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中：北大人物小憶——紀念曹靖華、陳君華、朱光潛先生

文革時期的北大，有許多事值得回憶和記錄，因為我們這些親歷者要是都消失了，那么許多歷史真相也就沒有了。沒有了真相，那歷史就真的成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1964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俄語系，因為系主任曹靖華乃魯迅的戰友，自然我們也倍感驕傲和光榮。但開學一段時間了，還沒有見到他本人。老師告訴我們說，往年新生開學，他一般都要來和大家見見面，可能今年太忙，還沒有來。

大約是十月初，我所在的小班（十人）在俄文樓上課。上課鈴聲響過，大家都已入座，陳君華老師也已經站到了講臺上，正待開始講課，門突然被擠開了一條縫。我們上小課的教室很小，只能坐下十一二個人，并且只有椅子沒有課桌。

我正坐在門旁邊，不得已還得站起來，挪動椅子，把門打開。這時一位須發皆白，穿一身藏藍色、筆挺呢子中山裝，矮而敦實的老頭進到了教室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見陳君華老師慌了神：“啊，曹先生來了！往里面擠擠，給曹先生讓個座位！”大家也都慌了，原來這就是我們仰慕已久的曹先生！

曹先生坐到我的旁邊，隨手翻看了我的課本和筆記本。陳先生有些緊張，她沒有想到曹先生突然來聽她的教學課了，所以在板書的時候，竟然把一個單詞，寫丟了一個字母。陳先生自己沒有發現，大家看見了也沒有說。

過了好一會，曹先生就捅了我一下：“你看那個詞對嗎？”我說：“落了一個字母。”曹先生點點頭。我后來猜他的意思，可能是責怪大家為什么沒有人指出老師的錯誤來，是不是大家都以為是正確的？——后來我知道了，不管是老師或其他任何人，只要他錯了，你不指出來，這可不是北大學生的風格。

陳老師見曹先生指著黑板和我在說著什么，就問我有什么事情，我只好據實以告。陳先生臉紅了，連忙改過，有些尷尬。

這里順便說幾句陳君華老師。陳君華老師是柳亞子先生的外孫女，俄語系最優秀的教師之一，是我們大一時的班主任。當時她只比我們大幾歲，人長得很白凈，有一雙大眼睛，但個子很矮，大約不到一米五，第一次和她見面，我竟然把她當成了我的同班同學。老師們都叫她“小豆豆”——真的，我也一直覺得，她就像童話里機靈的小矮人一樣。

我們住在40號樓，有時宿舍的喇叭里還給我們播放俄語，內容就是中蘇論戰的“九評”和其他社論文章，據說是龔維泰（被譽為俄語系的臺柱子）先生翻譯的，陳君華老師朗讀的，雖然當時我們還聽不懂，但那優美、悅耳的嗓音，抑揚頓挫的語調，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

自此以后，除去在俄羅斯，我似乎再也沒有聽到那么優美的俄語朗誦了。在網上我知道了陳先生在俄羅斯語音學方面的造詣，在國內是頂尖水平。

無怪乎當我們入學時，她到我們宿舍，叫我們每個人讀一段俄語。從她聽后掛在臉上的那苦澀表情，就知道我們有多么的可笑了。

陳老師的京劇也唱得非常好，可惜這項愛好在那個年代給她帶來的不是愉快，而是麻煩。文革中有人揭發孫念恭（副系主任）和陳君華等經常在一起唱京劇，說他們組織“裴多菲俱樂部”，他們因此受到追查和批斗。

陳先生的一生，本應該是一位成功人士，但在階級斗爭和對知識分子不停地“改造”的政治環境中，有產階級和高貴的家庭出身，高智商和成功的學習記錄（據說她17歲就考上北大了），反而使她總覺得自己需要不斷地進行改造。

至于為什么，自己也想不明白，身上永遠背負著一個原罪的十字架，始終無法解脫，并且越來越沉重，沉重得讓她抬不起頭，也挺不直腰板。2003年終于被壓跨了，去世時剛剛63歲。

從此認識了曹先生，后來在校園的路上還碰到過幾回。先生留著寸頭，一字胡須，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魯迅。但他比魯迅要健康得多，紅光滿面，手里經常拿著一根黑色拐杖，但不拄著，而是掛在手臂上。

“文革”起來，1966年的冬天，俄語系召開了一次全系批判“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分子曹靖華”的大會。群情激憤，喊口號，他低著頭站在臺上，有人上臺“揭發”了一些所謂的問題。還好，沒有搞什么“噴氣式”。

這次批判會的發言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留給我今天的記憶是，他翻譯了蘇聯作家拉夫列涅夫“大毒草”《第四十一》，說小說宣揚了階級調和理論。

