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噶腰子”“殺豬盤”，人們還記住了“緬北詐騙”的什么？

“社會性風險不僅僅是客觀實在的鏡像反映，

它也是修辭實踐的結果。”

——姜洪偉、袁夢：《傳播修辭學的嵌入：修辭作為

風險本體的生成裝置——以緬北詐騙的

媒介報道為研究樣本》，

《新聞與傳播評論》2025年第5期，頁50-64。

本期評議：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2025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此篇來自2025年第15期。作者姜洪偉、袁夢以近年來“緬北詐騙”的媒介報道為例，從本體論視角探究修辭如何生成“風險本體”。“噶腰子”“水牢”血腥細節描寫尤其是自媒體的渲染，雖能激發公眾的恐懼、提供警惕，卻無法形成可持續的預警能力。兩位作者認為，社會性風險不僅僅是客觀實在的鏡像反映，它也是修辭實踐的結果，當然，“盡管研究表明修辭實踐在某些情況下對風險的形成具有顯著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風險都完全獨立于客觀現實而僅由修辭活動產生”。

以下內容由《新聞與傳播評論》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2025年目錄鏈接：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作者｜姜洪偉 袁夢

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風險”這一概念最初與現代性密切關聯，強調“現代性進程制造了一場猝不及防的潛在危害，由此帶來一種全球性的不確定狀態”。

《風險社會》

作者：[德] 烏爾里希·貝克

譯者：張文杰 何博聞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8年2月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將風險視為現代性的重要“后果”之一，認為“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風險社會已成為人類難以規避的境遇。在媒介塑造的擬態空間中，人類又何嘗不是生活在另一個文明的“火山口”上。新聞媒體作為風險第二策源地，通過建構風險議題，將風險事件納入公共討論空間，具有轉嫁現實風險危機、生成次生風險話語、調節風險認知閾值的可能性。

然而，我們一直執著于思索媒體應該如何建構議題幫助人類預警客觀存在的風險，試圖將修辭視為描述風險現實的編碼手段，卻忽視了修辭術也參與了風險的生產與傳播，甚至從未追問過修辭在傳播中建構的“風險現實”到底是什么。其過程性的生成機理一直處于“黑箱”之中，需從本體論視角探究風險的本質屬性，即“風險本體”，這要求我們打破“修辭工具論”所秉持的功能主義范式，不再追問“媒體如何使用修辭建構風險”，而是探究“修辭力量如何生成作為認知圖景的風險本體”。

（一）尋找認識論的中介地帶，重新界定風險本體

社會科學關于“風險”的爭論一直以來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論立場：實在論和建構論。風險實在論者把風險定義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對風險的認識應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價值問題，其研究指向人們應該如何測量并作出反應。那些從事風險評估、管理、規制和回避的人大多是把風險作為一種客觀的事實來看待，但是它并不能讓我們理解風險是如何被集體確認、選擇、定義，以及集體會以何種方案來處理。實在論的缺陷就在于無法確證物質狀況之外的那些彌漫于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與曖昧。

風險建構論者強調風險并不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對于風險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各種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過程而被建構起來的。Douglas認為，風險只是一個集體建構物。拉普頓界定了強建構論和弱建構論。但是即便是激進的強建構論者，也并不否認風險事實的客觀真實性，而是將風險上升為一種普遍的社會事實，嘗試從諸如社會制度、文化情境、利益博弈等社會性因素來尋求對風險的合法性解釋。漢尼根在社會學的環境分析中指出“為什么一些環境問題早就存在，但只是到了特定時候才引起廣泛注意？”他集中分析了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過程。然而，原始建構論的缺陷就在于對風險的研究極易陷入主觀主義，忽略風險發生的客觀環境。

《建構實在論：一種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作者：[奧] 弗里茨 瓦爾納

譯者：吳向紅

版本：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6年8月

此后諸多學者致力于打破實在論和建構論二元對立的立場，嘗試尋找二者的中介地帶。瓦爾納提出“建構的實在論”，認為建構是理解實在的重要方式。貝克將自己的風險社會理論也視為“建構論實在論”，“轉向關于風險的公共討論的社會建構模式，同時又不會失去風險本身的真實”。Adam等指出風險的“建構本性”，認為有必要將風險建構理解為一種生產出特定不確定性的實踐，且這些不確定性會隨著意義的賦予被生產出來。潘斌等提出“實踐生成論”，認為社會生活的實踐本性直接決定和塑造了風險的實踐性，在實踐活動的發展與變遷中風險不斷得以生成和凸顯。李瀟昂等提出“風險概念理論連續統一體”，將風險理解為從激進實在論、溫和實在論、溫和建構論到激進建構論連續的變化分布，對風險的認識要經歷觀念的遞進演變，不能僅根據風險描述來定義風險。因此，對風險認識論的研究進展促使我們對風險本體論進行重新思考，這有助于彌補前人未能從本體論視角看待風險“社會問題”的缺憾。

