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漢奸之子，碰杯祝酒的祝詞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本文轉自：作家文摘

來源：《世紀》

文 |張朝杰 周曉瑛

周幼海與父親周佛海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本文口述者張朝杰（1920-2018），與周幼海自中學時代起相識，兩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作為周幼海人生經歷的特殊觀察者，張朝杰感嘆：“他是一個好人，可惜命運弄人，他一生都在替父親贖罪。”以下為張朝杰的口述。

青年時期的張朝杰

桌上被刻“小漢奸”

我出生于1920年，比周幼海年長兩歲。我倆認識那年，我18歲，他16歲。

1938年，我轉赴香港學習，考入當地一所名校——嶺南中學。與我同宿舍有姚祖彥、白先儒、張國良和周幼海。幾位舍友中，我、姚祖彥和周幼海興趣愛好相近，更談得來一些。周幼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質彬彬，說話斯文，很有禮貌。

青年時期的周幼海與妹妹周慧海

1938年冬，汪精衛、周佛海等人走上投敵叛國的道路。消息傳來，周幼海在學校處境尷尬。一次，不知是誰在他的課桌上刻寫了“小漢奸”幾個字，周幼海發現后大為惱火，但也只能作罷。

周幼海后隨父親周佛海一同回到上海。不多久，我聽說周幼海赴日本留學了。

與周幼海再見面，已是1941年末。當時我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嶺南老同學姚祖彥早一年返滬，他告訴我，周幼海也從日本回來了，想與我們幾位嶺南同學見面敘敘舊。

幾天后，我們相約去了周幼海的新家——位于愚園路749弄65號的周佛海官邸。這是一棟洋氣、漂亮的小樓，毗鄰的63號住著“76號”頭子李士群。自此以后，我們便把周家作為一個據點，常聚在一起打橋牌，談天說地。時間晚了，我們就留宿在周家，一起打地鋪。夜深人靜時，周幼海常有感而發，意味深長地說：“和你們在一起，我感覺自己是自由的。”

從“人質”到“自投羅網”

重逢后，從周幼海看似風輕云淡的講述中，我也獲知了更多他在日本做“人質”的細節。1939年秋，他被送去日本讀書，侵華頭目之一伊藤芳男親自陪同。到了日本，周幼海吃住都在當地大財閥的豪華別墅里，同住人還有羅君強和梅思平的兒子。三個漢奸之子，有時也會在一起借酒澆愁，碰杯祝酒的祝詞便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旁監護他們的日本人對此也束手無策。

周幼海與母親、妹妹

1940年夏回國過暑假時，周幼海萌生了逃離父母、投身抗戰的念頭。第二年暑假再回上海，他便付諸行動。當時姚祖彥已返滬，周幼海就請他幫忙想辦法。姚有一個表兄是生意人，允諾將周幼海帶到金華，再想辦法送去重慶后方。

某日，周幼海對母親楊淑慧謊稱與姚祖彥外出打桌球。其實，周姚二人跑去金門飯店開了一間客房，以避人耳目。到后半夜，周幼海從飯店出發，乘上了去往杭州的火車。不久，楊淑慧覺得事有古怪，便尋到姚家。見姚祖彥一問三不知，楊淑慧怒氣沖沖，上前一頓責問。眼見事情要鬧大，姚祖彥不得已說出周幼海的去向。

手腕強硬的楊淑慧請日本憲兵隊出面，把上海去往杭州的火車全部截停，日本憲兵和“76號”特務拿著周幼海的照片逐節車廂搜查。見此情形，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周幼海主動站出來“自投羅網”。出走不成的周幼海，從此更被嚴加看管。

1943年，周幼海又被送到日本讀書，入讀知名的慶應大學，直到1945年春天才回國。

秘密加入共產黨

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一家也搬回上海湖南路262號的湖南別墅居住。一天，周幼海急急忙忙來到我家，想請我務必與我的四妹張朝素取得聯系，看能否幫助他前往解放區。但我與妹妹尚未接上頭，周幼海就被送去重慶，軟禁在白公館。

田云樵與妻子張朝素(方寺)

1946年3月，我接到周幼海電話，他說自己已回上海，我倆立即見了面。那時，我的妹妹張朝素與上級領導田云樵結婚后，共同從解放區潛入上海。在我的牽線下，周幼海與田云樵見了面。一見面，周幼海說：“我想要投奔解放區，走光明之路。”田云樵請示上級同意后，安排地下交通員顧叔平護送周幼海一路北上。

關于周幼海抵達解放區之后的經歷，多年后我才從報紙上知道，他由揚帆、何犖作介紹人，以特別黨員身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他又被派回上海，受田云樵單線領導，以經商為掩護，在中央商場二樓開了一家公司。他拿出自己的積蓄，為組織購買槍支、彈藥等，還參與策反了國民黨多位高級軍官，參加了營救張瀾、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的行動。

周幼海當時也是險象環生。有一天，田云樵告訴我，周幼海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毛森“掛號”了。所幸，我黨情報人員將此消息傳出，周幼海接到上級指示后立刻撤離。楊淑慧那時候也或多或少猜到兒子的真實身份，為保護周幼海，她故意對外放出“煙幕彈”，宣稱兒子媳婦去了英國做生意。

周幼海與周佛海的父子感情既不親密，也不疏離。周幼海告訴我，周佛海臨死前，自己將入黨的秘密告訴了父親。周佛海的反應比較平靜，他只是叮囑兒子：“你要從基層做起。”

不后悔自己的選擇

上海解放后，田云樵任市公安局社會處二室主任。周幼海改名周之友，進了公安系統，從事反敵特工作。他擅長日語、英語，對偵查投入很大的精力，曾協助破獲多起重要案件。

20世紀80年代，周幼海與友人朱肇樂

1955年，“潘揚案件”發生，受此影響，周幼海兩進兩出秦城，中風兩次。因實在查不出什么，1975年他被釋放，到上海東安路的京華化工廠接受管制勞動。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周幼海徹底平反。

平反后，政府給予周幼海一筆數目不小的補償金，市公安局還派了一人過來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他開始著手整理父親留下的日記，并做一些口述歷史，如《周佛海日記》《周佛海之死》《周佛海浮沉錄》等。大約是1985年夏，他因心衰而去世了，時年63歲。

20世紀80年代，周幼海在習勤路住所的陽臺上

在周幼海生前，有人曾問他：“你一輩子吃了這么多苦頭，你感到后悔嗎？”他回答道：“我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確的，我至今無怨無悔！我之所以吃苦頭，是因為父親作孽太多，報應在我身上。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替他在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