我還知道了，大革命失敗后，是周恩來送給他幾十塊大洋，逃離了中國，到蘇聯去的。還有一位老師揭發說，曹靖華特別摳門兒，寫信都讓系里給郵出去，自己連八分錢的郵票錢都不肯出，而他當時的工資是330多塊錢，一般講師是58塊。那時教授們都被各個系的人揪斗和批判，不讓他們回家，住在學校，曹靖華就住在六院，由系里派人看管著（現在可以看作是私設公堂和非法拘禁）。

好像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系文革的岑萬洪和我商量說，明天我們兩個人送曹靖華回家去，讓他換換衣服和洗個澡。他被關起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不叫回家。

看來俄語系的文革領導們，還算不錯，竟然“開恩”放他回一趟家，當然還得“監視”，——起碼形式上不能免除。這樣我和岑萬洪就榮幸地成為了“監視者”。至于為什么是我們兩個，可能都與岑萬洪有關。他因為家庭成分好而被吸收到俄語系文革領導班子里，但他確實是一位地道的老實人，心地善良又有些迂腐，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秀才”。

我估計，可能別人沒有人愿意與像曹靖華這樣的黑幫分子有什么私下接觸，所以他就把這“活”攬了下來。他那時做什么事都愿意叫上我，以便讓我這個“可以教育好的黑五類子女”也有點事情可干。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飯我們到達六院，接到曹先生。革委會的人照例對曹“訓”了一番話，就是要老老實實，聽話之類；對我們也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項，主要地就是別讓他和外人接觸（認為他有蘇修特務嫌疑）和保證安全。

曹先生帶了一個小包裹，走出校門，我就說：“先生，我年輕，把包袱給我吧，咱們好擠公共汽車。”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再稱呼他為“先生”了，我感覺到，他非常驚訝又疑惑地打量著我。

可以進城的32路公共汽車站已經沒有了任何秩序，車一來，人們就蜂擁而上。第一趟車，我們沒有擠上去。我就對先生和岑萬洪說，來車時，我們把先生盡力推到前面去，只要他上去了，我們再拼命擠上去。后來雖然上了車，但沒有人給先生讓坐，我們一直站到動物園。后來又倒了一回車，情況也是一樣。

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曹先生的家好像住在東四街的一個胡同里，一套四合院，院門似乎是朝北面開的。進院后向右拐的北房里，就是他的會客室，長方型的，中間有桌子，南北兩邊擺著椅子，挺大的。他把我們兩個人領到會客室，倒上茶水，意思是叫我們在會客室里休息。

我們兩個人商量了一下，站起來對他說：“曹先生，我們不在這里打攪了，我們上街或者到書店去逛逛，傍晚五點鐘，準時來接你。”曹先生很吃驚，說：“那怎么可以？中午還得在家里吃飯啊！”我們說：“不必了，我們信任先生。這些天您很累了，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和整理整理吧！”后來說起來，我們很失職，有同情黑幫之嫌疑。

經過一天的休整，我們回去時，看到先生從里到外都換了衣服，十分整潔，臉上放著好象剛剛從浴室走出來的那種紅光，也有了笑容。

從先生家出來，又經過一番“奮斗”，晚上七點多才回到校園，錯過了開飯時間，也沒有吃到晚飯。中午是在街上小飯鋪吃的，因為身上沒有什么錢，吃得很簡單，好象每人就吃了兩個饅頭和一碗白菜湯。

通過這次接觸，曹先生可能記住了我，不是名字，而是人。1973年我父親被平反，我可以回懷柔探親了，在北京站轉車，因為還有時間，就到王府井書店去逛逛。出來后在街頭，突然有一個白胡子老頭站在我面前，打量著我，然后問：“你現在在什么地方啊？”我仔細一端詳，原來是曹先生！雖然比前些年老了一些，但身體仍然很好，腰板挺得很直，手里拿著拐仗。

我連忙向先生問好，并告訴他說，1970年春我從北大出來，先是被分配到山東一個解放軍農場勞動改造，后來又被分配到黃泛平原魯西北，現在在一個農村中學教書。”先生問，是不是教俄語。我告訴他，鄉下中學不學外語，我在教語文。

談話中知道了先生正在領導重新編輯《魯迅全集》的任務。他請我到他家里去坐坐，我說我正在等著轉車，沒有時間了。告別時，他說以后有什么困難可以來北京找他，或許能幫上什么忙。

我知道他說的話是什么意思，但說到底，我是不會為了個人的事去給先生添麻煩的。當然這也就是我與先生的最后一次見面。我有時想，要是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所有人的命運都絕對不會像今天經歷過的這樣。說不定我們會有更多的接觸，但不是在那種彼此尷尬的環境中，而應該更多地是在“傳道、授業、解惑”中，曹先生那位矮墩壯實的老頭沒準能活到100多歲……

