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蓄謀已久的“接管”計劃：中國幣制差點加盟英鎊集團？（上篇）

文│吳景平

自1935年11月4日起，國民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幣制改革的措施。對于這次改革，英國始則擬定介入的方案，繼而派李滋羅斯（F. Leith-Ross）赴華與中國方面洽商，隨后又曾給予某些支持。但是，在日本的強烈反對和美國的插手之下，英國在對華貸款問題上一再拖宕，最終未能把中國幣制拉入英鎊集團。分析這一過程，有助于正確評價英國對這次幣制改革的影響與作用。

英國擬定的幣制改革方案

01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由美國白銀政策及世界銀價上漲所誘發，中國社會經濟機制中（尤其是財政、金融方面）原有的矛盾迅速激化，終于釀成一場范圍甚廣、持續時間頗久的金融危機。這不僅加劇了中國民族工商業、銀錢業的困境，也使英國在華經濟利益受到嚴重影響。對此，英國十分擔憂。1934年12月12日，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干（A.Cadogan）向英國外交大臣西門（J.Simon）報告道：此地的中國和英國銀行家們都擔心局勢的發展將迫使中國采取不兌現的紙幣，從而導致嚴重的經濟及政治后果。同時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國的金融局勢將更加嚴峻，英國在華貿易和投資會受到嚴重影響。12月31日，賈德干又向英國當局轉達了中國方面提出的2000萬鎊的借款要求。同日，香港匯豐銀行經理郭禮賓（Grayburn）也報告了同一情況。1935年1月2日，英國內閣所屬的中國白銀問題委員會（Chinese Silver Committee）討論了中國的金融局勢及提出的借款要求，認為：如果中國能夠得到足夠大的一筆借款（假定為2000萬鎊），那么中國放棄現有幣制、將其貨幣與英鎊相聯、采用英鎊匯率標準，這從技術角度看是可行的；這筆借款將以中國的白銀儲備為擔保，這些現銀須售出，而美國將是唯一的買主。1月9日和14日，該委員會繼續討論后，決定以“借款要求不可能導致中國局勢的根本改變”為由，拒絕中國的借款要求，其真正的原因，西門在1月19日給賈德干的電報中說得很清楚：英鎊債券只可能在英鎊集團內部發行，必須對英國的工業帶來直接的利益，面對美國的白銀政策，中國不可能保持可兌換成現銀的幣制。2月18日，新成立的對日政治與經濟關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 With Japan）召開會議，麥克唐納首相（J.R.MacDonald）及財政、商業、外交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財政大臣張伯倫（N.Chamberlian）明確提出了中國的幣制改革問題。他認為，目前無法擔保美國不繼續提高銀價，只要中國仍采取銀本位制，就極容易受到美國的損害，這就是中國經濟與金融困境的癥結所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向中國提供貸款是無益的。因此，中國有必要放棄現有的幣制，而與英鎊相聯，這對英國而言是最為合適的，但可能遭美國和日本的反對。會議決定：不能接受中國的借款要求，但準備同有關大國合作幫助中國克服金融及經濟困難，希望中國政府提出有關的任何建議。第二天，西門便問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告知了這一決定，并且試探性地向郭談起了中國幣制與英鎊相的問題。另一方面，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干與中國當局進一步談起貸款與幣制改革問題，了解國民黨的態度。3月15日，宋子文答復賈德干：中國最終將不得不采取紙幣制，唯一的出路在于同某種外幣相聯，可能是英鎊；為了利于發展中國的出口業，須把幣值穩定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需要獲得約2000萬至2500萬鎊的借款以及數目相等的一筆信貸。很明顯，英國這時拒絕中國的借款要求，是想利用中國的金融危機，以向中國提供巨額貸款為條件，把中國的幣制與英鎊相聯，將中國拉入英鎊集團。但是，英國對來自美國與日本的反對有所顧忌，這種顧忌又成為以后英國在對華貨款上拖宕、寡斷的重要原因。

