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達：《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研究》

《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研究》，李遠達著，北京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主要研究明清之際著名遺民張怡的身份認同、易代記憶、著述心態、文體建構與敘事心曲。張怡是孔尚任《桃花扇》中張瑤星的原型形象，前人研究多將其作為戲曲名著的本事人物予以關注，缺乏系統性挖掘與完整性文獻整理。

該書結合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云謠九疊》《玉光劍氣集·凡例》等文獻，與《玉光劍氣集》《諛聞續筆》等已知文獻進行參證，補足了張怡從將門虎子、亡國書生到遺民耆老的曲折傳奇一生。作者試圖以張怡的筆記小說為切入點，探究張怡《玉光劍氣集》等著述的文學史、心靈史與思想史意涵，進而揭橥明遺民群體追憶故明的書寫姿態與表達空間、文體選擇與著述宗旨之間的頡頑與調和。為張怡這位幾乎被遺忘了的明遺民深描心象，正意在揭示普通人在歷史大變局中的文行出處與生命抉擇。

目 錄

緒論 明清之際士人張怡的身份、記憶與敘事

第一章 新見《白云道者自述》與張怡生平新考

第一節 張怡生平新考

第二節 張怡著述存佚考

第二章 張怡筆記《玉光劍氣集》書名、版本與文本形態

第一節 《玉光劍氣集》的書名隱喻

第二節 《玉光劍氣集》版本系統與修訂序次

第三節 “批點”的文本形態

第三章 《玉光劍氣集》的材料來源與編纂

第一節 對前人史料的剪裁:以王世貞和伍袁萃著作為例.

第二節 對時人筆記的取舍:以李清和周亮工為例

第三節 對親身經歷的裁汰:登州與北京的喪亂

第四章 “識小”與“識大”:張怡的選材眼光和敘事心曲

第一節 “識小”與“識大”的內涵

第二節 “識小”眼光與《玉光劍氣集》的文學呈現

第三節 記錄“世無傳者”的史觀溝通“識大”與“識小”

第五章 壬申登州與甲申北京:明遺民張怡的喪亂記憶與隱晦筆法

第一節 張怡筆下的“隱晦”筆法

第二節 壬申登州:個人記憶修正的集體記憶

第三節 甲申北京:集體記憶規約下的個人記憶

第六章 “玉劍體”的生成:張怡的小說意識與文體建構

第一節 目錄學視閾下《玉光劍氣集》文體性質

第二節 “愚人耳目”的神異敘事:張怡的小說意識

第三節 玉劍體的“奇”與“正”:溝通史傳與小說傳統

結語 明遺民張怡的寄寓:“反舉吾家珍奉之異姓”

附錄

附錄一 《白云道者自述》

附錄二 《云謠九疊》及相關序跋

附錄三 《玉光劍氣集?凡例》及相關序跋

參考文獻

后記

井玉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世人知曉張怡（1608—1695）其人，蓋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張道士（張薇），乃以張怡為原型加工塑造而成。

《江浙訪書記》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中介紹道：“白云（按即張怡）人品既高，又久歷滄桑，多識故事，凡問故國興亡、南明事跡之人，多來請教于他。孔尚任譜《桃花扇傳奇》就曾向他訪問遺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98頁）

孔尚任來到南京棲霞山白云庵，對隱居于此的張怡進行專訪，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天的事，當時張怡已是82歲的耄耋老人。此次專訪對十年后問世的《桃花扇》而言，關系甚重。

在《桃花扇》中，張道士不僅是南明史事的見證者，他還是阻止侯李團圓的棒喝人，為劇作思想內涵的升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張乘健在討論《桃花扇》的春秋筆意時，強調孔尚任寄希望于下層、以道教為逋逃藪的深層內涵，劇中張道士的形象被充分彰顯出來（參見《〈桃花扇〉發微——從哲學史的角度論〈桃花扇〉》，《文學遺產》1984年第4期）。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不僅安排張道士充當歷史的見證者，為改善世道人心起見，還要讓他的見聞流傳后世：

