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皮氏到薛瑄的浩蕩長歌：簡論河津歷史文化發展的五次高峰

文 / 楊曉華

“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黃河之水自昆侖山奔涌而下，累聚其勢，激行于晉陜峽谷之中，至龍門山戛然收束，而后又一瀉千里，激蕩出河津這片表里山河的金三角。此地曾在數千年內被稱為皮氏，后名耿邑、龍門、河津。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這塊汾黃交匯地域的歷史經緯，河津猶如一部微縮的中華文明史，而真正照耀千古的，是此地孕育的以歷史人物為標志的五座文化高峰。 這五次文化峰巒，超越地域局限，勾勒出黃河文明厚土區的歷史概貌，彰顯出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與生生不息。

河津地域名稱最早的歷史記憶，是皮氏。《竹書紀年》載：“（夏）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這段公元前1729年事件的記載，揭示了“皮氏”作為河津古稱的悠久歷史。根據北京大學蘇秉琦教授的定義推定，河津以“皮氏”之名，應該跨越了部落時期、邦國時期和方國時期，這個時間長度至少數千年。而“皮氏”的命名邏輯，根據薛千山在《話說“皮氏”》中的考證：和燧人氏、神農氏、有巢氏一樣，是基于社會分工時代的英雄命名，皮氏可能源于一位精于皮革制作的古帝氏，可視為華夏文明的重要開創者。也就是說，河津地域在幾千年中是以皮革的制作和貿易而聞名的。

無獨有偶，2021年河津連伯村高禖廟遺址發掘出土碳化粟粒與羊骨共存現象，揭示了農牧混合的經濟形態。中國社科院王震中教授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指出：“黃河中游的方國文明具有鮮明的過渡性，皮氏遺址的層累結構正是農牧文明碰撞的‘地質剖面’。”

皮氏方國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手工業文明的發達，更在于其地處農牧文明分界線的戰略位置。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劃下中國歷史上第一條明確的農牧分界：“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龍門即河津禹門口，碣石在如今的秦皇島，兩點連線以北為游牧經濟區，以南為農耕文明區。聯系后世河套地區的繁榮和列國長城的大規模修建，可以推論這一基于生態政治的分界線（后來不斷北移），曾經長期處于農耕與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深入民族的歷史記憶。根據先秦竹簡《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評述上古二十八帝氏得失時，將皮氏列于首位，感嘆：“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可見皮氏作為早期方國的政治實驗，為早期經濟制度與家國倫理的建立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子夏西河設教：儒法源流與思想啟蒙

孔子高足卜子夏（前507-前420）戰國初年應魏文侯之邀自魯赴晉，在河津所在的西河地區（黃河與汾水間）開壇授業，掀起了河津第二次文化高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子夏設教的具體位置，爭訟不已，但是顏師古在《漢書·地理志》中曾注：“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古冀州在西部和南部的邊界均以黃河為標志，則西河在河津的指向就極為明確了。河津現存明代修復的子夏墓祠，也勘探出漢代基址，更是鐵證如山。那子夏為什么來偏偏西河呢？因為此地是距離魏國都城安邑不遠（坐馬車一個半時辰可到），且是經濟文化發達的地方。

子夏是孔子之后系統整理和傳播經典的一代大儒，被尊為“傳經之鼻祖”。然其思想別有特質：與曾子專求內圣不同，子夏“極明外王”，較子游重本求末，子夏“由末達本”；較子張黜禮隨俗，子夏“重禮規容”。這種務實重禮、通經用事的特質，使西河學派成為儒法思想的轉換樞紐。

子夏以寬廣視野和廓達思想，成為當時天下英才心儀的圣人，其門人門生盛時達三百多人，形成完整人才譜系：魏國的開國君主魏文侯，戰國第一位推動變法圖強的宰相李悝，政治、軍事改革家吳起等屬于政治家之列；田子方、段干木屬于飽讀詩書、品高德劭的謀士；公羊高、谷梁赤是“春秋三傳”的兩傳之作者，前者的大一統觀念、后者的禮儀教化思想深刻影響了后世；墨子大弟子禽滑釐，對墨家的傳承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子夏已經深刻影響到戰國初的儒、法、兵、墨諸家。難怪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在《簡帛佚籍與學術史》中感嘆：“子夏學派實為戰國思想界的軸心，其‘經世致用’理念構成三晉文化的基因編碼”。子夏及其西河學派巨大影響，在先秦經典中隨處可見，堪稱中國軸心時代繼孔子、老子、墨子之后的重要思想引擎。

司馬遷著《史記》：大一統文化的史學奠基

河津第三次文化高峰由史圣司馬遷（前145-前86）鑄就。司馬遷的出生地，到底在韓城還是河津，近年來也頗多爭議。《史記》開篇太史公自述“遷生龍門”。

龍門是很古老的地理名詞。《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司馬遷是漢代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的私淑弟子。孔安國在《尚書傳》中稱：“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這個界限不可能到黃河對岸的韓城，龍門顯然在當時明確是指今日的山西河津。

