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無數次

與很多朋友聊起小時候的事，有不少人都有過拿家里錢的經歷，

這個拿，不是明著要，而是偷偷拿走的拿，

不過這些人長大之后，都對小時候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表現出既愧疚，又有些可笑的態度。

愧疚，是因為偷竊是不對的，

可笑，則是因為小時候的自己真的以為，

這錢拿的神不知鬼不覺，

但實際上，他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

都漸漸接觸到了一個顛覆其兒時認知的事實：

其實大人都知道他們偷拿了家里的錢，

假裝不知道，并不是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而是給一個機會，

要么他們自己改，

要么，總歸有人要出手的。

偷竊這種行為，在法治社會屬于犯罪，

比如我國刑法就有明文規定，以一定數額為標準來界定偷竊罪，

或是根據手段，比如入戶，扒竊等手段來界定偷盜犯罪的標準。

總而言之一句話，

從別人的手里，偷到不屬于自己的東西，

這樣的犯罪行為，必然是要支付代價的。

反觀年幼時期的孩童，對于拿人東西的理解，

尚不能夠形成一種基于概念性的認知，

究其因由，首先的首先，便是認知發展在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小時候的偷竊，往往是因為孩子還不懂“這東西不能拿“的界限。

心理學為此的解釋是，3到6歲兒童的“超我“（也就是道德意識）還沒完全形成，

他們可能只是想“試試看“或者“想要這個東西“。

而隨著年齡增長，大腦發育成熟，

他們能理解偷竊的后果和道德含義，自然就不再偷了。

有了道德意識，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再加上偷竊的后果，從道聽途說到耳濡目染之后，

行為上的支撐，加上意識層面的明確，

那么錯誤的行為，就會得到基于客觀事實和主觀認知層面上的修復：

反過來說，有一個詞叫慣偷，

那么慣偷，是否也是客觀事實和主觀認知層面上，

所造成的“極惡劣影響”呢？

慣偷是一個行為概念，習慣性偷竊的本質，是對偷竊這個行為的成癮性表現，

通俗的說就是，偷東西上癮是因為偷這個行為，

有一種近乎于不勞而獲的行為體驗。

當然，偷竊在偷竊者眼中，也不能完全算是“不勞”，

準確且貼合這一人設的理解，則更傾向于“低成本高回報”的變相理解。

舉個例子，我公司里之前就出現過慣偷現象，

很多部門的同事有反映，自己放在辦公桌上的零食和未開封的飲料無故消失，

本來工作的性質和環境上的必要隔閡，導致同事之間在交流上或多或少會以距離感為媒介，

傳遞出彼此之間幾近必要的隔閡需求：

你不打擾我，我也不想打擾你。

結果，這小偷小摸的行為突然成了眾人猜忌彼此的“把柄”，

愈演愈烈的言論沖突，甚至出現了在會議上借此指責彼此的手段，

于是乎，一個信號橫空出世：

該管管了。

通過監控，很快鎖定目標，然后就是部門負責人談話，

而后所得出的信息，則是不出意料之外的理念錯差：

對方不認為自己在偷東西，只是管同事“借”個方便而已。

但這個“借”卻沒有通知對方，

而實際上對方在利益受損這個事實面前上的表現，

也沒有讓這個“借方”產生出半點的羞愧或是自我質疑之意。

害群之馬不出意外的被剔除了，但對方卻留下了一道傷疤：

誰都不知道誰是下一個“借方”，

誰都不喜歡成為下一個“被借方”。

法治社會的行為戒尺之所以有著明確存在的必要性，

不僅是為了懲戒已然發生的罪惡行徑，

更是為了守護人性中，那道脆弱的認知堤壩：

如果做錯了不被制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為不被責罰，

那么受害者，只能承受“沒辦法”的代價。

因此，偷竊這種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而對于偷竊行為的打擊和禁止，不僅僅是為了維護大眾合法利益的必要表現，

更重要的是，讓更多的人明白，這種幾近于不勞而獲，

或者“失敗成本低于快感需求”的偷竊行為，

是有著明確被禁止理由的事實，

如果這樣的事情不被禁止，那么便會有更多的人為了追求獲取他人利益的快感，

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輿論風向驟變，

而下一階段的對抗，則會成為“偷竊者是否應該被理解和原諒”，

這種近乎于“法不責眾”理念上的立場對抗，

沒有人愿意無緣無故背負起他人的錯責，

更不用說，

背負起他人錯責，而受害者還是自己的事實，

就更容易讓那些真正的無辜大眾，

失去信心，

也失去“相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