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領域內女性依然偏少嗎？

可能不少讀者都聽說過這樣一句話：“女人搞哲學，對于女人和哲學兩方面都是損害。”遺憾的是，事實似乎也有所呼應，無論在哪個文化語境中，哲學領域內女性學者的比例都顯著偏低。而學習哲學的女性學生，比例卻并不低。哲學領域女性偏少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歸結為興趣或天賦差異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不只是一個存在于哲學領域的問題，在藝術、科學等多個領域中，都有過相關的討論。今天的文章將結合《哲學領域女性偏少問題研究》《她的實驗室》《一直在場》《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等多本近年出版的作品，聊一聊哲學與女性的關系。

現實并非展柜里的標本，它在不斷地流動和變化中——我們的觀察本身，就在參與構建和改變現實。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一項解釋的工作，而非本質主義的歸因，我們既不對“哲學”的理想特質，也不對“女性”的思維模式做一種本質化的判定，而是旨在結合一些親身經歷或觀察到的現象，梳理一種或多種具備解釋力的可能性。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會從日常記憶中產生困擾的問題出發，勾勒并回應那些阻礙女性進入哲學的刻板印象和認知圖式，但這樣做的目的，并非為了評判對錯，更不是為了譴責持有某一觀點的學者，而是為了達成對哲學本身以及它與女性之關系的更深入理解。因為在人文領域中，理解的過程，就是改變的過程。

撰文｜陳明哲

一個看似過時的問題：

“女人不宜搞哲學”

曾經，一句“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在大學校園間廣為流傳。周國平作為國內研究尼采的著名學者，擅長以文采斐然的筆調闡述哲學思考。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他的著作影響了諸多年輕人。正是在這種廣泛的影響之下，他的“女人不適合搞哲學論”得以傳播，該論至少收錄于《人與永恒》《人生哲思錄》等著作中。他甚至曾在2004年世界哲學日發表過一篇題為《女人為什么不宜搞哲學》的演講，提出“女人搞哲學，對于女人和哲學兩方面都是損害。”

這一觀點基于以下論證：一方面，女性做哲學時，由于她哲學能力存在本質性缺陷，包括哲學直覺和邏輯思維能力偏弱，思考問題時會“攪成一鍋粥”，因此會損害哲學的嚴謹；另一方面，研究哲學也會傷害女性的“美”，因為“學了哲學，頭腦變得復雜、抽象也就是不聰明了；靈魂愈加深刻、絕望也就是更痛苦了。……壞的哲學使人枯燥，好的哲學使人痛苦，兩者都損害女性的美。”也就是說，本質上，周國平是援引一種“憐惜”修辭，來為這種文人式的性別本質主義辯護。

這種優美的本質化“思維差異性別論”具有時代烙印，它基于對某一時代現象的簡單歸納。這種差異論預設了哲學需要一種區別于日常直覺的理性直覺和邏輯思維能力，并將“感性”與女性、“知性”與男性對應。曹劍波在《哲學領域女性偏少問題研究》一書中，基于實證數據反駁了這一前提，論證了哲學直覺并無性別差異，且邏輯思維能力并非女性的弱項。因此，問題的核心并非“女性是否適合哲學”，而是“現實中哲學領域內女性偏少的狀況”是如何由系統機制所構建的？

《哲學領域女性偏少問題研究》

作者: 曹劍波
版本: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

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著名哲學家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在《改變哲學的意識形態與文化》中指出：哲學共同體普遍存在一種“假定成功哲學家就該像（傳統的白人）男性那樣行事和思考”的圖式。這種圖式通過哲學中一系列熟悉的二分法（如理性/感性）疊加對哲學理想特質（深刻、開創性、嚴謹）的框定，將哲學與男性氣質鎖定并與女性氣質相對立。與此同時，大量心理學和經濟學研究表明，當完全相同的論文、簡歷被標注典型的不同性別和種族姓名時，評審者（無論自身性別）會給出差異化評價。在此，哈斯蘭格引入了“圖式理論”來解釋這種無意識偏見。