說到朱光潛先生，其實我真的沒有什么好寫的，因為我對美學根本沒有興趣。我記得曾翻過一本關于美學的書，看過前幾頁，留下的印象就是討論蛇究竟是美還是不美，后來也就沒有看下去。

另外，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大美學家朱光潛說什么也不會和俄語系的學生打交道的。知道朱先生，先是聞其大名，而后是他被懲罰，到我們40樓學生宿舍來給打掃衛生。

具體時間記得不是很準確了，可能也是1966年初秋。本來學校有清潔工，給每一座學生宿舍樓打掃衛生。后來大家造反說，我們不能當少爺，讓工人伺候我們，于是就開始以宿舍為單位，輪流值日。

再后來學校正常秩序大亂，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忙于去“革命”了的緣故，輪流值日的事也就沒有人提起了，宿舍、樓道、廁所，自然是一團糟了。可是有一天我看見一個低矮、瘦瘦的白發老頭，挎一個大竹筐，來清掃樓道。

我以為學校又派來了清潔工，沒有太注意，只是覺得這個清潔工年紀太大了一些，背都佝僂了。過了幾天，人們告訴我說，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光潛。我非常驚訝。

面對這么一個其貌不揚，近似于干癟的老人，說什么也難以和我想象中的朱光潛先生掛上鉤。我想象中的美學家，應該是一位神采奕奕，美髯飄灑，頗具仙風道骨的人，怎么會是一個清潔工的形象？

原來隨著運動的發展，大批著名教授都被打成了有各種各樣名目的“黑幫分子”。為了對他們實施懲罰和改造，不知是誰就出了這么個主意：把他們分配去給學生宿舍樓打掃衛生。看來朱先生“有幸”被分配到了東、西、俄三個外語系學生住的這個樓。

他穿了一件洗得幾乎發了白的灰色中山裝上衣，下身是一條皺皺巴巴的藍色褲子，挽起褲腳，一雙舊球鞋。老人和任何人都不說話，那個時候也沒有人想去和他說話，因為都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掃著樓道和清理洗臉間、廁所，遇到人時就把臉背過去，走在路上，總是低著頭。但是樓道掃得很干凈，洗臉間和廁所衛生也比以前要好多了，特別是大便池，堵塞的情況也少多了。

順便解釋一下。那時窮學生基本都不會去買手紙的，都是用書、報紙之類的東西當做手紙，所以每個便池前邊都要放一個紙簍。如果把紙隨便丟到便池里，就容易把便池堵塞。把大便紙放到紙簍里，讓清掃廁所的人每天收集起來運出去。

從一樓到四樓，大便紙要有很多。這就是為什么清潔工必須拎一個大竹簍的原因了。有一天，廁所的一個大便池又被堵塞了，污水溢出，流了一地。我一進廁所門，看見朱先生正在用手從便池里往外掏那些堵塞的紙，也沒有戴手套。

他看見有人來上廁所，轉過身來，歉意地說：“進不來，你在外面稍等等，一會兒就好。”我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站在門口，不知道該說什么和該做什么了。

一位干枯的小老頭，挽起褲腿和衣袖，幾乎把自己的臉都貼向大便池，用手去掏那些堵塞物，但是又那樣的神態自若，這需要多高的修養才能做到呀？孟夫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什么？就是這位老者在生存逆境中依然表現出來的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和不卑不亢的精神。

我無力幫助他，也不能直白地把崇敬獻給他，能夠做的就是默默地轉身離去，祝福他能夠度過這場浩劫。大竹簍幾乎和朱先生一樣高。從背后望去，就好像一個竹簍被安上了兩只腳，在樓道里蹀躞走過，漸漸遠去……這場景，今天還清晰在目。

我不知道在當時，有多少學生會因為把大師作為給自己清掃廁所的人而獲得極大幸福感，相反，大概絕大多數人是不會有的。少數人也只不過是想通過這樣一個惡作劇，來表明自己對偉大領袖的忠誠和對他的偉大號召的響應。

大概是在學校武斗起來之后，人都跑光了，樓也空了，我無家可歸，只好留下來，但從此以后再也沒有看見朱先生。打起派仗，當然就沒有人來管這些“黑幫”的勞動改造問題了。對于他們來講就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所有大師級教授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北大起到了一個很壞的示范作用，后來此毒流傳全國。

我敬仰那些自殺的知識名人，他們抱著“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凜然氣概，用生命和鮮血對暴虐進行抗爭，捍衛了真理和正義；我也佩服那些能夠忍辱負重，經歷非人折磨而活下來的人，他們也是英雄，因為在他們的心里存在著希望，存在著正義必然戰勝邪惡的念頭。他們最后終于看到了那一天的到來。朱先生就是他們中的一位。

2010.3.31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