抵滬的李滋羅斯夫婦與歡迎代表

此后，英國一度考慮通過召開有英、美、日、法、中等國專家參加的國際金融會議來達到其目的，但這個提議受到美、日的冷遇。因此，在得知國民黨當局有意將幣制與英鎊相聯后，英國政府于6月初決定派遣首席財政顧問李滋羅斯前往中國，推行對華貸款——幣制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主要由李滋羅斯與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M. Norman）商議擬訂，并得到張伯倫及副財政大臣費希（W. Fisher）的同意，其主要內容為：中國應盡快放棄銀本位制，發行可兌換成外幣但不可兌換現銀的紙幣；由中央銀行專司紙幣發行；中國只有采取英鎊作為其幣制的基礎，英國才可能提供貸款援助；此新紙幣與英鎊的兌換率，不應超過1元等于1先令2便士；中國可將其現銀向國外出售，獲得足夠的外匯來防止新幣制的崩潰；在實行幣改之前，中國可要求一筆借款作為外匯儲備，英國則可以提供一項僅用于幣制改革的貸款或信貸，但中國應接受以下條件：

1、對貸款提供足夠的擔保，包括保留英籍總稅務司對海關的管理，總稅務司應有包括招聘外籍職員在內的足夠權力；

2、控制貸款使用，只限于幣制改革的用途；

3、改組中央銀行，聘請英國顧問；

4、改革預算。

此外還可能有政治方面的條件。

可見，英國不僅試圖利用中國幣制改革之機將兩國幣制相聯，還謀劃全面控制中國的關稅、銀行、外匯使用、預算等重大財政金融事務。英國還曾經考慮以匯豐銀行等英商銀行為主，吸收日本、法國、美國銀行甚至國際匯劃銀行參加貸款。諾曼并設想以中國在實際上承認滿洲國為條件，由英日聯合對華貸款。英方的考慮是：可以在中國幣制問題上與日本合作，從而在英國極為關心的控制海軍軍備問題和英國在中國關內的利益方面獲得日本的讓步。這實際上是不惜背著中國，與日本達成損害中國主權的妥協。英國方面還認為，為了緩解其他國家對中英幣制相聯的不滿，最好使別國認為是中國自行選擇與英鎊相聯，而不是出于英國的逼迫。這樣，其他各國從其在華利益計，為了防止中國金融局勢的全面崩潰，也會出面幫助將中國的幣制建立在英鎊的基礎之上。此外，英方為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接受這一安排，使美日等國不加以反對，甚至打算不急于馬上向中國方面提出貸款——幣制改革方案，讓金融局勢適度地繼續惡化一個時期。

然而，這個關于貸款——幣制改革的一攬子方案，卻沒有充分估計到當時中日矛盾的激化和遠東局勢的復雜性，因而從其提出之始，就面臨著一些難以逾越的障礙。當時，英國外交部的一些官員便十分懷疑中國方面能否全盤接受這個方案，并認為不可能得到美、日的合作。

中英關于改革方案的交涉

02

工人將中央造幣廠裝滿銀塊的箱子運往碼頭

1935年9月初，李滋羅斯抵達日本，試圖首先取得日本對英國方案的支持。李滋羅斯同日本外相廣田、副外相重光葵、財相高橋、副財相津島等人多次會談。李滋羅斯提出：由英日聯合對華貸款，中國脫離銀本位，發行與英鎊相聯的紙幣，援華基金在倫敦設立外匯儲備，由中央銀行獨掌紙幣發行權，英籍顧問進入中央銀行施行監督。日本則可以得到中國對“滿洲國"的承認。出乎李滋羅斯的意料，日本方面強烈反對這一方案，拒絕向中國提供援助，并稱中國的幣制改革將難以實行，至于滿洲問題，則完全不需要日中之外第三者插足。李滋羅斯這次日本之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9月下旬李滋羅斯由日本抵華后，即廣為調查有關債務、稅收、中央銀行、海關、金融行市、外匯等情況，同時就幣制改革方案與孔祥熙、宋子文進行了多次會談。