圖式（Schema）是一種心理建構，它以簡略的模式構成個人對群體和事件的認知。它與“假設”相似但更原始，運作機制是喚起人們的預期，從而以符合圖式的方式解讀行為、彌補缺失的信息、并引導新信息的搜尋，最終傾向于將不符合圖式的例外情況特殊化。這種認知圖式進一步引發了圖式沖突：當主流哲學被圖式化為極度理性、客觀且男性化的典范；而女性主義哲學的認知圖式則被圖式化為與女性特質相關聯，標記為情緒化、政治化且非客觀的。這種圖式沖突，使得女性學者在極度陽剛的哲學環境中感到格格不入，因為這要求她們壓抑潛在的重要身份特征。

在此基礎上，曹劍波從社會環境層面，補充區分了“有形成見”和“隱形偏見”。有形成見在各行各業都存在，但是在哲學領域被放大，其原因主要是女性通常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提供隱形服務（如大量的行政或情感支持），而這些工作既不被看見，又缺乏可被視作“成果”的產出。由于女性人數整體偏少，她們一方面更容易被分配去提供隱形服務，一方面又無法為這些工作爭取公平的價值權重。例如，在中文學術圈，部分博士招生者仍會以“男生更適合搞哲學，女生事多”為依據優先選擇男性。擁有這種偏見的人甚至會選擇性地援引“現實”證據（如女性需要生育、照顧家庭），來“修正”并辯護這種歧視。

《書店》電影劇照。

“隱形偏見”則是固有的、無意識的偏見，在哲學實踐中通常展現為師生無意識地認為女性不擅長哲學。哲學家路易斯·安東尼（Louise Antony）描述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當男哲學家的性別圖式讓他未能理解女哲學家的論點時，他會真誠且善意地將這種“不理解”歸因于對話者的能力不足，進而開始解釋一些基本的背景材料。但是，這種“好意的輕視”讓女性同行感到困惑和挫敗，甚至會喚起她自身的性別圖式——開始反思“也許我把所有一切都搞錯了”。

路易斯使用“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模型對哲學領域女性偏少現象進行解釋。該模型借喻極端氣候現象，意指多重不利因素，如社會性別規范、隱形偏見、成見威脅和職業規范等，這些微小影響共同作用，在特定環境中趨同和強化，最終對女性的選擇和行為產生巨大的、復合型的負面影響。

這一系列分析都從非本質主義的角度，系統地回答了“哲學為什么排斥女性”問題。曹劍波進一步指出，中國女性在面對哲學時有其特殊性，她們存在觀念上的兩難。一方面，她們相信“女性能頂半邊天”并追求事業，另一方面，又被“女性應該兼顧家庭”的實用性期待所束縛，而哲學又被視為“高雅的男性學科”。這種社會期待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女性的決策。她們即便有能力，也可能出于對承擔與代價的考量而選擇放棄。

問題是否被窮盡？

對排斥機制的再反思

當我們深入探究女性退出哲學的原因時，還有一個常見的論調是：哲學“不夠實用”，女性可能基于經濟理性，或實際考量，從而對這種“大而無用”的學科失去興趣。

然而，這種“女性缺乏興趣”的論調本身就是一種錯位的理解，它將系統性的排斥簡單地歸因于個體的偏好。科學家麗塔·考威爾（Rita Colwell）和莎朗·伯奇·麥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用《她的實驗室》這本書說明群體性的“缺乏興趣”絕非科學領域內女性偏少的影響因素。她們在前言中批評：“每每聽到人家出于好意說‘讓更多女性對科學感興趣’時，我仍不免有些惱火。根本用不著讓更多女性對科學感興趣。目之所及，到處是被隱沒的身影。”將這段話中的“科學”換成“哲學”同樣成立：女性并非缺乏對哲學的“理解的欲求”。薩利也結合自己的經歷，不無諷刺地指出：“這種（女性在哲學之外有更好的選擇）的論斷，與我認識的那些退出哲學領域的女性經歷并不相符（反倒更像我認識的那些退出該領域的男性所言）”這強烈暗示了：女性的退出更可能是某種結構性的“身不由己”。

《她的實驗室》

作者 ：[美] 麗塔·考威爾 / [美] 莎朗·伯奇·麥格瑞

譯者：柯寧

版本： 萬川｜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24年10月

事實上，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范式銜接問題，它體現為哲學內部的慣例與女性身份之間的沖突。在《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這本書中，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考察幾種復雜的假設后，最后發現題目中問題的答案可能非常簡單：歷史上，女性身份使她們缺少畫裸體的資格，而這種訓練是成為大藝術家的必經之路，因而最終的結果是偉大的女藝術家偏少。將這種邏輯投射到哲學領域，問題便指向了哲學共同體的內在缺陷。