紀錄片《Tinder詐騙王》（

The Tinder Swindler

本體主義強調事物的存在方式，在“建構論—實在論”的認知預設下，風險本體是一種動態性的“風險狀態”，在社會認知場域中，它是經由媒體話語實踐動態而生成的一種“集體性實在”，即“集體性認知狀態”，體現了從具體物理空間向抽象傳播空間的轉化過程。它根植于一個“客觀存在的對象”，并非純粹的“社會建構的主觀產物”。具體而言，“風險本體”強調風險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是如何脫離源發性的物理空間，在傳播場域中不斷生成新的風險狀態，經由特定的話語實踐被建構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從而被納入公共討論空間，這包括風險如何被定義、描述、解釋，并最終成為一種普遍接受的社會事實。龐禎敬等認為“風險”作為一種過程性的存在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其社會建構的過程機理為“風險生成—風險修辭—風險認知”，風險狀態逐漸“外化—客觀化—社會化”。因此，將風險生成的本質從遮蔽的描述現象中揭示出來，還需進一步探究風險本體的生成過程。

（二）“傳播修辭學”的適用性問題

“傳播學的‘身體’里一直流淌著其他學科的血液，修辭學是其中最古老的學術傳統”。傳統修辭學誕生于古希臘時期，而后經歷了新修辭學的蛻變，從利用語言符號進行有意識的“勸服”到形成一種無意識的“認同”。在這一過程中，修辭學一直是以修辭術的形式進入傳播問題的研究場域，打開了修辭傳播學的研究大門，但回應的依然是傳播實踐問題。Bryant于1953年發表的論文中較早地將修辭學引入傳播場景中，探討了廣告和宣傳的修辭技術問題。近年來，還有一些學者從共情修辭、視覺修辭、公共修辭等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策略。總體而言，早期傳播學與修辭學的相遇集中于工具層面，在傳播學的研究視域內嵌入修辭方法的運用，形成“修辭傳播”的類型研究，回答了傳播中如何使用修辭可以達到最佳效果的問題。因此，并未跳出傳播學的效果研究范疇。

之后，劉濤確立了“傳播修辭學”的研究范式，立足于修辭認識論的根基，界定了六大問題域——修辭動機問題、修辭情景問題、修辭美學問題、修辭傳播問題、修辭語法問題和修辭批評問題。他將曾經被遺忘和忽視的修辭傳統再次拉回傳播學的視野，從修辭知識場域中發現被遮蔽的傳播新問題。“修辭學的理論與方法如同一種透視的‘框架’，提供了審視問題的一種邏輯坐標。從這個意義上講，修辭視角賦予傳播學的既是一種問題意識，也是一種認識路徑，傳播最終在修辭的世界中獲得了知識生產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因此，修辭視角能夠幫助我們審視風險狀態在傳播中是如何發生改變的，打破了從描述風險事實來認知風險問題的固有窠臼，對破除“修辭是一種工具”的功能主義視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基于此，本研究從傳播修辭學的研究范式嵌入風險本體的研究。一方面，追溯古老的修辭學傳統，開辟話語研究的新視角，沿著傳播修辭學的脈絡發現風險在傳播中的動態生成。另一方面，跳出學術界固守的風險社會放大框架（SARF）的研究路徑，尋求新的風險研究范式。這不僅是對現有理論框架的突破，也為理解遠距離的復雜風險傳播提供新思路。

電影《孤注一擲》（2023）劇照。

本研究強調回到一個具有認知陌生性（如跨境犯罪）、技術復雜性（如電信詐騙）和文化異質性（如緬北地域毒瘤）的風險事件中，探尋媒介話語場域中存在的隱匿性報道邏輯，以此發現更隱蔽的修辭實踐而非顯性的符號生產，來解釋為何“緬北詐騙風險”能夠被納入公共議題，在公共討論空間中激起千層波瀾。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如下：從劉濤教授界定的傳播修辭學四大問題域出發，采用本體主義的視角，以“社會建構的過程機理”為底層架構搭建風險本體的動態生成機理，將風險本體放置于生成域、轉譯域和認知域范疇內探究風險狀態的改變，并發現修辭參與風險狀態生產的具體過程如圖1，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修辭如何成為風險本體的生成裝置，其背后存在哪些規律性策略？第二，修辭在風險本體的生成和傳播過程中如何改變風險狀態，宣稱風險問題，預警風險危險，重塑風險認知？第三，那些超出人們日常經驗的風險又是如何被修辭所定義、轉譯和勾連，從而進入到公共空間的討論中，激起全社會的系統性風險預警？

圖1：“風險本體”的動態生成機理。

研究樣本抓取與主題提取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結合定量數據采集和定性文本分析，構建一個從“數據抓取—語料清洗—主題建模—人工歸類—個案深描—可視化呈現”的研究路徑，具體方法如下：

（一）網絡文本抓取、語料清洗：構建新聞報道語料庫

本研究聚焦媒體關于緬北詐騙的報道，主要以單一語言模態為分析性材料，剔除圖片和視頻，界定本文研究對象的討論范疇。就緬北詐騙這一事件，顯然單一模態（文字性報道）更為全面。語言文本修辭依然是新聞媒體生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語言文本更具有意義的指向性。

此外，借助Python爬取工具，以“緬北詐騙”“緬甸旅游”兩個核心關鍵詞在Google平臺、知乎平臺和微信公眾號三大信息源中進行長文章的高級搜索，時間限定為2022年3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共收集到國內包含官方媒體、民間媒體、平臺媒體在內的新聞報道5458條，剔除轉載的重復項和無實際意義的新聞報道，最終以3527條新聞報道作為研究樣本。為確保語料的真實性和多樣性，本文選取來自官方媒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地方媒體（如紅星新聞、界面新聞、澎湃新聞）以及平臺型媒體（如微信公眾號文章）等不同立場和風格的報道來源，力求覆蓋多元視角。