苦力挑著準備運往美國的甲種（999）銀條，每條重23.5千克（圖片來源：Life Magazine，1937.10）

從中國來看，在李滋羅斯抵華之前便已考慮施行幣制改革了。1933年國民政府實行了廢兩改元，繼而推行十進位的輔幣制度。然而，這種在銀本位基礎上的改革，在世界銀價猛漲的情況下，根本無法解決相應而來的困境。首先，無法制止白銀外流。1934年9月，從上海輸出銀元1491萬元、白銀1949萬兩；10月份開征銀出口稅和平衡稅后，11月份輸出銀元竟達2651萬元、白銀仍有704萬兩；天津各銀行的存銀，從1935年1月到9月減少了900多萬元；而1935年白銀走私出口估計約在1.5億元至2.3億元之間。其次，無法改變外貿逆境。從1931年起，英國、日本、奧地利、加拿大、美國等國紛紛脫離金本位后，又實行了外匯管理，并通過大幅度的貶值來增強出口競爭力，如從1931-1935年，英鎊貶值39%，美元貶值41%，日元則貶值63%，而中國縛于銀本位之上，不可能采取類似的措施來扭轉外貿嚴重逆差的局面。由此而來的，就是通貨緊縮、市面蕭條，銀錢業與工商業陷入互相牽制的惡性循環，因匯率巨大變動和國內外的匯率差價等情況愈演愈烈。據統計，1935年1月至10月全國倒閉銀行20家，約與前4年全國倒閉銀行總數相等，而上海的工商銀錢各業倒閉數則為1065家，比1934年的倒閉數增加了一倍多。這些情況迫使國民黨當局考慮從去除貴金屬本位制的固有弊端著手，扭轉金融及經濟方面的險境。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國民政府曾面臨是否放棄銀本位的選擇。1934年10月25日、26日，《中央日報》登載趙蘭坪《征銀出口稅與今后吾國之貨幣政策》一文，提出如下的幣制改革方案：

1、集中發行，集中現銀，整理輔幣；

2、放棄銀本位，暫行紙本位制；

3、實行以生金和金匯為兌現準備的金本位制。

1934年底，財政部成立了幣制研究委員會，成員有陳行、徐堪及張嘉璈、唐壽民、宋子良、周作民、陳光甫、貝祖詒等27人，其公布的章程中的研究事項，便有“改用金本位事項”“銀本位幣事項”“各種舊幣事項”“輔幣事項”“紙幣事項”。1935年3月，英國沙遜銀行董事長沙遜（E. D. Sasson）曾提出過一個“鎊券”計劃，即：中國不放棄銀本位，以上海的資產作抵獲取英鎊借款，由財政部和中外各銀行聯合發行“上海鎊券”與銀元共同流通，用以增加通貨、擴大信用。但這一方案受到中國銀行界的普遍反對，孔樣熙與宋子文也不同意采納。此后，國民黨方面又一度考慮在銀本位之上實行貶值，以擴大出口、加快流通，但又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勸阻未能推行。孔、宋實際上已組織了一個有外藉專家參加的技術班子，考慮推行脫離銀本位、采取匯兌本位幣制的改革。李滋羅斯的來華，使國民黨當局決定通過談判謀取英國借款、推行幣制改革方案。

李滋羅斯提出了中國承認“滿洲國”、英日聯合對華貸款的問題。中國表示，公眾輿論不可能接受這點，否則會引起新的革命，并使中國崩潰。英國外交當局得知這一情況后，認為這將嚴重損害英國的聲譽，即電令李滋羅斯停止討論“滿洲國”問題。

1933年廢止銀兩制之后改用的“船洋”銀元

在中國是否放棄銀本位、采取新幣制的問題上，雙方并無重大意見分歧。9月21日，李滋羅斯從日本抵達上海，宋子文便向他談到，在銀本位之上用貶值的方法來維持現行幣制是不可取的。放棄銀本位、與英鎊相聯是可行的，但要避免作公開的宣告。隨后在南京，孔祥熙談了與宋子文相同的意見，中國對民眾將接受新幣制持樂觀態度，向李滋羅斯談到：在過去兩年里，中國銀行已逐漸把紙幣代替銀元投入流通，顯然公眾很快會習慣于紙幣。

在集中紙幣發行權的問題上，中國原則上同意英方的意見，即把紙幣發行和儲備集中于中央銀行，但提出，在一個時期里（例如兩年內），讓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助手有限制地繼續發行紙幣，由上述三家銀行對發行和儲備進行聯合控制，而中央銀行至少保持50%的儲備。對此，李滋羅斯認為基本符合英方原來的方案。

