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發布涉稅典型案例，更高效指導實踐活動

最高法發布涉稅典型案例，更高效指導實踐活動

“虛抵進項稅額”被認定為逃稅罪中“欺騙、隱瞞手段”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1：郭某、劉某逃稅案——以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逃稅的，應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依法處理。

最高院在本案例的典型意義中指出，“逃稅，是行為人逃避應納稅義務的行為，危害結果是造成國家應征稅款損失；騙稅，則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國家已收稅款。因此，兩罪主體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客觀危害性相差較大，司法機關應依法查明、區別對待。基于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區分逃稅和騙稅；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騙稅危害性更大，行為人主觀惡性深，應依法從嚴打擊；基于‘三個效果’考量，對負有納稅義務的企業實施的上述行為依法以逃稅論處，既符合行為的本質屬性，也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和法律規定，有利于防止對實體企業輕罪重罰，有利于涵養國家稅源。”

其實，這種觀點在實踐中早有論述，只是很多法院還是有些忌諱，畏首畏尾。即便典型案例出臺，也照樣會有自己的很多顧慮，包括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的解釋，等等。這就是司法困境。

法律給了司法者自由裁量權力，但是又有濫用職權、枉法裁判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警示在。總之：難。

司法者如果不能精準理解和適用法律，就可能因此被打擊。而如果適用重罪，司法者一般不會出錯。要想改變這種現象，應當從改變重刑思維開始。

在涉稅罪名中，多數都相互交織，難以區分。比如，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很多罪名都有交集，如果不能限定射程，犯罪構成要件不清晰，司法者不會輕易棄用。

究其原因，是未遵循法秩序相統一的基本理念。刑罰輕動，風險低，簡單又便捷。這是部分人的真實想法。

如何解決？

首先要厘清犯罪構成要件。作為大前提的法律應當準確，涵攝范圍清晰確定。如果大前提不確定，小前提和結論也就無所適從。

最高檢、最高法對涉稅的相關罪名不斷打補丁的行為實屬無奈之舉，原因就在于司法已經影響到法律內涵。司法使法律本身應有的含義被不斷地錯誤適用。

辯護時應當如何解決呢？首先要解決法律解釋問題，務必使犯罪構成要件清晰明了。只有這樣，法律才能正確適用。

法律解釋權在立案機關及其授權機關，不僅啟動難，而且漫長。而最高司法機關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導司法活動，能更加高效地指導司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