電影《巨額來電》（2017）劇照。

（二）LDA主題模型提取、人工歸類：識別風險話語的主題分布

本研究采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中的潛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主題模型，對文本進行自動主題提取和人工歸類，最終確定15個最佳主題，如表1，涵蓋“歷難經歷”“家庭關系”“法律援助”等多個維度，基本覆蓋緬北詐騙報道中的主要風險話語類型。LDA模型的應用不僅有助于發現媒體報道中隱含的風險議題結構，也為后續的修辭動機分析提供了量化支撐。

表1：LDA主題提取結果。

（三）文本分析、多元主題嵌套：探索風險脫域的修辭動機

考慮到LDA模型僅能揭示表層的主題分布，無法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修辭意圖，本研究進一步采取多元主題嵌套分析的方法，依據“傳播修辭學四大問題域”——修辭動機、修辭情景、修辭語法與修辭批評，對代表性新聞報道進行深度解讀。具體而言，修辭動機探討媒體如何期望公眾對某一議題形成特定態度或采取行動；而多元主題的嵌套則展示不同主題如何共同構建一個復雜的故事網絡，增強敘事深度，并揭示潛在的修辭策略。這種方法使得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媒介在風險建構中的角色及其深層次的影響機制。

（四）Gephi可視化分析：揭示主題關聯網絡結構

為進一步呈現主題之間的復雜關系，本研究使用Gephi軟件對主題共現矩陣進行可視化分析。通過對節點度中心性、模塊化程度、邊權重等指標的計算，識別出“法律”“救援”“家庭”“歷難”“跨國合作”“抓捕”等為核心的“中心主題”，以及“高校招生”“歷史”等“邊緣主題”。可視化圖譜不僅直觀展示了主題之間的連接強度，還揭示不同修辭動機下主題嵌套的結構性差異，為理解媒介如何通過修辭策略引導公眾風險認知提供有力支持。

（五）個案研究、文本分析：解碼修辭實踐的微觀機制

在宏觀層面完成主題識別與動機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選取典型報道作為個案，進行細致的文本細讀，并用于修辭語法、修辭情景、修辭批判分析。通過對個案的深入剖析，本文得以揭示修辭實踐如何在微觀層面激活受眾的情感共鳴、重構風險感知，并推動風險議題的社會化傳播。

風險脫域化：

修辭動機建構“可見的普遍風險”

風險生成域的核心任務在于回答“我們該談論的風險是什么”。這意味著需要通過修辭重新“命名”和界定那些陌生、模糊、私人、具體的風險現實，使其成為公共領域中可以被言說的對象。當“緬北詐騙”以“地獄”“黑暗世界”“打擊犯罪”“反詐劇本”等修辭概念來命名時，其已不再指涉具體事件，而是轉向了社會風險符號來構建“風險議題”。

電視劇《虛構安娜》（

Inventing Anna

當風險進入全球性的網絡通道，它開始脫離具體時空范疇，走向無邊界性，其不斷擴展的“時—空”伸延范圍重新組合了社會系統的各個部分，即吉登斯所謂“脫域”。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通過制度化的抽象系統（如象征標志的產生、專家系統的建立）得以維系。媒體話語正是典型的象征標志，話語修辭通過語境的剝離和多元主題的再嵌入將具體風險轉化為可見的風險公共議題，這一過程本質上生成了風險的脫域化狀態，即區域性犯罪事件脫域化為普遍的“社會風險”。

修辭動機是關于修辭者的意圖控制研究。劉濤借用伯克提出的戲劇五要素，通過不同的要素配對方式和判定主導配對要素來建構主要的修辭動機。修辭者基于不同動機將具體風險從原始地理/事件語境中剝離，重新嵌入動作、動作者、場景、手段、目的主導的語境中。

從伯克的戲劇五要素出發，一篇報道可以被歸類為以某個要素為主導（比如“動作者主導”），但就針對單篇新聞報道這類信息密度高和語義較復雜的文體而言，往往多個要素共同作用，難以清晰界定“主導”要素。因此，本文采取一種“相對主導”的標準，開辟多元主題嵌套的文本分析法。首先識別出在內容上明顯以哪一主導要素為核心敘事主體，將其暫定為“×××（動機）主導型報道”，其次基于此類報道提煉嵌套的主題及其背后的修辭動機，并借助Gephi關系分析軟件可視化主題間的關聯強度。這種方法既保留了伯克理論的解釋力，也兼顧了新聞文本的實際特征，能夠更有效地捕捉媒體報道中隱含的修辭動機與意識形態傾向。

