的棧橋上連車帶人翻進環礁湖，摔傷了一側身體。某個下過雨的傍晚，附近居民島上的警察乘一艘小摩托艇來到度假村。Ahmed 告訴我，其它部門一個二十多歲的馬爾代夫小伙，幾小時前在祈禱室里發心臟病猝死，有人猜跟他長期每天喝五六罐紅牛提神有關。

正是島上客人晚餐的時間，不遠處的餐廳燈火明亮，刀叉杯盞與人聲交疊，無憂而熱鬧。我和Ahmed 站在迎送客人的碼頭，看著警察跳進快艇里。船中間一塊白布，下面裹著一具我不知道名字和面孔的軀體。我是否曾在工作場所或員工區里，和這個剛剛消逝了的年輕生命擦身而過？Ahmed緊緊抿著嘴，顯然不想再多說。

快艇劈開海浪，尾部的一盞紅色警示燈逐漸被黃昏吞沒。發生在天堂海島的一場死亡事件，以五星級的速度處理收尾。

我想起一位本地的前臺同事對我說過：我們的薪水比你們這些外國專員低得多了。那時我有點吃驚又有點慚愧，最后什么都沒說出口。還有一次，一個本地員工問我，你從哪個島來？我愣了好一會兒，不知該如何向這個大概一輩子都沒機會遠離這片海的小伙子解釋，中國的疆域不同于馬爾代夫這樣的千島之國。我所來自的地方，如果每天步行八小時，一個人從國土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一百多天。看著那張等待著我答復的天真的面孔，我只敷衍地說中國不是一座小島，關閉了繼續溝通的那扇門。

圍繞工作和人事政治層出不窮的問題，已經讓我應接不暇。所以我只顧得上保護自己和身邊最親近的伙伴。那些來自島上異性員工的緊緊跟隨的目光，是出于友善和好奇還是不懷好意的心思，我無力一次次去辨別和應付。

“我有時會想，自己有沒有得島嶼綜合癥，正在一點點變瘋？” 穿著睡衣，背靠著墻，我盤腿坐在床上。和智恩床鋪中間的床頭柜上，堆滿了我們的個人物品，還有上次沒喝完的最后幾罐啤酒。

“你不瘋，我們都不瘋。” 智恩說，“瘋了的是剛被開除的餐廳迎賓還有一起的經理。” 幾周前剛到島上的另一個高大的俄國姑娘，一天夜里，和共事的餐廳經理在結業后的餐廳桌子上做愛，被拿著手電筒巡邏的保安逮個正著。兩人第二天就被辭退送離了小島。

美都走過來坐到智恩床尾，加入我們的夜談。“明天的部門會議，你們會發言嗎？”

“想說的太多了，” 智恩揮起拳頭，“可我一著急就說不出，到嘴邊的單詞都會忘掉。”

美都低下眼簾。 “說出來也不一定有用。”

長久站在烏云底下的人，會漸漸放棄對晴天的奢望嗎？也許因為頭頂那片烏云太大，大到仿佛整個天空就是如此，但我仍然不想認命一般地站在原地。

我向床邊緣挪了挪，前傾著身體對智恩和美都說：“告訴我，最近工作上發生過問題。”

其實我正在等一封可能會改變我生活軌跡的電子郵件。一想到不久以后我或許會先離開扶桑島，我就想為這兩個共同戰斗了好幾個月的可愛姑娘、也為自己做點什么。

8

一場暴雨剛剛下過。

臨時拉開的多扇門折疊玻璃墻上掛著雨水的殘珠。高高拱起的天花板上垂下幾展風扇，嗡嗡轉動著深色的木質扇葉。我們圍坐在度假村大堂一角亞麻色軟墊的寬大沙發和座椅上。前臺部門所有能到的員工都到了，只留了一位接待員站在不遠處的接待臺后，以防有客人打來電話。這毫無疑問是本部門最隆重的一次會議，連難得一見的酒店集團總經理Hans，一個通常駐扎在旗下另一個度假村島的德國人也加入了。

