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從《農家女》說到紐約新市長

“陷入困境的美國，在艱難地尋找出路。”
作 者 | 郭松民
編 輯 | 南 方

01

純粹是一種巧合，昨天晚上看了1947年出品的美國喜劇電影《農家女》。

這部電影，可說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宣傳片，但正如阿湯哥的《壯志凌云》，盡管是一部美國海軍的宣傳片，卻仍然非常好看一樣，《農家女》也相當有趣。

影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凱瑟琳（洛麗泰·揚Loretta Young飾）是一個普通美國農民的女兒，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護士。

然而，在去城市學習護理途中，她的錢被油漆匠阿道夫騙光了。

無奈之下，她決定先掙點錢，再繼續學業。于是應聘為年輕的國會議員格蘭·莫雷（約瑟夫·科頓Joseph Cotten飾）家的女傭。

凱瑟琳的熱情能干與聰明好學贏得了格蘭家人的喜愛，她與格蘭也漸生情愫。

情節發展到這里，似乎是一個美國版的“霸道總裁愛上我”，或灰姑娘、《簡愛》《音樂之聲》那樣的俗套。

然而，故事發生了意外轉折。

格蘭所屬黨派（應該是共和黨）的一名眾議員意外死亡，為了爭奪他遺下的空缺，兩黨開始激烈角逐。

凱瑟琳不喜歡格蘭提名的候選人安德斯·J·芬利（阿特·貝克Art Baker飾），并在提名大會上對他尖銳提問，引起媒體關注。

民主黨正苦于沒有合適人選與芬利競爭，見凱瑟琳受到公眾喜愛，便提名她為候選人。

格蘭雖然不情愿，但為了愛情，仍然幫助她競選。

經過一番周折，凱瑟琳收獲了大團圓——不僅與格蘭有情人終成眷屬，也成了國會山上的新科美國眾議員。

真是一個迷人的，然而看上去不太真實的美國夢。

有趣的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政治議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凱瑟琳之所以討厭芬利，是因為兩個問題：一是，芬利主張取消最低工資限制；二是，芬利主張取消為小學生提供的午餐免費牛奶。

用今天的話說，芬利是一個新自由主義分子，如果在中國，則屬于主流經濟學家，如張維迎、李稻葵這一流派。

芬利還參加了一個有暴力傾向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的主張是這樣的：民眾必須信仰百分之百地“美國主義”；美國人必須是百分之百的白種人，移民不算；信仰必須是“正統”的……

這一切被揭露之后，芬利變得聲名狼藉，被從國會殿堂里“扔了出去”。

只是，導演和編劇可能也沒有想到，幾十年后，芬利這樣主張的人成了美國總統。

02

本來，我是把《農家女》當成美國電影史上的一部資料片來看的，但忽然發現，影片仍有現實意義。

這是因為，11月4日，34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當選了紐約市長。

馬姆達尼的條件其實比凱瑟琳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差。

他出生于烏干達，7歲才隨父母遷居紐約，2018年才加入美國國籍。

他是南亞裔，或者說是印度-巴基斯坦裔。相比之下，凱瑟琳是瑞典裔，算是原裝正版的北歐白人呢！

還有，他是穆斯林；

他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支持巴勒斯坦；

馬姆達尼的競選活動，圍繞“生活成本可負擔”這一主題展開。

他主張通過向富人加稅、凍結租金、提供免費公交以及提高最低時薪等措施，解決普通民眾生活成本高昂的難題。

有媒體評論說，“他的競選不是與游說者或政黨結盟，而是與不同膚色的勞動人民——租戶、工人、移民與被兩黨忽視的青年——并肩同行。最終形成的，不是一場派系運動，而是一場民主覺醒，提醒人們政治合法性源于公民參與，而非大型企業的施舍。”

這當然是夸張的溢美之詞。

但無論如何，馬姆達尼的當選證明《農家女》的故事并非完全虛構，美國政治仍有一定開放性。

03

我們當然知道，美國的困境，根源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階級對立，絕非更換一個總統、市長就能解決。

馬姆達尼未來的市長生涯，將困難重重，很多競選綱領無法落實，或導致更大問題，這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即便如此，仍然不宜低估體制、政治開放性的積極意義。

封閉的體制容易形成壟斷性利益集團，而沒有盡頭的官僚臺階，會磨平一個人的所有棱角、熱情與想象力，變成冷漠的機器，并切斷他和底層人民的有機聯系。

所以，毛主席生前從來不相信體制內那些唯唯諾諾的“馴服工具”，也一向反對把干部培養成“馴服工具”。他認為，真正有能力的、愿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領導干部只能從“三大革命實踐（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涌現出來”。

萬斯曾經是一位美國的“下崗二代”，如今當了副總統；馬姆達尼是移民、少數族裔，非“正統”信仰者，如今成了紐約市長。

陷入困境的美國，在艱難地尋找出路，而其體制、政治的開放性（盡管很不徹底）無疑是一種有利因素。面對這一切，我們不妨暫時放下看熱鬧的心態，姑且將其當作一種他山之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