李滋羅斯在談判中提出，中國應由官方宣布實行銀行和預算方面的改革，應該對中央銀行進行改組使之更加獨立于政府，其主要方法是公開出售中央銀行的股額，此外還必須解決財政赤字。李滋羅斯認為，這是進行幣制改革的前提。中國則表示原則上同意使中央銀行盡可能的獨立，但強調完全的獨立不能在中國增強其信譽，相反卻會在公眾中減少吸引力；在財政金融局勢吃緊的情況下，不能出售中央銀行的股額，但同意盡可能快地向公眾出售部分股額，并在董事會中設相應的代表；董事會成員將由股東們選舉產生，但總裁和副總裁要由政府任命。中國提出，中央銀行將不接受任何外國銀行的控制，但表示可能需要純顧問性質的專家。中方要求不把這一點寫入書面備忘錄，但肯定將向英方銀行要求派一名專家。李滋羅斯則希望在任何情況下，向英國的國家銀行——英格蘭銀行發出這一要求。在預算問題上，中國承認情況不太妙，主要困難在于軍費開支和沉重的國內債務負擔，相應的措施是打算節減軍費開支和延長國內債券的償還期限。孔祥熙和宋子文表示，希望在18個月內實現預算平衡，認為有2000萬英鎊便可解決國內赤字問題。中國還提出，打算成立國家抵押銀行接管和清理被凍結的銀行資產。

位于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舊影

在貸款的擔保和條件方面，英方要求中國在重新安排國內債務之前，宣布由海關收入作擔保的外債秩序。在貸款全部清償之前，保留英籍人士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中國方面答應在征得國內持券人委員會的同意后，對以海關作擔保的債務順序重作安排。中國希望盡快得到關于借款的明確答復，并愿意保持英人任海關總稅務司，但提出：如果英國不想刺激日本，就不要把這點寫入借款協定，因為日本正急于謀求這一位置，如果寫入借款協定，就會使日本借口宣布借款是政治性的。另外，在海關招聘外籍職員問題上，中方答應由英國幫助確定人選。李滋羅斯還要求中方清理某些積欠債務，如津浦路借款。中國答應，將由鐵道部具體負責這一事宜，至10月下旬，中英已基本完成有關幣制改革方案的具體談判，國民政府也通過了有關內容。

從上面的談判情況看，當時國民政府急于在英國的幫助下推行幣制改革，為此，準備在有關銀行、幣制、預算、金融、海關管理及稅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讓步。國民黨在鞏固銀行統制問題上，堅持原先的部署，即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為輔的政府銀行網，從而控制其他有影響的商業銀行和錢莊。因此，在中央銀行售股獨立化、褫奪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紙幣發行權問題上，與英方持不同意見。

事實上，自1935年初以來，國民黨當局直接掌握的中央銀行的地位已大大高于其他各銀行之上，并通過增加官股、官董，實際上也已控制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國民黨當局打算通過幣制改革，確立以中央銀行為主、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為輔的政府銀行網的統制，只有這樣才可能使稍后將農民銀行的地位升格順理成章。這一謀劃并不影響英國原來方案的基本原則，因而得到了英方的諒解。但是，中國明確表示，在英鎊借款確定之前，中國不能最后確定采用英鎊基礎。可以想見，如果當時英國當局果斷實行對華貸款，中國的幣制就將正式加入英鎊集團。然而，正因為英國當局在貸款問題上一再拖宕，使這一方案在最后確定時偏離了英方原先的設想。

