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一特務冒充我地下黨，被李克農派人識破，不料竟是個意外收獲

1958年年初，武漢市公安局接到了公安部轉來的一份敵情通報：

“據悉，國民黨情報局大陸研究所特務(姓名未悉)，男，年齡35歲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兩虎牙均鑲金牙，眼角有一顆小黑痣。該人曾當過憲兵，在港住十余年，在港已接受特工訓練，現準備潛入武漢活動。”

當時春節還未過，本該是喜氣洋洋的節日，但武漢市公安局沒有怠慢立刻組成了專案組，對通報中所提供的情況進行調查，短短幾天時間，就篩出了一個可疑人員。

同年2月16日（農歷臘月二十八），武漢市公安局從入境的人中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此人名叫劉人惠，于2月初從香港回到老家武漢，時間上也比較契合公安部通報里面所說的時間。

不過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在武漢市公安局準備對劉人惠進行布控的時候，劉人惠的母親劉媽以及妹妹劉玲就到了派出所把劉人惠給舉報了。

“我兒子從香港回武漢后，言語動作很可疑，希望政府能管一管。”

劉媽以及其女兒劉玲的大義滅親，給警方破獲此間諜案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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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家住漢陽普提巷4號的劉媽在稍早些時候，她接到了兒子從香港寫來的信，信中說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愿意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劉媽那時已經很多年沒見到兒子，心里自然是很高興。

1958年2月初，劉人惠從香港回到老家武漢，劉媽一見他回來，就激動的熱淚盈眶，還跟兒子說：

“兒啊，你爸死的早，我是多么不容易把你和妹妹拉扯成人，現在你回來了，咱們全家總算是團聚了。”

劉人惠的妹妹劉玲當時是武漢某工廠的一名工人，同時也是一名中共黨員，她也多次對哥哥介紹過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變化的情況，并且還提到了黨和政府對她們一家的關愛，希望哥哥也能趕緊跟上來。

不過，令劉媽、劉玲奇怪的是，劉人惠似乎對她們所介紹的情況根本不感興趣，整日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劉人惠從香港回來后，并沒有第一時間去辦理長期戶籍，流露出一副隨時可能離開的模樣，這和他在信中所述“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想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完全不符。

漸漸地，她們對劉人惠此行回歸產生了懷疑，因為劉人惠1946年當過國民黨憲兵，認為他此行回來可能是肩負了什么任務。

后來，劉媽與劉玲母女倆達成了共識，先勸勸，實在不行再舉報。

趁著一次機會，劉媽拉著兒子問：

“惠兒，你莫不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吧?你有什么問題，應盡快向政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這是唯一的選擇！”

劉玲也在一旁附和：

“我也不能容忍國民黨特務隱藏在家中。”

劉人惠見母親和妹妹一臉嚴肅，趕緊解釋：

“媽媽、妹妹，請你們放心，我不是壞人，請你們相信我的話。”

本來劉人惠只是一味推脫，被母親、妹妹一再的追問，無奈之下只好說：

“好吧，你們讓我去政府自首，那我就向政府說明白，讓你們知道我是個什么人。”

1958年2月24日，劉人惠在母親和妹妹的陪同下前往武漢市公安局偵查處，沒成想劉人惠介紹的情況，不僅令她們母女倆吃了一驚，就連在場的公安局工作人員也驚得目瞪口呆。

“我1946年在武漢照相館當學徒，12月考入國民黨漢陽憲兵12團當憲兵，1948年調國民黨第5軍200師當少尉參謀，此時與5軍的中共地工人員王永生建立了工作關系。后該軍被人民解放軍擊潰，我和王永生隨軍退到福建沿海，為了便于工作，由王永生給我編造假歷史，改名劉竟，考入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任少尉組長，后退至澎湖、臺灣時與王永生失掉聯系，不久，我考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政訓班’，后調入國防部二廳八組工作，該組將我派赴香港，并由駐港特務機關派遣來大陸，多年來沒有和中共組織聯系，現準備去北京向李克農將軍匯報工作。”

不僅如此，劉人惠還說，自己所講的是隱蔽戰線的機密，要求在場的所有人保密。

武漢市公安局將劉人惠的情況上報到了公安部以及中央軍委，引起了李克農的興趣，他要求把此人送到北京來進行進一步的甄別。

1958年2月25日，在武漢市公安局的“陪同”下，劉人惠來到了北京，被暫時安排到了前門外的新生活旅館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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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當然不是相信了劉人惠的說辭，作為一個從事地下工作多年的老地下黨，他對于此類事件有著自己的處理方式。

無論甄別出來是或者不是，都對案子的調查起到推動作用。

1958年2月28日，李克農指派總參謀部的少校榮正專門到旅館，同劉人惠進行談話，劉人惠還是持他在武漢市公安局的那套說辭，榮正特意就一些細節進行詢問，但劉人惠對答如流，毫不慌張，就連榮正自己也看不出來有任何問題。

不過，隨后榮正按照李克農的要求，對劉人惠所提的人和事兒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取證，結果證實在我黨地下工作關系中，根本就沒有所謂5軍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王永生、劉人惠這兩個人。

