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升級與各類風險事件頻發。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關系演變不僅關乎世界經濟復蘇進程，而且直接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戰略空間與風險邊界。美國對華政策已成為影響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關鍵變量，“特朗普2.0時代”加劇了這一復雜態勢，亟待深入分析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挑戰與應對路徑。為有效化解不利因素的影響，推動中國海外企業高質量發展，我們應該構建中企海外利益保障機制，破除投資壁壘；建立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對沖安全審查風險；強化產業鏈韌性引導，化解產業被動外遷風險。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全球投資環境劇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當前，逆全球化的思潮不斷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明顯上升，世界各地區的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不斷上升。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后，中美關系將面臨復雜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交織的局面，這對于正進行海外投資和海外運營的中國企業而言，將面臨多重風險和挑戰。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7任美國總統，“特朗普2.0時代”正式開啟。特朗普上任伊始，先后簽署了《美國優先貿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和《美國優先投資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總統備忘錄，強調要從經濟安全領域來構建美國的國家安全，繼續推行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經濟、貿易和外交政策，這將對我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中國赴美投資企業首當其沖，受到了種種限制和沖擊。當地時間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簽署了兩項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該行政令對所有貿易伙伴都設立了所謂的“對等關稅”，不僅嚴重沖擊了全球貿易的正常運行秩序，而且導致了全球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當地時間2025年12月4日，美國白宮發布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突出“美國優先”的價值取向，主張進行中美經貿關系“再平衡”，進一步強調經濟競爭，關注供應鏈安全、知識產權保護和貿易平衡等方面的問題。

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便已將中國界定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以所謂的“301”調查為借口，對中國大打“關稅牌”，發起了“中美貿易戰”，分別在加征關稅、科技制裁、金融遏制和盟友經濟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從多方面遏制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之后的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安全戰略，拉攏盟友構建各種排華“小圈子”，致力于構建“小院高墻”，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制度制衡。在“特朗普2.0時代”，當地時間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鎖定為長期近乎對等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海外投資企業面臨的國際形勢更為復雜。

中國對外投資面臨的新挑戰

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之后，將中國視為美國的重要“戰略競爭對手”，繼續推行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相關政策，給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和海外運營設置重重障礙，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將面臨更多的風險和挑戰，中國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應對，以維護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第一，直接投資壁壘：中企赴美投資的系統性限制。進入“特朗普2.0時代”，美國繼續奉行“美國優先”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給中國企業赴美投資設置了重重障礙。美國利用幾乎所有的必要法律工具，包括CFIUS審查規則，限制中國關聯主體投資美國的技術、關鍵基礎設施、醫療保健、農業、能源、原材料或其他戰略行業，涉及的具體行業包括半導體、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軟件、數字平臺、加密貨幣挖礦等。受美國相關政策的影響，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面臨嚴重制約，針對高科技行業的投資幾乎陷于停滯，我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逆向”獲取先進技術的渠道受到嚴格限制，這也必將進一步倒逼我國加快技術自主創新步伐，推動國內科技產業的發展。

第二，安全審查機制升級：發達國家外資安全審查的泛化與歧視。以應對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挑戰為理由，部分發達國家對外資安全審查的法律法規進行了系統性、持續性的收緊和升級，不斷加強外資安全審查機制。美國在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基礎上，于2018年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該法案已于2020年2月開始全面實施。歐盟委員會在2019年通過了《歐盟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條例》，該條例于2020年正式生效。英國議會在2021年4月正式通過的《國家安全與投資法》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德國是歐洲外資審查的先行者，多次修訂其《對外經濟條例》。法國在2021年至2024年間修訂了《貨幣與金融法典》?？傮w而言，這些法律法規不僅大幅擴大了國家外資安全審查的范圍，而且增強了執法權力和處罰力度，對特定國家采取了更具針對性的限制措施，來自中國的資本是重要的關注對象。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投資面臨重重限制，以往通過逆向技術溢出獲取先進技術的做法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產業鏈沖擊：對華限制措施引發的產業被動外遷風險。隨著美國對中國限制措施的不斷增強，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施加了高額關稅，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設置了重重障礙，企圖構建一套所謂“去中國化”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系統，以此來確保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出現了大幅攀升，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斷效應擴大，這些疊加因素促使更多國家傾向于推動產業鏈回流本土。為規避關稅壁壘和貿易制裁等風險的不利影響，不少中資企業選擇將原有的國內生產環節遷至海外，出現了較大規模的中國產業向國外轉移的現象，這體現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增加。受美國限制措施等多重因素影響，近年來我國對東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較快，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在東盟國家投資設廠。以新能源車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還加大了在美國近鄰墨西哥的廣泛布局，以規避美國的高關稅和其他壁壘的沖擊。制造業企業的產能外遷加速助推整條產業鏈外遷，我國未來可能面臨制造業“空心化”的風險，必須引起足夠的警惕。

