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朔方歷史，豐富邊疆文化，賡續中華文明

內 容 簡 介

本書收錄了2023年、2024年于杭錦旗舉辦的朔方歷史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的學術成果，本著“溯源朔方歷史，豐富邊疆文化”的宗旨，從考古實證、歷史研究和文旅融合三個方面對杭錦旗的歷史文化遺存進行研究闡釋，突出其在彰顯中華文明特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深化邊疆文化特性中的重要價值和意義。考古實證圍繞杭錦旗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實物遺存開展研究；歷史研究在梳理文獻資料，探討杭錦旗歷史上的族群關系、邊疆治理等方面，多方位呈現其歷史文化內涵；文旅融合則在聚焦歷史文化資源的價值、追尋開發利用的契機等方面作了積極的探索。

本書可供歷史學、考古學、文化遺產等專業的師生、研究人員和文博愛好者閱讀、參考。

鄂爾多斯高原地處內蒙古高原向黃土高原過渡帶，地理坐標大致為北緯37°35′—40°51′，東經106°42′—111°27′。地勢呈西北高、東南低的分布趨勢。北部為沿黃河南岸東西延伸的庫布其沙漠，中部為鄂爾多斯高原半干旱草原區，南部為半干旱沙質草原與固定沙丘交錯的毛烏素沙地，東部則過渡至黃河沖積形成的河套平原邊緣地帶。黃河干流北上后，自西向東流經鄂爾多斯高原北部再南折，形成獨特的黃河大回折區域，境內發育季節性河流70余條。該區域氣候類型屬溫帶大陸性氣候，年均降水量150—400毫米，且60%集中于夏季。四季氣候特征分明：春季受西伯利亞冷空氣侵襲，多大風沙塵天氣；夏季溫和短促，降雨時段集中；秋季晝夜溫差大；冬季寒冷漫長，少雪多寒潮。其地東部以黃河為天然分界線，與山西省朔州市和忻州市隔河相望；東南部與陜西省榆林市接壤于毛烏素沙地南緣地帶；西部與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吳忠市相連，毗鄰騰格里沙漠東延區域；北部與包頭市和巴彥淖爾市隔河相鄰，并與陰山山脈北麓相接，通連四方。其中的杭錦旗宛如鑲嵌在黃河大回折區域內的明珠，璀璨輝煌。史載其地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據險”，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長期碰撞與融合的關鍵地帶。

鄂爾多斯地區是早期人類活動頻繁的核心區域之一。這里既有舊石器時代薩拉烏蘇遺址和 “河套人” 化石，更有諸如魯家坡、陽灣、白草塔、寨子塔、二里半、永興店和朱開溝遺址等典型的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為早期人類在農業定居、社會組織復雜化方面的演進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實證。而朱開溝遺址出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與蛇紋陶鬲，不僅標志著北方游牧文化的萌芽，更體現了中原農業文明與歐亞草原青銅文化的雙向互動。1971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的蓋山林、李作智先生在杭錦旗錫尼鎮發現了遺物主要為石鏃、石錛、石磨盤、石磨棒以及泥質紅陶、夾砂灰陶殘片等的陶來溝遺址，推斷其應屬仰韶階段新石器時代；1983年，魏堅、王志浩等在準格爾煤田的文物普查中發現并清理了張家圪旦和大廟圪旦等仰韶和龍山階段的遺址。這些早期人類活動的遺存生動地揭示了廣袤的鄂爾多斯高原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色彩紛呈的歷史見證。

杭錦旗地處鄂爾多斯高原的西北部，這里地勢平坦，水草豐美，黃河沖積扇形成了早期的畜牧業經濟和其后發達的農業灌溉系統。歷史時期游牧族群與農耕族群在此交替生活，同時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權之間的必爭之地。1973年春，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在杭錦旗阿魯柴登清理墓葬2座，出土金器218件、銀器5件及石串珠等，其中的鷹頂金冠代表了戰國時期我國北方民族貴金屬工藝的最高水平。同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田廣金等在杭錦旗桃紅巴拉發掘6座墓葬，出土青銅短劍、鶴嘴鎬、動物形飾牌和各種裝飾品。高等級墓葬和大量游牧風格的青銅器是春秋戰國時期游牧族群在杭錦旗活動的實證。秦漢時期，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的交流、融合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 ，置九原郡。并使蒙恬 “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 。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 “令車騎將軍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使建筑朔方城” 。朔方郡郡治所在的臨戎古城，原本位于黃河東岸的現杭錦旗境內，后因黃河改道歸屬了黃河西岸的現磴口縣，稱河拐子古城。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又置西河郡。漢朝在此期間大規模移民實邊，史載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 。河套地區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同時興修水利，發展灌溉農業，“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鄂爾多斯高原北部地區的朔方郡和西河郡社會生產迅速發展，農牧興盛。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曾巡視此地，《漢書·武帝紀》載：“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 在今杭錦旗境內發現的霍洛柴登古城、摩林河古城、扎爾廟古城等漢代城池便是最好的例證。其中霍洛柴登古城城垣呈長方形，東西長1400余米，南北寬1100余米，發現了完整的漢代鑄幣作坊，出土錢范150余塊，錢幣累計達3500千克，9塊錢范上刻有 “始建國元年三月”、“鐘官工” 和 “王” 等可以辨識的文字。“始建國元年（公元9）” 紀年錢范，印證了王莽時期在此地發展農牧業生產和開展商品交換的歷史。結合城內出土的大量陶器、青銅器、鐵器，以及 “西河農令” “中營司馬” 銅印等遺物，霍洛柴登古城即應是西河郡的郡治所在。