多元主題嵌套是一種隱形的結構化圖示，通過主題間的邏輯關聯揭示報道者的隱形意圖。下面以動作者主導型報道的研究樣本為例具體分析。見表2、表3。

表2：“戲劇五要素”分析。

表3：“戲劇五要素”關系對子。

由表3可知，動作者是報道的主導戲劇因素。其修辭動機在于：個體風險經歷上升為集體風險經驗，乃至社會風險符號。新聞故事以小趙、王建等受害人的身份為主線，通過第一人稱講述其深陷緬北的苦難經歷，建構集體風險經驗的共鳴議題。手段主導型報道的修辭動機：媒體通過揭示典型詐騙手段增強報道的真實性，使用“短視頻誘騙”“殺豬盤”等提升公眾識別能力和風險意識；動作主導型報道的修辭動機：聚焦國家行動，構建“法治社會”“國家力量”形象，實現風險話語向國家安全議題的轉移；場景主導型報道的修辭動機：將事件脫離源發時空，嵌入沉浸式場所，形成緬北詐騙事件與電影、劇本殺、密室等娛樂場所的互動關系。目的主導型報道的修辭動機：社會風險的預警通常以“不××”否定句式和“要××”應該句式宣傳反詐意識。

在以上主導型報道中，存在不同的主題嵌套，本研究基于LDA模型提取的15種主題先進行共現矩陣計算分析，并通過Gephi軟件得出以下可視化主題關聯圖，如圖2，當一篇報道中，歷難主題與家庭主題共有時，則在共現矩陣中記為主題共現一次。

圖2：主題關聯強度圖。

可以看出：法律、救援、家庭、歷難、跨國合作、抓捕、教育宣傳、手段、電影、人文關懷為中心主題。高校招生、歷史、事實核查、娛樂、旅游業為邊緣主題。

電影《來電不善》（2012）劇照。

其中，歷難、家庭、救援主題之間的關聯強度形成穩定的三角結構，是動作者主導型報道中采用最為頻繁的主題嵌套模式。其背后的修辭動機在于：將個體的風險遭遇從私人經驗中抽離出來，將其置于家庭、社會乃至國家治理的公共議題之中，使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與個體的悲劇，轉化為具有普遍警示意義的社會風險符號。通過動作者的個體敘述，修辭者基于“個體—集體—社會”的修辭動機成功實現了風險的脫域化建構，構筑了一個個鮮活而沉重的“非人生活”的風險圖景。就主要動作者而言，受害者是話語敘事中的本位行動者，而家人與救援者是副位行動者。在主題互嵌中，修辭的力量并不是通過本位行動者發揮作用，而是通過副位行動者（家庭、家人、救助者、警方等）的話語放大了風險后果、波及范圍和社會救助，利用本位行動者不可脫離的血緣歸屬和社會關聯網絡來形成共意動員。受騙者個人敘述引發的是“個人對個人”的情感紐帶，而融入家庭主題和救援主題，媒體試圖勾連“個人—家庭—社會”的情感紐帶，把個人放置于家庭、社會環境中，激起更大范圍的社會動員。

此外，媒體話語試圖洞察因果鏈與重建溫暖敘事，通過輔助行動者建構“受騙者的不幸出于家庭，受騙者的救贖終于家庭”的話語。

表4：歷難、家庭主題互嵌。

如表4，通過歷難與家庭主題互嵌的個案分析，一方面通過“學歷低”“家庭問題”“親情淡漠”等背景，建構社會邊緣群體的脆弱性議題，解釋為何這些人更容易成為詐騙的目標。另一方面，旨在將家庭的討論納入有關受騙者經歷的公共話語溝通中，形成一種社會共意（受騙者的不幸出于家庭），接著企圖進入說服階段，通過受害者回歸家庭的渴望以及親人的苦苦等待，意圖警示更多受騙者和家庭，個人的掙扎離不開家庭的牽絆，報道強調諸如親情、責任、勇氣和希望等人類價值觀，形成基于共同人性體驗的共意，從而動員更多的家庭注意、參與有關受害者拯救與反詐的行動中來。

法律、抓捕、跨國合作三大主題之間的關聯強度也形成了穩定的三角結構，是動作主導型報道中最常采用的報道模式，其背后的修辭動機在于：建構“法治社會”“安全秩序”“國家主權”的風險議題，成功將風險議題從個體安全提升至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高度。具體而言，媒介從政治角色出發，把國家的力量放在首位。在國人面臨重大的風險面前，國家都有能力保障公民的安全。這種敘事方式有助于增強公眾對法治體系的信任，提升社會的整體安全感。同時，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不僅是對具體案件的描述，更是一種象征性表達。在有關重大戰果的報道中，大眾媒體是風險安全議題的建構者，也是國家實力話語權的掌舵者。它表明中國有能力并且愿意與其他國家攜手應對全球性的挑戰，體現了大國的責任感和人道主義原則。這種嵌套方式不僅回應了公眾對安全的需求，也為國家在全球治理中贏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電影主題、宣傳教育主題嵌套在所有中心主題之中。其修辭動機在于：利用視覺修辭沖擊公眾感官，復刻恐懼場景，從而構建一個關于風險事件的“第二現場”，強化受眾對電信網絡詐騙危害性的具象認知，也通過影像的力量將個體經驗轉化為集體記憶，推動風險議題的廣泛傳播與教育動員。

風險情感化：

修辭情景和語法共構

“風險切身感知”