閏二十出《閑話》中，南京書客蔡益所逃難途中邂逅張薇，從其口中獲知崇禎殉難諸事后，基于職業敏感，提出要編纂唱本以褒忠斥奸，其資料便是由親歷時事的張薇提供。

由此反觀當年孔尚任訪張怡五古詩中所言“數語發精微，所得已不淺”，尤其是同一首詩中特意提及張怡著述之豐：“著書充屋梁，欲讀從何展”，可見張怡閱歷之豐富與著書傳世意識之自覺。

清堅白道人繪《清彩繪本桃花扇》

這一點在《桃花扇》的《閑話》出中同樣有所體現：張薇所述殉難諸事，皆已記于“手摺”“抄本”之中。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作為《桃花扇》中張道士原型的張怡，到底有哪些著述呢？這些著述存佚情況如何？研究張怡其人，對于了解明清之際的歷史與文學有何助益？

前一段時間，我收到了李遠達的書稿《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細覽一過后欣慰地發現，遠達已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份完滿的答卷。

十幾年前，我就知道遠達在從事張怡《玉光劍氣集》方面的研究，并承蒙他不棄，拜讀過這部分早期的文稿。

當年我就被遠達廣搜文獻、細膩闡發的作風所打動，沒想到遠達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并未中止，而是繼續搜集資料，補充完善，終于完成了這樣一部系統性的書稿。

作為第一部以明遺民張怡為研究對象的專著，需要克服文獻不足、既有研究較少等難題，如果沒有鍥而不舍的鉆研精神，是絕難成就此一碩果的。

我們知道，繼謝國楨、顧誠等前輩之后，學界對張怡有較為深入的了解，乃是得益于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的、由魏連科先生點校的《玉光劍氣集》。

遠達告訴我，十幾年前決定研究張怡時，他便去石家莊拜訪了資深編輯魏先生，在難能可貴的忘年交式的深談中，收獲了意想不到的諸多教益，為日后的持續研究積蓄了能量。魏先生已于2020年歸于道山，遠達這部著作的出版，也是對魏先生最好的紀念。

《玉光劍氣集》

流傳至今的張怡著作中，《玉光劍氣集》的分量自是首屈一指。遠達著作共有六章，后五章便是專論此書。第一章以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為核心文獻考證張怡生平，乃是全書立論的基礎。《白云道者自述》這份文獻此前僅有顧誠先生引述過，但學界仍未睹其全貌。

當年魏連科先生整理《玉光劍氣集》時曾不無遺憾地指出：“筆者曾想將《白云道者自述》附于本書之后，使讀者知其人以知其書。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只好有待來者。”

現在遠達整理了這份文獻，將其作為“附錄一”置于書后，終于彌補了魏先生當年的遺憾。充分利用這份文獻，不僅可以全面了解張怡的生平，糾正此前的一些錯誤認識，尤為重要的是“為探究他的文體建構意識提供了可靠支撐”。

對《玉光劍氣集》展開文本研究是本書主體，遠達經過深思熟慮，精心選取角度，利用新文獻，勾連舊文獻，一路發掘話題，慧心獨具的發現所在多有。

比如，探討“玉光劍氣”作為書名所蘊含的深沉的隱喻義，依據南圖藏《白云道者自述》所附《玉光劍氣集·凡例》考察此書定本原貌，考索《玉光劍氣集》的材料來源，從典型案例看張怡的選材眼光，判定《玉光劍氣集》的文體性質等，均為前人鮮少論及的可貴創獲。下面拈出幾個問題稍作申述，以期引起學界同仁的進一步關注。

南京圖書館藏《玉光劍氣集·凡例》

遠達充分注意到《玉光劍氣集》文本形態的一個顯著特征——批點。

原來，《玉光劍氣集》的編纂并非張怡一人之功，他還有兩個重要助手：黃虞稷、周在浚。在眉批、旁批和注釋這三種批點中，留下了三人的多條筆跡。有時他們圍繞一個話題展開探討或爭論，儼然具備文人群體的共同體意識。

事實上，這種共同體意識不僅表現在批點的文本形態上，從《玉光劍氣集》引述時人筆記上也能看出：據遠達考證，張怡從遺民領袖李清和密友周亮工的著作中亦多所取材，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共同體呢？