應對挑戰的中國策略與路徑選擇

步入“特朗普2.0時代”，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態勢持續升級，對我國企業的限制措施的范圍更廣、手段更嚴、針對性更強，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和海外運營面臨更多風險和挑戰，部分海外業務甚至遭遇中斷風險。為有效化解這些不利因素的影響，破解我國企業海外發展的瓶頸，我們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構建中企海外利益保障機制，破除海外投資壁壘。為有效應對赴美投資面臨技術封鎖、審查歧視等方面的問題，應從多方面入手構建中國企業海外利益保障機制。首先，應在多邊框架下推動跨境投資安全審查規則制定。聯合備受美國單邊主義影響的國家，在RCEP、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多邊框架下，推動制定跨境投資安全審查透明化公約，明確國家安全風險審查的范圍，需要以“真實的國家安全風險”為依據，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以“國家安全”之名卻大行“貿易保護”之實的做法，同時建立安全審查結果申訴機制，必要時對美國進行堅決反制。其次，應不斷優化對外投資路徑。針對具體的赴美投資受阻案例，可與美國本土實力企業一起建立技術合作聯盟，通過技術專利授權、聯合研發等方式，規避嚴格的投資審查。利用好眾多的海外產業園區，在園區內加強與美國企業的合作，降低赴美投資的風險。最后，應加快海外權益保護相關立法進程。加快海外經濟利益保護法的立法進程，不斷充實我們的法律工具箱，設立專項“海外投資維權基金”，保護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二是建立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對沖安全審查風險。面對發達國家日益擴大外資安全審查范圍、提高審查標準的趨勢，我國應建立一套外資安全審查應對體系，對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和海外運營風險。首先，應整合多方面的資源，共同打造“外資安全審查動態預警平臺”，可由商務部牽頭，整合外交部駐外使領館、行業協會和大型中企海外分公司的數據資源，實時更新世界各國的外資安全審查相關法規、最新案例和處罰標準，構建“風險等級評估體系”，按風險大小分別劃分為“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等三個等級，并制定相應的對策。其次，推動外資安全審查標準雙向銜接。繼續完善我國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與對方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要明確“對等審查”原則，必要時采取反制措施。最后，應不斷強化跨境爭端解決能力，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等機構開展深入合作，組建“海外投資法律專家庫”，協助我國企業通過國際仲裁、雙邊協商等方式維護合法權益，對沖發達國家外資安全審查壓力。

三是強化產業鏈韌性引導，化解被動外遷風險。針對部分產業加速外遷的問題，首先，需要進行科學引導，構建一套“產業重要性評估體系”，并基于該體系按產業重要性劃分為“核心技術產業”“關鍵配套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三大類。對于芯片制造、高端光刻機研發、航空發動機等核心技術產業，要鼓勵相關企業將關鍵研發與生產環節留在國內，避免核心技術外流；對于新能源汽車零部件、電子設備組裝等關鍵配套產業，引導其向我國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對于紡織、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符合國內產業升級方向的前提下，支持企業向東南亞、非洲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轉移。其次，應不斷加固本土產業鏈，圍繞一些容易受外部限制的重點產業，設立“產業鏈補鏈強鏈專項基金”，重點支持國內上下游企業開展協同攻關，補齊相關產業鏈短板。最后，應不斷加強國際協作，積極推廣包含中國、發達國家和第三方國家在內的多方產能合作模式。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業鏈協同發展，保障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運行，實現產業轉移與產業鏈韌性提升的有機統一。

（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 付韶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