風險轉譯域的核心任務在于回答“這些風險跟我有什么關系”，已知的風險信息如何與受眾的感知經驗、情感結構建立連接，激發共鳴與代入感。

“風險感知”與“感官經驗”相連，“切身的風險感知”強調“親自、親身”，與個體利益直接關聯，近距離的風險很大程度上與切身感知密切關聯。“切身之痛、切身體驗、切身經歷”都源于感覺器官的在場，身體可以直接經驗到風險源，從而判斷風險程度，但一旦感官離場，個體對風險對象的感知能力就會弱化，需要中介物才能形成通感。人們之所以對近距離風險常常會主動采取規避行為，就在于已感知風險的危害性。而當那些超出我們日常經驗的風險，或者是遠距離風險發生時，往往不能直接經驗，只有借助媒體報道來感知。這就需要語言修辭來搭建通感的橋梁，將受眾置身于意義和情景的空間中，情感共鳴才有可能在中介的作用下激活切身感知，以此敲響風險的警鐘。

紀錄片《陌生號碼：高中短信詐騙疑云》（

Unknown Number: The High School Catfish

（一）風險威脅和恐懼警鐘：修辭情景鋪設感知空間

當修辭者以修辭動機驅動風險脫域，進入可見的公共討論空間后，修辭情景開始生成風險的情感化狀態，通過鋪設威脅和恐懼的感知空間，其風險的感知閾值不再依靠客觀標尺來判斷，而是轉換為修辭語言來描摹風險程度。例如在文學文本中，輕度威脅采用環境投射（如“烏云在地平線蠕動”），中度恐懼使用生物擬態（如“寒意像蜘蛛在脊椎結網”），重度恐慌構建空間畸變（如“空氣突然凝固成玻璃囚籠”），這樣一種遞進式的語言修辭可以建構不同閾值的風險感知層級，使得激活受眾大腦皮質，引發生理反應的深度也是不同的。

語言為意義鋪設了語境，其本身的解釋功能為其敞開了存在和真理的“林中空地”。海德格爾也認為“惟語言才使存在者作為存在者進入敞開領域之中”。其本質上是在說語言背后的語境使得存在者有意義。而“林中空地”強調了存在和真理是在一種開放和自由的狀態下被理解和體驗的，這種狀態正是由語言所提供的。在此基礎上，劉濤將語言本身的解釋功能在修辭意義上進行了分層，分別從語義功能、指示功能、情景功能三個維度搭建共鳴的感知空間。

語義功能鋪設了一定的感知語境，將修辭情景的懸置附著于特定的經驗空間中，將風險與先驗的情感基礎相關聯。符號的類別指涉也從不同維度搭建了立體化的可感空間，通過多維感知錨定風險。

例如，“魔窟”“人間煉獄”“罪惡之城”等名詞指向“充滿罪惡、恐怖與犯罪氣息的緬北詐騙地”之地理語義空間，不僅觸動負向情感中的恐懼、害怕、擔憂、膽怯、驚嚇等情緒，而且對其理解“緬北”等同于“犯罪地獄”的共情力得到提升，受眾不僅能感知到風險源的恐懼，也能夠感知到風險源所帶來的后果恐懼和次生危害。此外，還有“蛇頭”“四大家族”“KK園區”“妙瓦底”等名詞指向詐騙組織者之人物語義空間，“毒打”“水牢”“噶腰子”“電擊”“體罰”等指向迫害手段語義空間，“高薪誘騙”“殺豬盤”“話術”“敲鍵盤”等指向行騙手段語義空間，“觸目驚心”“噩夢”“死里逃生”等指向悲慘后果語義空間，“打擊”“嚴懲”“聯合行動”“利劍”等指向國家重拳出擊之治理語義空間。修辭情景要想觸及深層次的情感共鳴，離不開語義功能首先為其搭設的感知空間，在此背景下描述故事、揭示行動、宣傳教育都將具有語義情景預先架設的情感基礎。

指示功能在修辭情景中通過指示符的聚焦功能起作用。指示符重在強調“指示過程”，它的力量在于引導注意力、建立聯系、激活情感。標題指示符、人稱指示符和多模態指示符本身是無意義的，但都聚焦于風險“威脅和恐懼”的情感點。皮爾士（CharlesSanders Peirce）認為指示符可以將符號接收者的注意力引向對象，它并不斷言（assert）對象，而只是顯示（show）對象。指示符本身并不“講述故事”，但它們指向真實事件、人物或場景，告訴人們“你看，這真的發生了”，從而讓觀眾自己“看到”危險的存在。

電影《孤注一擲》（2023）劇照。

例如，《孤注一擲》的電影劇照、宣傳海報、被毆打的視頻截圖等作為視覺線索的多模態指示符，將受眾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對風險的情感感知上，讓恐怖躍然于人們的腦海中。還有直接引用親歷者第一人稱口述和間接引用專家第三人稱警告的人稱指示符，前者具有真實的情感貼合力，后者強調建立在他者感知上的權威性。此外，新聞報道中，標題作為一種獨特的格式修辭，是報道中隱性的“敘事者”，參與意義的組織與傳達。一方面，它切分了若干個意義單元（如“詐騙手法揭秘”“親歷者講述”“專家解讀”），每個部分都有其特定的焦點。另一方面，標題通過語言風格、主題延續等方式，使各部分之間形成連貫性。媒體在風險報道中如果沒有指示符的指示功能，符號接收者失去的是意義的聚焦與邏輯的指向，對風險的感知失去的是與真實情感的連接。