遠達還敏銳地體察到，《玉光劍氣集》引用李清的話，不排除口述之可能，進而推測“晚年的李清參與指導了張怡等人對《玉光劍氣集》‘光熹’以后史事的辨析與編纂”。

如果這一推測能夠成立，那么李清對于《玉光劍氣集》的貢獻當不在黃虞稷、周在浚之下。跟好友合作完成一部書的編纂，張怡之前還可舉出一例：

曹臣（1583—1647）編撰世說體小說《舌華錄》，由好友吳苑幫助編輯門類，并于每類前撰寫小引；曹臣另一友人郝之璽則書托“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撰寫評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舌華錄》曾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而黃虞稷正是張怡編纂《玉光劍氣集》的重要助手。

《舌華錄》

毫無疑問，文言小說編撰中這種集體合作現象值得引起足夠的重視。

遠達在討論張怡的選材眼光問題時，標舉其注重刻畫小人物的特色，征引過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例子：

金忠節鉉字伯玉，為工部主事，值內臣張彝憲總理兩部錢糧，以不肯屈節為所糾，奪職。起復，補兵曹，巡視皇城。甫二十余日，賊犯闕。城陷，公趨入皇城，內官奔潰四出，呵斥不止。至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曰：“歸送太夫人。”余無所言，投御河而死。

方公死時，有內監呂胖者，偶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輩素不以我輩為人，豈渠能死，吾不能死耶！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投河死。后家人入皇城求公尸，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藳葬御河堤。（《玉光劍氣集》卷六《忠節》）

金鉉殉國事見載于各書，時事小說《樵史通俗演義》第三十回亦曾述及，讓此事陡添小說氣息而耐人尋味的，乃是太監呂胖的闌入。

遠達查閱《金忠節公文集》卷八《年譜》后，為我們還原了金鉉家人尋覓其遺體的細節：如何處理混雜在一起的兩具骸骨，金鉉家人在聽取士大夫的意見后，草草葬于河邊，而未將其歸葬祖塋。

遠達就此指出：“雖然經歷了甲申國變，但士大夫對于太監的鄙夷仍不能稍減，張怡等表彰有‘義舉’的太監，也并非平等的態度視之。”這是說明士大夫階層如何看待太監殉國。遠達還敏銳地提示呂胖的同儕談論他的態度，顯得那么輕描淡寫，“怎樣看待其殉國，亦很難說”。即便是呂胖自己，在投河前所說“渠（金鉉）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含濃重的不滿于士大夫風評的負氣成分。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

殉國敘事之復雜，由此可見一斑：原來，是否具有殉國資格也是分等第的，對此香港學者何冠彪在其專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中論之甚詳。

遠達別具慧心地指出，《玉光劍氣集》所記小物件、小故事，因其透露出某種隱喻與象征，從而指向經國之大事、易代之興亡，比如卷二十六《玄釋》記述覺浪道勝和李長庚、梅之煥的一番對話：梅之煥向覺浪發問：“請問和尚，如此世界，人心壞極，以何慈悲方便救濟？”

覺浪以精妙的譬喻作答，說太古之時就像一錠大元寶，乃是十分足色，后人不斷往里攙銅，導致銀錠成色不斷下降，如今則變為一塊精銅，全然失其本色了。上天睹此慘狀，乃將其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以便去除雜質，還其本色。

聽聞此言，梅之煥機敏地推論道：“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覺浪回應道：“不下毒手，則造物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

人們常用天崩地坼來形容明清易代，痛苦壓抑久久纏繞在人們的心頭，迫切需要一種超越性的理論予以化解，在傳統儒學無法滿足這一要求的情況下，覺浪道勝的上述言說自然便會被記取。

同樣以易代為背景的話本小說《豆棚閑話》中，第七則《首陽山叔齊變節》末尾有一段“頑民”跟“齊物主”的對話，其深層次的寓意亦可一體視之：“眾頑民道：‘今天下涂炭極矣，難道上天亦好殺耶？’齊物主道：‘生殺本是一理，生處備有殺機，殺處全有生機。爾輩當著場子，自不省得！’”

