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58周年 |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

——蔡元培先生誕辰158周年紀念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誕生于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在七十余年的人生歷程中，他于政界、學界、教育界、思想界均有大建樹，更為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思潮激蕩開出大潮流。他進士出身、曾任翰林，卻投身民主革命，成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亦為民主共和觀念與體制的守護者。他改革學制、力倡“新學”、廢止經科，卻也融合中西、兼容并包，聚“新人物”與“舊學者”于一處，納新思想與“舊道統”于一堂，時人譽之為“古今中外派”。

1919年，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訪華，在了解蔡元培對北大乃至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后，感慨非常。他說：“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林語堂在對他的紀念中說：“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盡可有長短處，但是對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么可說的。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但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但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

“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

1912年7月10日，作為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持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并在會議開幕式的演講中，提出對民國新教育特質和教育改革方向的主張。他認為，民國教育之要旨尤需強調兩點。其一，摒除“利己主義”，尤以掌權者或當政者之“利己主義”為甚；其二，以樹立國人“道德心”為教育家“百世不遷之主義”，以去除國人“自大”與“自棄”之舊弊為教育系統改革之考量。這兩大要點，共同指向了蔡元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上的根本出發點——作為新國家之公民的“人”的挺立。基于此，他強調民國的教育方針，“應從教育者本體上著想”，而非從當政者之需出發。

1912年7月20日，《民立報》在對該會議的報道中載：“蔡總長演說洋洋數千言，頗為精辟，其辨別民國教育所以與專制時代不同之點，大抵謂專制時代由上特定一種教育主義，而以利祿誘人民以就之，民國教育當視各種人民而施以各種相當之教育主義，當以人民一方面為重。”

然而，蔡元培在發表此演講的當日，即與宋教仁、王寵惠、王正廷，一同向總統袁世凱提出辭職，并于7月14日獲免教育總長一職。同年，蔡元培就外界對他辭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一職的質疑，發表公開論述以作回應。他在《答客問》一文中表示，辭職并非出于個人意氣，而是基于對國家長遠利益的考量。他認為，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若要真正實現大有為，必須有所堅持，亦能有所放棄。他說：“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

在蔡元培的教育生涯中，曾多次提出辭職，既為抗議，更為堅守立場與底線，堅持風骨與氣節。1917年7月，出任北大校長僅半年的蔡元培，為抗議張勛復辟，發表聲明提出辭職。1919年6月15日，因北洋政府打壓新文化運動，迫害陳獨秀、胡適等人，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他說：“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1922年8月，北京八所大學校長與教職員代表，赴約面見總長以商談解決積欠教育經費問題，卻遭遇“閉門不納”，更受政府人員“揶揄侮辱”與憲兵盤詰，眾人“自朝至暮，困守一室，饑不得食，渴不得飲”。事后，蔡元培與各校長嚴正抗議并提出辭職，以示校長與教員之尊嚴。

對于蔡元培屢以辭職為抗議，時人曾有所非議，認為蔡氏此舉偏于消極。為此，胡適特意撰文稱：蔡先生以辭職為抗議，表面似是消極舉動，“然而總含有積極的意味”。胡適認為蔡元培所聲明的“有所不為”，含有兩層積極意義。他說：“第一，‘有所不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惡里去。這種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養的基礎。第二，‘有所不為’是一種犧牲的精神，為要做人而錢有所不取，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為要做人而獸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為要做人而飯碗有所不得不摔破。這都是一種犧牲的精神。”

繼蔡元培之后執掌北大的教育家蔣夢麟，亦曾這般評價蔡氏的處世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兩字。”忠于本心，不茍且、不流俗，是謂“忠”；由仁義行，雅量容人、推己及物，是謂“恕”。這也是士君子的處世之道——儒雅敦厚、剛健弘毅。君子修身正德，是為了能在“有所為”的追求中亦能“有所不為”，能在積極進取時亦能固守不失，如此方能擔濟世之重任、行覺人之遠道。