情景功能主要在于修辭情景對于緊急狀態的構建和任務的設定。在多數親歷者講述的媒體報道中，通過受害者親身經歷傳達一種緊迫感，也是對現實緊迫問題的直接反映，比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希望你們不去就好。”通過使用“緊急”和“不去”這樣的詞匯，強調規避危險區域的必要性，構建一種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的緊急狀態。此外，這句話設定了一個明確的任務，即阻止年輕人被虛假的“高薪務工”承諾所誘惑，前往緬北等高風險地區。修辭者將話語轉換同情的焦點，從對個人遭遇的同情轉向對更廣泛社會問題的關注，即防止更多無辜者落入相同的陷阱。通過提出“不去就好”“遠離高薪誘惑”的簡短口號式的呼吁，修辭者賦予一項具體的使命，即通過個人行動和信息傳播來減少此類悲劇的發生。

（二）從陌生到切己：隱喻修辭壓縮風險感知的心理距離

解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認為個體基于自己與認知客體之間的感知“心理距離”來解讀認知客體。“緬北詐騙”風險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屬于遠距離風險且具有認知上的陌生性，對其進行風險感知時需要縮短心理距離，在情感上拉近與自我的關系，才能在認知上真正形成風險預警意識。新聞報道中隱喻式的修辭語法通過映射概念系統，將具有認知陌生性的“風險源態”轉換為帶有“先驗情感”的風險狀態，使其更易被受眾所感知和接受。在這一過程中，隱喻修辭首先生成情感依附的實體概念，然后再通過概念系統的映射壓縮心理距離。

Lakoff等提出“本體隱喻”概念，人們將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動、事件、狀態等無形的概念看作是具體的有形的實體。身體經驗有著明確的空間概念結構，如“上—下”“里—外”“前—后”要比其他概念劃定的更明確，都可以在人體容器中找到映射，但情感經驗卻沒有明晰的概念劃定，需要將其投射到實體上加以概念化，因此作者以“容器”隱喻強調了這一過程。“魔鬼”“天堂”“罌粟”“逃亡之路”等眾多實體概念是承載恐慌情感的“容器”，負向情感有了具體的感知實體。因此，風險的情感化狀態是依賴實體的概念化而實現的。

此外，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所提出的“概念隱喻”強調了從一個較為具體的概念域到另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域之間的映射，因此隱喻具有很強的抽象性、感染力和說服力。人們利用熟悉的經驗去構造陌生的概念，從而讓具有認知陌生性的風險更容易被感知。通過隱喻映射機制，主體依靠其身體經驗（源于感知），以體驗的方式去表征和思考抽象概念，從而形成風險的危險意識。一個完整的概念隱喻包含源域（sourcedomain）與目標域（targetdomain），通過源域的字面解釋與目標域隱喻解釋之間的張力來建構意義。

圖3：隱喻分析的樣本新聞。

圖3，農視網《水牢、電擊、販賣器官……緬北詐騙有多猖獗？男子向農視網記者傾訴緬北遭遇》這篇報道中多處引用記者手記。在記錄偷渡緬北的經歷中，報道特寫了網絡世界的雙面性，隱藏著具有高誘惑性的電信詐騙陷阱，源域“門”“魔鬼”以神秘而充滿誘惑的特征向目標域“網絡背后充滿陷阱”映射，其所指的意涵為“警惕網絡世界描繪的高薪行業”。源域“罌粟花”以自然界的植物生長周期作喻，罌粟花從盛開到凋零，指向目標域“參與緬北詐騙活動的人們從被引誘、投身其中到最終痛苦和絕望的心理變化過程”，其所指意涵為“人們被詐騙的高利潤吸引，就如同罌粟花在陽光下綻放的美麗景象，給人以美好的幻想和誘惑。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人們深陷詐騙活動，面臨法律制裁、道德譴責和內心煎熬時，這種‘盛開’逐漸轉變為‘頹靡’，正如罌粟花從絢爛走向枯萎，最終凋零”。這一映射強調了參與詐騙活動所帶來的短暫誘惑與長期痛苦之間的鮮明對比。源域“天堂”“地獄”象征著極端的快樂與痛苦，指向目標域“投身詐騙是滿足金錢欲望的捷徑，享受欲望滿足帶來的快感；然而，隨著現實的殘酷和后果的顯現，這種天堂般的體驗迅速轉變為地獄般的折磨，充滿了恐懼、悔恨和絕望”。這一映射揭示了人性中貪婪的永恒主題。

Lakoff等劃分了“本體隱喻”“方位隱喻”和“結構隱喻”三大隱喻范疇，本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延展和具體化。本體隱喻按照其實現形式可以分為實體隱喻和容器隱喻兩個子類別。實體隱喻指向具體事物，將抽象概念完全具象化為有形的實體，是其他五類隱喻的基礎。實體隱喻又可劃分為動物隱喻、植物隱喻、行為隱喻和人的隱喻。

動物隱喻是指將動物的地位、性格、人對動物的態度以及動物的生存狀況映射到詐騙活動中，激活人們對詐騙非人化剝削的感知。大量的報道多次引用有關“豬”的隱喻概念（“殺豬盤”“豬仔”），基于“豬”的性格惰性天然契合受騙者的不勞而獲心態，豬的圈養屬性天然契合受害者被誘騙后喪失自由的狀態，從“養豬”到“屠宰”這一過程天然契合詐騙分子前期的話術培養（如情感操控）對應豬的育肥過程，需投入時間與“情感飼料”積累信任，到后期進行經濟犯罪（即“殺豬”），豬在東西方文化中也被置于“食物鏈底層”，“豬流感”“豬瘟”等公共衛生事件的集體記憶，也使“豬”自帶危險源屬性。