Maria 說，我們部門內部的矛盾已經大到不得不開這次會議了，大家有什么想說的，可以自由地提出來。

一時沒人說話。有人低頭看著腳下。有人面無表情地雙眼放空。每個人都認同，我們的部門是一個表面布滿裂痕的蛋殼；但誰先開口，就仿佛是承認自己是那個打碎蛋殼的罪魁禍首。

我坐在美都和智恩中間，挨著她們手臂的熱度。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可能是幾十秒，也可能是幾分鐘，——那期間，Maria讓某個同事把大堂一角的落地空調的扇葉翻向天花板；與大堂相連的自助餐廳里傳來一陣噪聲，大概是餐飲部的工作人員在為晚餐準備臺面時，摔落了一堆刀叉。我盯著自己小麥色的雙腳，涼拖的深藍色夾角布帶曬得有些褪色。我好像聽到了自己頸部血管和耳膜的脈動：咚咚，咚咚……

我忘記自己是怎么開始的，就像是站在暴風眼中，當我回過神來，我已經站了起來，而周圍是狂風席卷的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攪成一團。我大聲地陳述，又或者是在質問：“我們來自哪里，這真的重要嗎？”

不久前，新聘請來的駐島經理曾試圖緩解我和土耳其同事Asya之間的矛盾。他說，土耳其人是非常自豪的民族。我記得自己那一刻被雨淋滅的希望：曾以為一個上任三把火的新官會給管理帶來積極的改變，到頭來只是勸我無限理解和包容她人的錯誤和驕傲。假如每個人的個體行為都可以追溯到所屬的集體民族性，那么來自四大文明古國的我，不是比擁有奧斯曼帝國歷史的Asya，擁有可以更加傲慢的資本嗎？

其實，前臺部門全組都對Asya有意見。再忙的日子，在同事們互相分擔和幫忙時，她也總是擅自離崗去抽煙，還從不加班完成當天必須交接的工作，只管將一堆混亂留給第二天到崗的同事。被指出工作失誤的時候，她總是第一時間把責任推給別人，或者干脆直接撒謊。

從我一開始工作，Asya就表現出了明顯的敵意，因為在她被主管批評時，我總是被作為正面教材和她比較。比如主管讓Asya參考我寫的工作日志，結果她等了幾天，找出一個拼寫錯誤，然后得意地跟主管說：看，她寫得也沒那么好。

“僅僅因為所謂的民族性格，天性勤勞、能吃苦的東亞民族就應該默默地加班，承擔更多的工作嗎？” 我的聲音顫抖，一股噴吐熱氣的巖漿在胸腔里翻滾。“我們來自這么多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我知道，我們不可能完全地互相理解和認同，可是在同一個工作環境里，不應該擁有一個公平的標準嗎？對這里在座的每一位來說，英文都是第二語言。拋開各自的不同，所有溝通的前提不應該首先是真誠和誠實嗎？“

我掃了一眼坐在我斜對面的Asya和在座的幾位上司，繼續說：“一個人想要獲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作出值得他人尊重的誠實的行為。做錯了事就坦然承認。反正我永遠——”特意加強這個詞的重音，“永遠都無法尊重一個滿嘴謊話的人。”

我繼續說了一會兒，希望管理層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工作考核和監督方式，而不是任由更有責任心的人去為她人收拾爛攤子。那之后大家又說了什么，我記不太清了。那場部門會議似乎因為忙碌的晚餐時間快到而很快結束了，也可能因為它本就是為了討好集團總經理Hans的一個形式主義過場。而我那情緒激昂的發言，究竟是仗義執言還是一種自我感動？我大概永遠都不會知道 。

只是第二天，從來不主動向普通員工開口打招呼的Hans， 突然對我說了一聲“早上好”，我楞了一下，然后以同樣的溫度回應了他的問候。

9

離開扶桑島的那一天，一切尋常得毫無波瀾。

智恩和美都都要工作。我們提早一晚在宿舍里偷偷喝了啤酒。清晨上班前，她們和我匆匆擁抱道別。我提醒她們別忘了我們宿舍夜談時的約定：或早或晚，我們都會離開這里。

水上飛機降落前半小時，我拖著自己八個月前來到這里的全部家當，一個28寸的行李箱，一個50升的雙肩包和一個小小的手提袋，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出了宿舍。推開員工區高大的木門，我意識到這是最后一次了。跨出這個門檻，從此我將站在墻的另一邊，再也不會回來。