哲學共同體中男性成員占據壓倒性多數的原因，或許就像“酒桌文化”是男性主導一樣。首先，這種文化在歷史上本就建立在某種特定的身份準入資格之上，如今依然存在慣性；其次，即便當代社會倡導男女平等，但是這種“男女有別”的文化慣性導致很大一部分男性從小就“有資格”經受和適應某種“服從性測試”（如對等級、儀式、高強度辯論的適應），這使得他們在當前的哲學共同體中更容易獲得一席之地。在此，需要說明的是，范式銜接問題不僅在哲學與女性之間，還存在于代際之間，年輕一輩的男性可能在觀念上有所變化，導致他們同樣經歷著某種排斥。這也是為什么吐槽“老登”會有如此廣泛的共鳴，“登”實際上是一種“中心化的傲慢”——吃到時代紅利的一代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沾沾自喜地用早已落后的認知模式審視、要求和教導遭遇新困境的年輕人。

《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

作者: [美]琳達·諾克林

譯者: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2月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周國平關于“女性與哲學不兼容”的看法情有可原，他無意識地捕捉了陽剛文化對女性氣質的系統性排斥，然而可惜的是，作為一名哲學學者，他卻簡單地止步于對現象的觀察，而放棄了哲學辨析，而這種思想在廣泛傳播之后，已然改變了文化現實。當然，這種改變也不一定全是壞事——因為對個體而言，這種斷言也可能激發反叛的動力，也有不少不服氣的女性（比如作者本人），最初正是抱著“爭口氣”的心態走進了哲學研究。

這類簡單化歸因，正是哲學實踐中動力衰退的具象化，這種動力即為“理解的欲求”。實際上，哲學本就存在著“反思之秩序”和“生成的動力”兩個面向。當我們強調反思、方法論、嚴謹的邏輯與抽象的概念時，便是在強調哲學的秩序面向，這種面向在沉思中被展現出來，它追求的是系統的、可被驗證的知識結構。同時，當我們強調驚異和好奇時，則是在強調哲學的動力面向，而思想史上諸多哲學家對哲學中“實踐”的強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這種探究動力的回歸與強調。

然而，當人們對哲學方法論和抽象體系的追求蓋過了對經驗和理解的考慮時，哲學就成為一套僵化而過分自洽的體系。這不僅導致了學科的工具理性化，也使得哲學共同體傾向于排斥那些不符合既定秩序的、更具體驗性的思考方式，失去了原有的開放性。我們說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并非說他們精通邏輯或擁有成熟的思辨能力，而是兒童不僅對“習以為常”保持質疑，還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哲學的動力。

因此，哲學對女性的排斥，本質上是哲學共同體中僵化的秩序對哲學原初的生命動力的排斥，是一種“秩序之懶惰”。

一種哲學態度：真誠與謙虛

不知道跟女性身份是否直接相關，我在進行面向大眾的批判時，時常傾向于采納一種哲學的實用主義立場，即更關注讀者或者對話者的成長，側重于促進包括自己在內的多方的相互理解，而非為自己的判斷進行非此即彼的辯護。這并非源于對自身判斷的不自信，或是缺乏面對爭端的勇氣，而是在倡導一種認知態度上的謙虛。

對于真理而言，人永遠是可錯的，無論是否經歷過哲學訓練。這種對認知可錯性的承認，在規范層面反復錘煉著哲學研究者的態度——任何一種專業訓練都無法完全杜絕專家出錯的可能，因此面對批評時必須提防認知的傲慢。這也絕非宣揚反智主義，哲學訓練恰恰是一種說理態度和說理方式的雙重練習，它是一個無盡內修的過程。我們現在之所以需要提倡這種謙虛，亦是出于對當下網絡空間中過于普遍的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的厭倦。

《一直在場》

作者 ：[英] 雅典娜·唐納德

譯者：符夏怡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25年11月

對哲學而言，實質上的謙虛自持是重要的，但是這種謙虛也可能被權力機制所吞噬，被異化為排斥性工具。著名科學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對“謙虛的見證者”形象的辨析中，深刻揭示了這種異化。她引用波義耳對“陽剛的謙虛”來源的思考，并分析了其中的“基督教的牧師修道院傳統”。在這個傳統下，男性被賦予了客觀把握自然世界的理性資格，因而有資格成為牧師。而女性作為男性的服務者，則必須保持道德上的謙虛和貞潔，使男性能夠不受干擾地侍奉上帝。在此，道德上謙虛的要求與認知層面謙虛的要求被截然區分：男性的謙虛是認知美德，而女性的謙虛是道德要求。