植物隱喻是指以具有明顯生命周期的植物（從生長到鏟草除根）映射風險的動態變化（如“毒草”“罌粟”暗示詐騙風險對社會的根本性侵蝕）。行為隱喻將一種行為或動作的特征和結構映射到另一種行為或概念上，強調動作引發的后果。

人的隱喻在于尋找身份代名詞企圖掩蓋犯罪事實（如“面試官”等）。容器隱喻是將概念、狀態或活動視為有邊界的容器（內外、進出、滿空），比如“賊船、黑產”等通過邊界設定和空間化來承載緬北風險的性質。結構隱喻是指將談論一種概念的各方面的詞語用于談論另一概念。例如，“產業化、集團化”“相互依存、緊密共生”“持續運行與擴張”等直接使用了生態鏈的概念系統來描繪犯罪集團的運作模式。這一系列隱喻背后映射詐騙風險的隱蔽性、非法性、破壞性、蠶食性、危害性等，其風險程度轉換為對風險性質的描述、危險意識和恐懼情感的傳遞后，感知的心理距離也在不斷縮小。

風險社會化：

修辭批評建構“風險認知”

風險認知域的核心任務在于回答“風險如何被理解為一種系統性危機”，風險如何錨定現實的社會危機，某些看似偶然的災難，實則是社會管理漏洞、意識形態危機與價值觀異化的結果。

在風險傳播中，激活風險感知與激活風險認知對社會預警的效能有著顯著的不同。風險感知依賴修辭生成的風險情感化狀態發揮作用，僅傳遞“存在危險”的信號。然而風險如果停留于情感化狀態可能導致一種“適應性麻木”，大量自媒體通過渲染“噶腰子”“水牢”等血腥細節，短期內激發公眾恐懼，但長期導致兩種負面效應：

第一，在重復刺激下，受眾對同類報道產生“情感脫敏”，受眾開始覺得這些內容不再新鮮或令人震驚，不像初次接觸此類信息時感到強烈的不安或擔憂，進而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距離感或漠視態度。第二，“非理性決策”導致恐慌性回避，基于夸張的信息做出極端決定，比如取消所有國際旅行計劃，即便目的地與報道中提到的地方毫無關聯。還會忽視本地風險，過于聚焦于外部威脅，忽略身邊同樣存在但未被充分報道的風險因素。因此，僅依賴情感動員的風險狀態易導致“風險放大悖論”，帶來過度恐慌與行動惰性的并存，就如同“響警報而不教逃生”，雖能引發短暫關注，但無法形成可持續的預警能力。

風險認知是人們對風險的理性理解，涉及對風險成因、機制、后果及應對策略的深度分析，構建“危險—機制—行動”的完整鏈條（如“詐騙產業鏈如何運作、個體如何識別陷阱、社會如何系統性治理”），可以形成穩定的“認知基模”，提升長期而精準的風險免疫力。國內諸多學者將風險感知等同于風險認知，但哲學學科明確劃分了感知和認知領域。陳嘉映提出“有感之知”，即“理知”，強調了一種內含感知的理知。保羅·斯洛維奇在回應訪談的過程中談到“感性體驗和理性思辨，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沖突，都是我們當下構建風險認知的原材料”。因此，在風險社會的液態流動中，唯有認知層面的深度覺醒，方能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免疫式社會”。風險感知還需要轉換為風險認知，才能真正發揮好媒體的風險預警功能。

《感知·理知·自我認知》

作者：陳嘉映

版本：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 2022年1月

在媒介風險議題的建構過程中，主要采用了Keith等所提出的伯克式（Burkeian）和批判式（critical）兩種模式。Burke認為人是使用象征的動物，人主要生活在語言之中，他主要關注語言背后的象征意義，即修辭帶來的認同效果。而批判模式主要集中于對符號背后深層的社會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揭示。從修辭批評的角度來看，風險話語聚焦于效果問題的關注，究竟是否能夠引起人們對于風險信號和風險后果的認知與重視，尤其是在反詐宣傳的風險話語中，能否揭示詐騙風險背后存在社會問題和人類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植根的畸形價值觀，這比簡單地采用勸服模式去進行宣傳更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此外，緬北詐騙風險報道中，還通過國家主權意識形態建構，采用“跨境執法”“中緬聯合行動”“雖遠必誅”等修辭，強化國家治理角色，形成“中國公民安全受威脅—國家在行動”的風險認知，在維護社會穩定的表象下，完成了國家治理合法性的修辭再生成。“有關起底詐騙集團的發家史”等深度報道揭示了深層詐騙毒瘤根源于復雜的社會權力結構，是盤根錯節的社會系統為詐騙行業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同時，人性的貪婪與欲望等金錢至上的畸形消費觀、妄圖不勞而獲的生存觀等也是風險滋生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方面的緣由。因此，媒體若能聚焦于多元批評式的風險報道，力圖發現風險背后的社會文化等原因，這對于風險治理至關重要。修辭對于風險話語的多棱角多側面的批判生成了風險的社會化狀態，反思風險源滋生的社會環境和意識形態。因此，修辭建構了風險認知中的深度危機意識，系統化的風險防范與治理不可忽視周遭的社會文化、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的畸形變異。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將劉濤教授傳播修辭學的“四大問題域”嵌入風險本體性研究，揭示互聯網時代風險傳播的重要邏輯：社會性風險不僅僅是客觀實在的鏡像反映，它也是修辭實踐的結果。因此，本文在“風險三域生成過程”的基礎上，提煉了修辭如何通過三種策略實現從“話語工具”到“風險本體生成裝置”的轉化。