1920年3月14日（從左至右）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哲學家馮友蘭在對蔡元培的紀念中，曾這樣說：“蔡先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這是曾子對“君子”的定義，也是中國士人精神的代表。其中包含兩層意味：一是操守與德行，君子需有高潔之德、守正之義，所以能守大節死社稷，這是向內的修身自立的一面；二是才能與作為，君子當有匡世之才、濟世之能，所以可以托孤寄命，這是向外的進取有為的一面。

然而，對于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而言，傳統的士君子之道，已不足以承載面向中國社會轉型的教育理想。蔡元培所面對的，不再是“自任天下之重”的士君子培養，而是作為現代中國國民的“新人”塑造。他的教育乃至從政之路，亦非“修齊治平”的士人經世之路，而是從作為社會主體的民眾出發，通過人之主體性的樹立與強化，讓每一個中國人挺立自我、完善人格。由此，士人出身的蔡元培，實際上面對著教育中的兩重任務。其一，沿中國教育傳統而來的“成人”的教育，如何從“士”轉化到“民”；其二，在國族振興、國家重建的理想下，“成人”的教育，何以從一人之“成人”通向人人之“成人”。

這既是蔡元培這一代教育家們所面對的共通問題，也是面向中國社會轉型的“新人”塑造乃至教育革新的關鍵所在。梁啟超曾在“新民說”中談及“新”的意義。他說，“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淬厲其所本有”指向中國傳統，“采補其所本無”指向西方文明。二者化合，亦即在“新學輸入，古義調和”之上創造“新文明”，成為“蔡元培們”意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教育改革的重要路徑。蔡元培在《杜威六十歲生日晚餐會演說詞》中說：大學的責任該在東西文明的融合中作出貢獻，“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后用他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

1912年1月至9月，在蔡元培的主導下，民國政府陸續發布一系列學校令，史稱“壬子癸丑學制”。這一學制改革，帶來了中國教育的革命性轉變——三分“經學”為文、史、哲歸入“文科”，廢止“讀經”與“經科”、代之以塑造國民人格的“修身科”。教育變革的背后，是蔡元培對文化傳統的重估，試圖在“民主共和”的價值導向下，將傳統經學轉化為文史之學和修身之法。亦即，納“中學”入共和體系，轉“圣賢之道”為“共和國優美高尚之國民”培養。自此，以知識教育為核心、學制分級和知識分類為原則的“西學”邏輯，主導了中國教育現代轉型的基本走向。

1917年1月9日，初到北大的蔡元培，以校長身份發表就職演說，以“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為入校求學之首要“三事”，鄭重告于北大師生。此“三事”于根底處指向二者——立身之本、學問之道。在蔡元培這里，此二者渾融統合、互相砥礪，并尤以德行為根本，亦為“做人”與“為學”的合一。或者說，二者皆意在使人有“合適之行為”。德育之要由之而出。然而，此時的德育，已與士君子的“內圣”之學截然不同。蔡元培說：“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適當之行為，即以德育為中心是也。”他眼中的德育，既非“自了漢”式的束身自愛，更不止于內求的君子養性之法，而是在天下為公之心、家國重塑之志下，進一步生發出兩重意涵。其一，“向內”的修身并非德育的最終目標，而必得生發出“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的“向外”之行為，亦即“成德”還需“有為”；其二，“德”的完成并不止于個人修身，而需導向“人人”層面上的“利群”與“為公”，需得彰顯其社會價值，成改流俗、正民風、興國家之功效。

1916年，時任大總統的黎元洪簽署任命書，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對蔡元培的紀念中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圣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在數十年的教育道路中，蔡元培以“新人”塑造之理想、“五育并舉”之宗旨、“學術分途、文理為基”之舉措，為中國教育、文化和社會的現代轉型奠下基礎。現代中國大學的一大傳統自此開啟：不僅創造新知、培育英才，更以知識與思想之力，增進國力民生、推動社會變革。

“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

1920年4月，蔡元培應邀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與社會》雜志社講演。他說，教育是要讓“社會的各分子都養成健全人格”，呼吁“改造教育同時改造社會”。