在頭頂機翼旋轉的轟鳴中，玻璃窗里的扶桑島變得越來越小。肋骨下柔軟的三角區里突然猛地涌起又酸又熱的氣團。所有曾對我表達過善意的同事，我都已經認真道過別了嗎？那些毫無意義的爭執，我都和解了嗎？

我自知不是最讓上司省心的員工，因為我不會無條件地順從和妥協。但我也非常努力盡責了，所以是得到認可的吧？剛剛在碼頭上，駐島經理與我握手道別，出乎意料的他對我說，假如未來還打算回酒店業工作，他很樂意為我寫推薦信。

我的離開并非落荒而逃。在得到一家新聞機構在馬爾代夫分社記者的工作以后，我正式遞交了辭職信，然后幫經理們招聘、培訓了接替我的中文專員。未滿兩年合同期就離職，人事部從我的最后一次薪水中扣除了他們為我支付的入境機票和工簽費。在我之前，好幾個外籍員工借休假離島的機會偷偷走人，這樣就不用退回各種費用了。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挺直脊梁離開這座小島的。

雙手扒在弧形窗框上，我的鼻尖仍緊緊按在機艙玻璃上。那棟容我棲息了兩百多個日夜的女員工宿舍樓，在桐棉和椰子樹的遮掩下消失了。

擁抱著扶桑島的環礁湖，隨著飛機升空，完整地進入我的視線。水綠、水藍、明亮的寶藍……真是無論多少次都看不厭的海洋奇景。在寶藍與湛藍交接處泛起一片片白色的浪花，那是海浪撲打在海中的巨型礁巖。

我突然想起剛到馬爾代夫的第一周，我和J 去馬累島附近一個度假島玩。他讓我雙手趴在他的肩上，練習在海中踢腿。J帶著我游到離岸邊不遠的一處礁石附近。水面下一個巨大的陰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將我托起，暫時依附在礁石上，然后憋著氣鉆進海中。

我盯著撲打上巖石的海浪，使出渾身力氣扣住表面尖銳又滑溜的巖角。雖然知道J 就在身旁，我卻膽戰心驚，生怕下一個海浪就把我打進海中。

J 很快鉆出水面，說剛才游過我們身邊的是一只綠海龜。

我像抓住救生圈一樣抱住他的脖子問，“總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樣放手去大海里潛游嗎？”

“一定會的。”

到馬累小作休整，我就要去香港和J 一起度假了。假日以后我會飛斯里蘭卡，在科倫坡記者站實習一個月。未來駐扎馬爾代夫，向斯里蘭卡分站報告工作。

而當我再次回到馬累時，有太多需要做和想要做的事了。首先要去租房。終于又可以獨自擁有一間臥室了。在閑暇時間里能和朋友們一起去游泳、浮潛，真正享受馬爾代夫最美的自然，而且我不僅要學會游泳，還一定會考出PADI 潛水證。

后記

美都在我離開扶桑島五個月后，趁一次長休假去了斯里蘭卡，再也沒有回去。聽智恩說，美都在科倫坡的一家對日外貿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她突然的離開也給智恩造成了影響。人事部防賊似地密切關注智恩的動向，一次超過三天的假期都不批準了。不知是否多少和她與前臺同事的戀愛有關，智恩工作滿兩年才回到韓國，但那段戀愛再也沒能進行下去。那時我已經結束了在馬爾代夫一年半的生活，回到國內，和男友短期匯合了——是的，尚且沒有“從此幸福快樂地在一起”。

美都、智恩與我的人生軌跡此后再也沒有交集。偶爾想起三人共度的那些夜晚，我仍真切地感到溫暖：在狹小的宿舍里，燭光中有些傷感的微笑，綻放在我們膠原質滿滿的臉龐上。那時我倔強而堅強地相信著未來，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部分人物和度假村使用化名。本文是我的馬爾代夫生活系列故事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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