（一）修辭動機嵌套的系統化

伯克提出的戲劇五要素并非孤立存在和發揮作用，而是在媒介話語中形成了相互交織的主題網絡。當“受害者敘事”（動作者主導）與“高薪招聘手段”（手段主導）形成轉喻鏈，當“國家救援”（動作主導）與“娛樂化警示”（場景主導）構成隱喻隱射時，風險從個別、具體、離散的事件上升為系統性的社會危機。這種嵌套結構使風險認知具有了自我強化的內生動力：一方面，動機主題的不斷嵌套與衍生推動了風險自生性再造與認知的差異化發展。另一方面，多層次的主題嵌套也引導公眾從關注具體的詐騙行為本身，逐步深入到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反思，如年輕人逐利價值觀、短視頻平臺監管漏洞、跨境犯罪治理問題等。這表明，風險議題的公共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由修辭動機驅動的意義再生產過程。

電影《獵屠》（2022）劇照。

（二）語言功能的共構效應

修辭情景發揮語義功能（如“魔窟”）、指示功能（親歷者證言）、情景功能（緊迫性建構），形成了修辭共振場。研究發現，當三種功能同時激活時，其修辭網絡所構建的風險認知閉環較為完整，風險的指向性較為明確。此時，語言從信息載體坍縮為風險本體——此時“緬北詐騙”不再直涉具體事件，而成為社會認知系統中的基礎性恐懼符號。例如：“緬北”已經成為一個廣泛性的風險標簽，即便沒有接觸過此類事件的人也會對其產生警惕。因此，語言的多維共構是風險本體化的重要推手。

《詐騙社會學：謊言與信任的攻防》

作者：孫中興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9月

（三）隱喻系統的自反演化

基于樣本分析提煉出修辭語法中的六類隱喻——容器、行為、動物、人、結構、植物構成了隱喻生態系統。研究發現，其中動物隱喻（“殺豬盤”）與結構隱喻（“生態鏈”）的互動最具有解釋性，前者通過具象化的方式激發個體恐懼、后者則通過抽象化的方式建構系統危機，二者的耦合使風險認知從具體事件向抽象的社會危險演化，風險話語的隱喻網絡向著自反性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初始的修辭刺激通過隱喻網絡被指數級放大，進而引發次級解構——如追問“誰制造了詐騙生態鏈？”“為何這樣的灰色地帶長期存在？”等問題。這些追問不僅深化了公眾對風險的理解，也進一步再生產出新的焦慮情緒和認知張力，推動風險議題進入持續發酵的狀態。

本研究重新界定了“風險本體”，找到了彌合“實在論”與“建構論”二元對立的最佳研究地帶，即風險在傳播中生成的本質狀態，應是一種動態性的生成。因而，本體論的轉向使我們得以在當代媒介化語境下重新審視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

首先，Burke的“自反性現代化”強調風險的系統性，而本研究進一步揭示這種系統性風險如何在傳播實踐中被具體化、情境化，并進入公眾認知的過程，為“風險社會”的媒介化建構提供微觀解釋。其次，修辭演化為了一種“認知基礎設施”，將修辭從“輔助工具”提升為“本體生成裝置”，強調其在風險議題建構中的核心地位。最后，風險不僅是社會現實的再現，更是修辭系統與意義網絡協同演化所形塑的認知對象，提出了“修辭的三重策略”，為理解風險議題如何從局部事件走向公共議題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然而，盡管研究表明修辭實踐在某些情況下對風險的形成具有顯著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風險都完全獨立于客觀現實而僅由修辭活動產生。本研究主要依賴于關于一類特定事件（即緬北詐騙事件）的媒體報道作為材料，因此其結論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于修辭如何在更廣泛的背景下或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中發揮作用，仍需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

這一發現不僅要求我們以更復雜的系統思維審視風險傳播，更迫使我們直面一個根本性命題：當修辭不再只是描述風險，而是成為風險本體的生成裝置時，人類如何在“建構風險”與“被風險建構”的辯證關系中重塑自身的主體性？這或許將成為風險傳播研究的下一個“元問題”。

風險社會的真相或許在于：我們永遠無法抵達風險的“客觀本質”，因為人類始終在用修辭之網打撈流動的風險現實。當我們以修辭的視角展開分析緬北詐騙報道時，透視其中的嵌套動機、共振語言、演化隱喻時，實質上正在參與一場認知世界的修辭創世——這不是對風險的反映，而是對風險的定義。傳播修辭學的本質任務，正是解碼這場風險社會運動中隱藏的話語語法與代價。

【文獻出處】 姜洪偉、袁夢：《傳播修辭學的嵌入：修辭作為風險本體的生成裝置——以緬北詐騙的媒介報道為研究樣本》，《新聞與傳播評論》2025年第5期，頁5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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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摘選。作者：姜洪偉、袁夢；本期評議：黃典林；文本摘選：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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