《豆棚閑話》

《玉光劍氣集》在中華書局出版時列入“元明史料筆記”叢書，乃是著眼于其史料價值。卒章顯志，遠達在第六章通過綿密的理論辨析，探討《玉光劍氣集》的文體性質，首次提出筆記小說之“玉劍體”概念，允為本書令人矚目的理論創獲：

《玉劍尊聞》與《玉光劍氣集》的密切聯系，可能受到明清之際獨特的社會歷史大環境刺激，“世說體”筆記小說重新融合進了修筑史書的嚴謹態度和強烈社會功利性目的，發展出了以《玉光劍氣集》為代表，包括《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等一批作品的“玉劍體”筆記小說。

雖然《玉光劍氣集》長期以稿本形式流傳，不一定能影響到其他幾種筆記小說。但它們有著相似的編纂追求：立志存史，記錄“世無傳者”。絕大多數材料匯編自前人筆記，眼光上重在“識小”，借助“小”作為掩護，將亡國之痛委婉地表達在小說集中，時時隱現，也就寄寓了他們欲“識”之“大”。因此可以說，“玉劍體”筆記小說將“小”的功用發揮到了嶄新的水平。

這段高度凝煉的話，實為前五章內容的理論歸趨。我們知道，判定一部書的文體性質，是文獻處理的基礎性工作，這決定了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評判此書，以及如何以恰切的方式征引此書的材料。

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鈔本

遠達提出筆記小說之“玉劍體”概念，綜合考慮了文體源流、時代刺激及作者追求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在前五章論述中均有扎實的呈現，第六章的理論提升乃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在此僅簡單談談“玉劍體”筆記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識小”。

遠達在第四章第一節中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嘉靖至明末這段時間，出現了不少以“識小”為名的筆記小說，《玉光劍氣集》將著力點置于“識小”，離不開晚明筆記小說編纂大環境的影響。

而“識小”的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多方關注小人物的行止命運，這契合了陽明心學眼光向下的時代思潮（四庫館臣謂張怡思想的底色是姚江心學），本身便具備獨立價值，尤其是在統治階層日益腐朽的襯托下，小人物的優秀品質愈加凸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識小”若能通向“識大”，便更能體現“寓史家于說家”的寫作意圖：“張怡所‘識’之小物件、小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歷史的滄桑、國家的變革，具有了穿透小、大界限的力量。”

遠達從《玉光劍氣集》卷二十六《玄釋》中舉過一個例子：

一介平民宋連璧，憑借道人傳授的異術，介入啟禎年間激烈的政治斗爭而得以死里逃生。這個具有濃厚神異色彩的故事，一望而知為小說家言，但其中是否蘊含了某種歷史的真實呢？

對此遠達作出了精辟的解析：“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恐怕也只能寄希望于神仙異人了。也許這正是該故事流行于明末清初的一個重要原因。小大之辨帶來的是無限唏噓。”

《虞初新志》

值得注意的是，《虞初新志》卷三所收《宋連璧傳》，署“李煥章（象先）”撰，傳中謂宋連璧出身巨族，父親為鴻臚丞。

兩相比較，張怡筆下的宋連璧更具傳奇色彩，更能傳達故事的深層意涵。毫無疑問，正是時代痛楚的刺激讓文學想象的翅膀舒展開來，“史家停筆處，小說家便起筆”。

由此引申，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易代之際帶來的巨大的心靈震撼，將士大夫的價值觀重新磨洗一番，它就像一塊魔力十足的磁鐵，將舊籍新著的材料吸納過來，終于形成分門別類、各就各位的文本形態。

以上便是我在閱讀遠達著作過程中，對幾個稍有體會的問題的拉雜申述。相對于遠達著作豐厚的內容，以上所述自然是掛一漏萬，不足以展陳其高明的。

比如，遠達對張怡個體生命史的考察與闡釋，可以增進我們對明遺民群體的整體認識，其意義誠如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所指出的：“‘親歷’并不能保障史述的‘客觀性’，卻提供了考察‘人與歷史’、士大夫處明亡之際的珍貴材料，創造了官修正史所不能提供的特殊價值。”（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頁）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遠達著作還有一個很值得稱道的優點，那就是他并未刻意拔高研究對象，而是將研究對象置于可資比較的范圍內，然后給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遠達指出，在思想與學術建樹方面，張怡無法與顧黃王三大家相比；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他無法跟傅山、屈大均等相提并論。然而，“正因為他沒有什么特別出格之處，他的著述心態才在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具備了典型個案的分析價值”。