宋子文

當李滋羅斯與孔祥熙、宋子文進行上述幣制改革方案談判之際，日本已經明確表示將不參加對華貸款，問題在于英國是否愿意單獨對華貸款，李滋羅斯對于英國當局遲遲不作明確的決定十分焦慮。從10月9日到24日，李滋羅斯向英國財政部副部長費希發去了14份電報，報告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具體進展，并指出中國堅持以借款作為與英鎊相聯的條件，繼促英國當局迅速下決心實行對華貸款。在10月9日的電文中，李滋羅斯便認為：在中國的貸款——幣制改革問題上，英國與日本達成諒解的可能“幾乎是不存在的”；“除非日本政府能向中國保證停止接連不斷的軍事擴張，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不會接受日本所提出的軍事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將導致日本全面的統治，并給我們的貿易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李滋羅斯提出，即使他再度訪問日本，與日方達成英國“所期待的廣泛的協議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貨幣方案都必將遭到日本軍方的敵視”。并指出：“不管怎樣，我傾向于認為把幣制改革方案付諸實施，即使涉及1000萬鎊的風險，這遠勝于無所事事。我們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及在該地區的任何發展，都將加強南京政府在國內的地位。”李滋羅斯甚至認為：“萬一方案失敗，只要中央政府還存在，我就不相信幣制就必然會徹底崩潰，其后果也未必比現在的‘任其所為’更壞些。”在10月13日的電文中，他又談到英國應該堅持對華貸款、實現預定的方案，“如果能使別國參加（對華貸款）當然更好，但我自己的觀點是：我們不能讓別人來否定我們認為是合理的方案”，10月18日李滋羅斯再次電告英國當局：“……此地的市場十分疲弱，上海和香港將發生鈔票貶值的謠言被廣為傳播，要使局面不至于完全失控，我們必須盡可能快地和有保證地采取行動。”他并且建議，由財政部出面，命令匯豐銀行發行1000萬鎊的債券。

在英國國內，拖宕對華貸款的主要原因是英國當局顧忌日本的反對。當李滋羅斯訪日游說日本當局參加聯合對華貸款而未獲成功之時，英國外交部遠東處便提出，應立即召回李滋羅斯，以免引起與日本的進一步的麻煩。在得知李滋羅斯與孔祥熙、宋子文的談判情況后，英國財政部與外交部基本上是滿意的，但都認為，在對華貸款——幣制改革方案的施行中，其他大國的合作是重要的，尤其日本的合作是最基本的。兩個部的區別在于：財政部認為應努力謀取日本的合作，為此可暫時拖宕施行方案；外交部的觀點則是，要得到日本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英國單獨貸款便會與日本直接對立因此，如果中國堅持以借款作為兩國幣制相聯的條件，英國只能放棄原來的方案。外交部并明確向財政部提出：這一問題涉及政治、金融、經濟等方面的許多因素，因而在作出最后決定之前，必須經過各部聯席會議的討論。這樣，就阻止了原先持積極態度的財政部對此問題單獨作出決定。另外，由于中國方面以前拖延清償積欠債息，債務信用極差，要在倫敦市場發行新的中國債券前景確實不容樂觀，如由英國政府銀行出面貸款，又受到中國銀行團（英、美、法、日四國參加）有關規定的束縛。

英國銀行和倫敦皇家交易所（1910年）

這樣，直到10月22日，英國財政部才給了李滋羅斯一個不甚明了的答復：“幣制改革的方案，從技術角度而言看來對我們甚為有利，但我們的困難在于政治方面。”10月24日，李滋羅斯便致電英國當局：“如果我們打算幫助中國走向穩定，那么迫在眉睫的事便是確定方案的細節，并同亨奇曼討論貸款的可能性。他還指出：“曠日持久的拖延正在引起疑慮，如果繼續下去，就會嚴重影響我在此地使命的權威性。”然而，同一天英國財政部決定：在李滋羅斯再度訪日并取得成果之前，暫時對貸款不作最后的決定，“否則，任何新貸款都將受到日軍侵犯的擺布”；同時，要求國民黨明確告知美國，中國將以英鎊作為新幣制的基礎，然后再同美國達成出售白銀的協定。

事實上，這兩點是難以做到的。10月27日，李滋羅斯再次向英國當局提出：英國貿易的增加和以往貸款的解決，最終將取決于中國經濟振興的可能性，而幣制改革則是朝著經濟振興跨出的第一步；對華貸款的最主要的擔保，是列入海關收入擔保的前列，因此，即使中國幣制改革方案失敗，持券人的利益也能得到足夠的保護；在英國的財政援助下使中國采用英鎊本位，這無疑有助于提高英國的威望。但是，10月30日英國外交部再次電告李滋羅斯：只有當中國明確向美日兩國告知將采用英鎊本位，并且得到美國的購銀保證和日本的合作之后，英國才能對華貸款。

這樣，正是英國當局的拖宕態度，使本來已初步達成的中國幣制與英鎊相聯的方案，偏離了英國當局原先的設想。

未完待續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