塑造中國人的“完全人格”，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大要旨。在蔡元培的時代，尤其五四運動之后，近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兩條基本脈絡，對中國社會影響重大。一是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以來的人本主義潮流，二是孔德（Auguste Comte）以來的科學主義潮流，二者既彼此爭鋒又互相滲透。胡適的教育主張，即與源自美國的杜威思想和科學實驗主義關聯甚深。之于蔡元培處，由洪堡理念和康德哲學而來的人本思想，與源自儒家教育的“立德”“成人”的傳統，相互交織逐漸形成“完全人格”培養的教育主張。

一方面，蔡元培對儒家傳統中的君子“三德”——智、仁、勇——進行轉化，發展為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的知育、德育、體育“三育”，更在此基礎上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育”；并且借鑒儒家教育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將德育（公民道德）置于培養國民“完全人格”的統攝地位，稱“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根本”。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始，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中說：“五者（即“五育”）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如公民道德是”。

另一方面，他從康德哲學出發，借由實體界與現象界之辨，以導向實體界的超越性“大我”，破除現象界的人我之隔、利害之爭，以世界觀與人生觀之重塑為“天下為公”之理想墊下基石。在蔡氏眼中，徹底超越“利己主義”、導向“天下為公”的道德心，是新國民的立身之本，也是國族振興、國家再造的長遠倚仗。這種“公”通向世界主義，是真正的“大公”，甚至超越一國政府之“大私”。這一點，不僅直通蔡氏的“教育獨立議”，而且與其力倡美育之緣由關聯密切——使公民道德超軼于政治。

1919年12月，新文化運動正值蓬勃興盛，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皆高揚“科學”“民主”兩大旗幟，以求救亡圖存、國族振興。然而，蔡元培卻在文化運動的社會大潮中覺察出三種“流弊”——利害計算、得失計較、人我之爭。此三者，皆與人心之“私”與“隔”相關。由此，他將目光重新投向“大公”，主張以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兩大特征的美育來“超越利害、融合人我”，從根本上養成國人“寧靜的人生觀”和“高尚純潔之習慣”，亦為塑造“完全人格”。他于《晨報》刊發《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一文，說：“不實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

1928年，蔡元培擇址杭州西子湖畔創立國立藝術院，是為彼時中國最高的美術學府。該年4月，國立藝術院補行開學式。他在典禮中說：“大學院在西湖設立藝術院，創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為愛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

杭州國立藝術院

1931年前后，蔡元培于組建中央研究院、發起抗日愛國運動之時，再述美育與人生之關聯。他在手稿中記：“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越性以透出利害的關系；所以當著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且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這種是完全不由于知識的計較，而由于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

“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24日，以戰時陪都重慶為首，幾乎所有未淪陷的省份均為蔡元培舉行公祭儀式。這一天，全國寄出的信件，皆蓋有一枚特殊的郵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紀念”。蔣夢麟為蔡元培送上挽聯：“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毛澤東發唁電：“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完人”與“楷模”，成為彼時世人追悼蔡元培所用最多之語。

蔡元培故居

1940年香港舉行隆重的蔡元培悼念大會，現場致哀群眾

（以上圖片均源自網絡）

1942年3月，蔡元培逝世兩周年之際，梁漱溟先生特意撰文紀念。他在文中這樣寫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

此后，“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成為世人對作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蔡元培的至高贊譽。開啟世運、開創潮流，在梁漱溟這里，從晚清至民國這風云激蕩的數十年間，他僅對二人做出過這般評價，一位是梁啟超，另一位便是蔡元培。在梁漱溟看來，梁啟超對于世事時局“感應敏速而能發皇于外”，如“長彗燭天”“瓊花照世”；蔡元培則“兼容并包”“左援右引”，能收合當世英雄以推動國家大局，故“含蓄深厚”“綿歷久遠”。他認為，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梁啟超“在空間上大過蔡先生”，蔡元培則在時間上超過梁啟超。

梁漱溟嘗用朱晦庵之語贊頌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風”。他說：“所有陳（獨秀）、胡（適）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參考資料：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中華書局，1989年。

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

蔡元培：《中國人的修養》，作家出版社，2016年。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與現代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澎湃新聞，《今天，是我們敬愛的蔡元培校長逝世80周年的日子》。

來 源｜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撰 文｜任曉棟

編 輯｜賈毓秀 黃筱柔

責 編｜王怡航

審 核｜方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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