以上是哈拉維對學術研究中“謙虛見證者”的某一面向的分析。這一面向的存在提醒我們，聲稱堅持“謙虛”的人，如果僅僅是聲稱“客觀性”植根于自然，并由實驗方法和冰冷的儀器所保證，不受偏見污染，那么這種謙虛只是一種懶惰的姿態；同時，如果他拒絕直面客觀性宣誓之下，特定時期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生產、傳播模式，不去批判其文化中的性別主義和背后的權力結構，那么這種“謙虛”只是一種偽善的表演。但是，為了避免這種懶惰和虛偽，而完全不去理解傳統和共同體現狀，以某種身份進行批評和布道，或許也并非在研究哲學，而更像是宣傳某種充滿崇高體驗的宗教。

事實上，當下堅持謙虛的哲學或其他人文學科，反而被功利性文化所淹沒。它們所面臨的工科霸權和價值工具化，被視為無用之事而被邊緣化，同樣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女性處境”。無論是哲學所倡導的對思想的冷靜客觀、對秩序的系統梳理，還是對人類好奇心、道德動力的點燃與維持，在世俗功利的價值體系中，都缺乏直接的用處。

《書店》電影劇照。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庸俗的“無用之用”的辯護也無法給予哲學一個位置，因為這種論述依然停留在世俗的功利性框架內。然而，如今，前現代的真理守護者身份也無法賦魅哲學，與藝術中的“靈感敘事”不同，且不說這種靈感敘事在當代藝術的敘事中是否已然過時，哲學思辨并非某種天才的“靈光降臨”。另一方面，僅僅是反思層面的概念辨析也不夠。當哲學作為一種誠實的、冷靜的反思時，它反思的對象并非具體的某物，而是一個整全。哲學是人類對整全的思想性摹寫。當然，這種反思也可能給反思者帶來清醒、療愈甚至生命動力，這就是“真理”的力量。總之，這種反思的秩序面向和理解的動力面向本質上都與世俗的“用”無關。

到此可知，哲學領域中的女性偏少問題，并非源于女性的天賦缺陷，而是共同體的系統性排斥所致，是共同體文化中認知美德的性別圖式化，包括真誠的咄咄逼人和虛偽的謙虛，這些都造成了對真實理解的阻礙。在作為機制參與者的意義上，女性也并不無辜。這里的“不無辜”同樣意味著，女性可以有所作為。

對這些排斥機制的批判，并非終點。我們最終需要回歸哲學的本質：它是一種誠實的、對整全的反思，包含了客觀的秩序和理解的動力，這兩種面向都超越了世俗之用。如今，面臨無限工具化的世界，無論是妥協到以“無用之用”為自己辯護的人文學科，還是學科內被排斥的女性，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動力的無限性被異化的有限性所排斥。因此，我們這些探索的根本意義在于為女性和哲學都贏得一個更誠實而廣闊的未來。

本文參考資料：

Simoni Iliadi, Kostas Theologou and Spyridon Stelios, Is the Lack of Women in Philosophy a Universal Phenomenon? Exploring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Greek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Hypatia, Vol. 33, No. 4 (FALL 2018), pp.700-716

周國平：《人生哲思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

周國平：《女性為什么不宜搞哲學》，載《周國平人文講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頁。

Sally Haslanger, “Changing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Philosophy: Not by Reason(Alone)?”Hypatia, 2008, 23(2): 210-223.

Valian, Virginia. 1998. Why so slow?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Cambridge: MIT Press: 104&106.

Louise Antony，“Different Voices or Perfect Storm: Why are There so Few Women in Philosohpy?”，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12, 43(3): 234-235.

Louise Antony，“Different Voices or Perfect Storm: Why are There so Few Women in Philosohpy?”，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12, 43(3): 234-235.

麗塔·考威爾，莎朗·伯奇·麥格瑞，《她的實驗室：一位女性科學家走過的性別歧視之路》，柯寧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4年版。

Haraway D., Modest_ Witness@ 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 Meets_Oncomouse ? :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p. 29.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陳明哲；編輯：走走；校對：陳荻雁。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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