據有關考證，“杭錦” 系由突厥語 “康里”（杭里）演化而來，意即 “車子” 。東漢以降，匈奴、鮮卑、突厥、黨項、蒙古等北方民族先后在今杭錦旗區域內活動，歷經后趙（羯石氏）、前秦（氐苻氏）、后秦（羌姚氏）、北魏和西魏等政權管理，由于王朝更迭迅速，這一時期遺留在杭錦旗境內的遺跡較少。此后，杭錦旗在隋朝屬五原郡九原縣、永豐縣轄地；唐朝分屬豐州的九原、豐安等縣轄地；北宋初期南部地區屬宥州管轄；元代至順元年（1330），北部屬甘肅行省兀剌海路，南部屬陜西行省延安路轄地；明初屬東勝衛，正德五年（1510），統屬蒙古鄂爾多斯萬戶；清代屬鄂爾多斯右翼后旗，俗稱杭錦旗。這一時期，杭錦旗大地上回響著莊嚴動聽的古如歌，藏傳佛教也如火如荼地在這片大地傳播。自明萬歷十一年（1583）首座寺院“浩慶耐臺”建成后，全旗范圍內陸續興建60余座喇嘛廟，這些寺院沿黃河階地、庫布其沙漠北緣及山地隘口分布，兼具宗教傳播與軍事防御功能。

歷史的長河浩蕩奔涌至今，杭錦旗的歷史文化事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23年12月16—17日、2024年8月17—18日，杭錦旗以“溯源朔方歷史，豐富邊疆文化，賡續中華文明”為宗旨，先后舉辦兩屆朔方歷史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在田野考察的基礎上，與會學者共同分享朔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來自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鄂爾多斯博物院等高校和文博單位的專家、學者齊聚杭錦，進一步溯源探究朔方、西河的歷史淵源，梳理杭錦旗的歷史文化脈絡。座談會后，由中共杭錦旗委員會宣傳部與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錢幣博物館、內蒙古大學和內蒙古師范大學分別簽署了“朔方、西河郡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研究” “邊疆地區貨幣與金融發展研究”“杭錦旗地方歷史脈絡研究” “黃河 ‘幾字彎’ 歷史文化與邊疆文化關系研究” “杭錦旗歷史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研究” 五項杭錦旗朔方歷史文化研究項目協議，以促進杭錦旗歷史文化研究與文旅融合發展，并為“中央民族大學杭錦旗考古文博實習基地”揭牌。朔方歷史文化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邊疆文化的一部分，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進程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透物見人，鑒往知來。隨著考古文化事業的開展，我們更加深刻地感覺到了地處邊疆、地域廣袤的鄂爾多斯地區考古工作的復雜性、多樣性和重要性。自秦漢設郡安邊以來，在今天的鄂爾多斯高原留存了大量的古城和墓葬遺存，了解和確定這些遺存的歷史、文化、科學價值，應當是今后杭錦旗考古工作的重點，需要在前人的工作成果之上，繼續推進鄂爾多斯高原考古事業向前發展。

何以中國，因有邊疆。杭錦旗考古文化事業的發展應該立足于北方民族考古事業，結合多學科的理論方法開展田野實踐和理論闡釋，以多樣視角詮釋邊疆文化的豐富內涵。廣袤的鄂爾多斯作為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交匯地帶，其歷史文化發展軌跡體現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個特性，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體現了邊疆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杭錦旗考古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必將為深入闡釋邊疆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凝心聚力。

《朔方歷史文化研究》

ISBN 978-7-03-082153-9

中共杭錦旗委員會宣傳部 編

魏堅、常海 主編

定價：1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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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周赒 周藝欣 摘編自 中共杭錦旗委員會宣傳部 編，魏堅、常海 主編：《朔方歷史文化研究》前言。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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