是的，認識一段離奇變幻的歷史，需要多個有效角度的介入，“一雙既普通尋常，又深邃平靜的屬于不世襲的遺民張怡的眼睛”，正是歷史和現實都需要的一雙珍貴的眼睛。

遠達著作的個別地方，或許還有優化的余地。比如，第四章第二節列表比較孝子王世名故事，除了《戒庵老人漫筆》卷七和《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外，可以考慮補上《型世言》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

又如，第三章第三節《對親身經歷的裁汰：登州與北京的喪亂》，從本章內容要求看，這一節是必不可少的，但本節篇幅太過短小，跟內容飽滿的前兩節難以匹配。遠達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提示本節內容在第五章有充分展開，但如何作出技術性處理，消解第三章第三節上述問題，還可以再斟酌。

我跟遠達相識是在他讀研究生的時候，十幾年來，在學術活動和日常交往中，我對他的了解日漸加深。遠達身上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他的聰敏、熱情、多才多藝，讓癡長他十幾歲的我欽佩不已。

如今遠達新著即將付梓，他執意讓我寫一篇序言。我屢辭不獲，只好硬著頭皮寫了上面這些話。理解不到位及錯謬之處，請遠達和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2025年5月10日

《玉光劍氣集》首頁

后 記

十二年前的某個夏日，登門拜訪我的導師劉勇強教授。幾個學生散坐在劉老師家的客廳，相談甚歡。偶然聊起晚明筆記，老師從厚重的大書架上費力抽出上下兩冊書，中華書局2006年版的《玉光劍氣集》,足有千余頁。

記得老師當時非常認真地說，我一般不給人出題目，這個題目很有趣，你有興趣的話就做做看吧。

張怡，這個陌生的古人名字，進入了我的視野。此后的數年，到石家莊拜訪這部筆記小說稿本的點校者魏連科先生，到南京圖書館反復抄錄《白云道者自述》《云謠九疊》和《玉光劍氣集·凡例》等新文獻，在北大西門內的勺海邊老師曾與我討論框架，不知日暮。

從一篇論文到一部小書，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歷經了這么久的時光。而隱居攝山的明遺民張怡，我真的讀懂了么?我心里還沒有底。

浙江圖書館藏《張氏一家言》稿本

前不久，根據專家建議，增補了浙江圖書館藏的《張氏一家言》稿本信息，我合上電腦，感慨良久。張怡是個小題目，但經由張怡展開的易代之際文學空間研究，還有廣闊天地，可以施為。

感謝我的導師劉勇強教授，手把手批評我不成熟的論文。感謝井玉貴、徐文凱、黎慧三位老師逐字逐句批閱我的書稿，感謝井老師欣然為我作序，感謝北大中文系的張鳴、潘建國、李簡、李鵬飛、李林芳等老師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北京市社科聯資助我出版這部小書，北京出版社責編玉成此事，感謝各位匿名的審稿專家提出的認真翔實的審稿意見，我都一一做了修訂。

最后，感謝內子元的堅定支持。她無愧于是這部小書的催產士，也鼓勵我將易代之際士人的身心健康與著述心態作為持續關注的課題。

遠達作于北京大學醫學部逸夫樓

2025年3月14日

《大觀園的病根：〈紅樓夢〉人物的身心困局》，李遠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3月版。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李遠達，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講師。師從劉勇強教授研治中國古代小說史與宋元明清文學。近年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醫學敘事，易代之際的文學與思想。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022）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024）各1項。曾榮獲北京大學教學優秀獎（2024）、北京高校第十四屆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比賽一等獎、北京大學第二十三屆青教賽（人文社科類）一等獎第一名等榮譽。在《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表《吳敬梓的江南醫藥文化背景與〈儒林外史〉的疾病隱喻》《〈紅樓夢〉補藥敘事與明清溫補風俗》等學術論文40余篇。學術專著有《大觀園的病根：〈紅樓夢〉人物的身心困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3）、《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北京出版社，2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