榮正將此事報告給李克農后，李克農也有些生氣：

“把我們調查的情況告訴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劉人惠此人要由公安機關審查清楚。”

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派出工作人員對劉人惠進行正面審查，在工作人員一再申明政策的情形下，劉人惠無奈的交代了自己的情況。

劉人惠年輕的時候在武漢照相館當學徒，后來又經商，但發現戰爭年代經商并不好干，于是就在1946年12月考入了 國民黨駐漢陽的憲兵12團當憲兵，1949年3月，調第五軍第200師任少尉排長。

應該指出的是，這個第五軍應該就是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的國民黨軍五大主力的第五軍，該軍于1949年4月重建，隸屬于第一編練司令部，軍長高吉人（還有一說是熊笑三，不知道那個對）。

這個重建的第五軍整體是以福建保安團為主，不僅不滿編，戰斗力也很差，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反倒成為該軍后來能保全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該軍后來隨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長期駐守小金門。

不過當時劉人惠已經不在第五軍，而是在當年7月又考入了國民黨綏靖總隊第四大隊第一指揮室任中尉情報組長。

這個國民黨綏靖總隊，根據資料來看，應該是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于1947年7月成立的成立的武裝諜報部隊——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代號“321”。

蔣介石之所以要成立這個綏靖總隊，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滲透進入我根據地的特務，負責執行潛伏、暗殺、情報搜集等任務，并收編地方武裝配合國民黨正面作戰。

國民黨綏靖總隊后來跟隨國民黨當局撤至臺灣。

劉人惠逃到臺灣，深受重用，曾被編入國民黨軍官儲訓班，后任國民黨81軍上尉指導員、干事等職。1950年考入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學校，畢業后被編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戰俘審訊組，并任上尉審訊官，1954年，劉人惠擔任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城市戰略目標兵要小組”參謀。

數年時間里，劉人惠不僅負責培訓了一批又一批反共諜報人員，還積極參與獲取大陸情報內容的特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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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因“國防部二廳城市戰略目標兵要小組”缺少戰略目標資料來源，組長楊凌九準備派人赴香港、澳門等地，劉人惠主動申請楊凌九把此事上報給國防部二廳后，引起了國民黨當局重視，獲派潛伏回大陸，就連劉人惠寫給母親的那封信，實際上都是國防部二廳擬定寄送出去的。

在后來的時間里，劉人惠接受了系統的培訓，為潛伏進入大陸做了充足的準備。

1957年6月，劉惠完成培訓后，受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指派，以偷渡的方式潛入香港，按照要求，劉人惠還給母親又寫去了一封信。

劉人惠到香港后，開始了一系列為潛入大陸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學習廣東話、了解香港的情況。

同年12月21日，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專門派人與劉人惠取得聯系，并告知他辦理好在港以及離港一切手續，迅速潛入大陸，與此同時，劉人惠也正式領取了他潛入大陸后的任務：

“劉人惠系屬二廳駐港8061站5186組之派遣人員，番號為5160，職務為武漢地區情報專員，活動經費為每月881港元，主要任務是搜集武漢地區軍事情報。陸軍方面，包括武漢地區軍事組織機構、兵力番號、駐地、武器裝備等，海軍方面包括武漢地區有無江防艦隊司令部及其地址，長江內有無艦艇，有無海軍訓練機場及海軍駐地、番號兵力人數等:空軍方面包括查明武漢地區有無空軍戰斗第19師，武漢橋口機場是否軍用機場，南湖區機場是戰斗機場，還是轟炸機機場，徐家棚是否作為民用機場，武漢地區的空軍駐地、兵力番號等;兵要方面有:長江深度，長江大橋和漢水大橋建成情況，武漢鋼鐵廠和武昌造船廠建設情況等等。徐某最后嚴肅地要求劉人惠，必須按文件中的各項指示、規定進行活動。”

1957年12月，劉人惠經過羅湖車站入境。

劉人惠自己也沒想到，自己到家后沒多久，就惹得母親和妹妹懷疑，這為他后來暴露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國民黨當局為劉人惠順利潛伏，花了不少心思，可他們并沒有想到的是，一個人一旦脫離了熟悉的環境，是很容易被改變的。

劉人惠一開始回到武漢家里后，確實是存了潛伏的想法，可他回來以后，處處感受到了家鄉的不一樣，不像是他在臺灣那樣壓抑，心里就有了別樣的想法，特別是面對母親和妹妹的規勸，他的思想確實產生了動搖，準備向政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不過，劉人惠干了件蹩腳的事兒，就是冒充我黨地下工作人員。他以為自己不會被識破，可他并沒有想到，自己的話漏洞百出。

1960年5月3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了此案，并判處劉人惠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有意思的是，武漢市公安局不久后又傳來捷報，稱抓住了此前截獲敵特電文里的那個人。

原來武漢市公安局在劉人惠投案以后，發現此人的形象與電文中提到的那個人有很大的出入，而且劉人惠沒有在港居住十年以上的經歷，斷定他不是電文里提到的那個特務，于是加大了調查力度，順利把這名劉姓特務抓捕歸案。

劉人惠成了此案中一個意外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