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壯偉抱負，創造了《史記》這樣改變一個民族精神氣象和文化傳統的經典，實為黃河文明宏大氣象的非凡結晶。《史記》對中華文明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建構了從黃帝至漢武帝三千年間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譜系。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評價“華夏炎黃子孫有了歷史的母本記憶”。這種構建的深刻性、系統性，超邁前人，光照千古。

班固評司馬遷的史學精神為“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這種還原歷史真相、秉筆直書實錄精神，可從春秋大義中找到源頭，也和《詩經·魏風》所反映的黃汾之地質樸剛健一脈相承。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教授指出：“司馬遷的‘實錄’絕非機械記錄，而是‘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的價值判斷。”

王通設帳河汾：統合三教與盛唐崛起

《三字經》云：“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足見，在宋儒的心目中，王通（584-617）是和荀況、揚雄并駕齊驅的一代大儒。

王通本來高中進士，為隋文帝進獻切中時弊的《太平十二策》，可惜被權臣排斥，忿而歸鄉。他隱居河汾，在萬春鄉與黃頰山設教，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開創“河汾之學”，門生遍及大河南北，深刻影響初唐的治國理念和理政人才的培養，這使得黃汾之地成為南北朝數百年紛亂之后，推動中華文化再度復興的思想引擎，也自然成就河津歷史上第四次文化高峰。

王通的思想主張主要體現在他的弟子編撰的仿《論語》語錄體著作《中說》中。《中說》分設王道、天地等十篇，以問答形式闡述政治哲學與倫理思想。主張推行王道仁政，強調德治與禮樂教化；哲學層提出“三教可一”理念，以儒學為本兼容佛道 。王通的“三教可一”，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玄學、經學、佛學相互交融的傳統，并在儒家道統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整合，這是中國文化在隋唐時期發展的潮流所向，對于唐王朝統一國家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故陳寅恪先生言:“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

王通僅僅活到了34歲，其學術活動充其量十數年，但是講學之盛，據《中說·關朗篇》載：“門人自遠而至者千余人。”這個門人包括了學生和訪問學者，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學人集體，其中被史書提到的包括：房玄齡、杜如晦、薛收、魏徵、李靖、溫彥博、溫大雅、陳叔達、杜淹、王珪、董常、程元等，其中多人都是太宗朝的股肱之才。

由此，貞觀之治可視為河汾之學的政治實踐。唐太宗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有四位都屬于王通的學人群體。可以說，沒有王通，大唐的政治建立和文化崛起將會難以想象。王通弟弟王績開創唐詩自然之風，其孫王勃以《滕王閣序》名滿天下，但是和王通比起來，他們都只能是相形見絀的文人才子而已。

薛瑄復性踐履：心性之學的實踐轉向

明代理學大師薛瑄（1389-1464），是明代第一位經朝廷論擢配祀孔廟的大儒。作為河東學派的創始人，薛瑄面對朱學僵化之弊，以“復性”為宗重振儒學，被尊為“一代真儒”。其《讀書錄》《讀書續錄》構建了獨特的孟學體系，將孟子心性論改造為“悅心”之學，強調“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這種思想對明代的思想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隆起河津第五次文化高峰。

薛瑄思想之突破有二：修正宋儒“性二元論”，主張“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實為“非有二也”，人性本善不因氣質而變；重構養氣工夫，提出“知言—持志—集義”的實踐路徑，以“勿忘勿助長”為修養法要。這種由二元轉向一元、由玄思轉向實踐的思想，推動明代心性學落地為日用倫常。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一書評價：“薛瑄的‘理氣無縫隙’’說，實為明清實學思潮的先導”。

河東學派后經呂楠、馮從吾等發揚，成為明中葉批判王學空疏的重要力量。薛瑄“以心映理”的樸素反映論、“清廉勤政”的政治哲學，至今仍閃耀著黃河文明實踐理性的光芒。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在《中國哲學大綱》指出：“薛瑄的‘實踐性理學’將道德從書齋解放出來，植入市井生活，這是對程朱理學的創造性轉化。”

薛瑄一生立功立德立言，均峭拔當世，堪稱儒者典范。立功方面，整頓吏治、減免賦稅，體恤民瘼，以“鐵漢公”之譽彰顯司法公正，政績斐然。立德方面，他一生恪守程朱理學，躬行實踐“復性”之說，清廉剛直，以身教垂范，鑄就儒者高潔人格，被尊為“薛夫子”。立言方面，他著有《讀書錄》《讀書續錄》《從政名言》等，闡發理學心性之學，修正朱子之說；其文章將深厚的學養與道德實踐融入筆墨，產生強大的人格力量和高潔審美，是明代“儒者之文”的重要代表。薛瑄用一生的孜孜實踐，達到了“三不朽”的儒家理想，堪稱一代醇儒。

五峰連綿的文明長卷

河津五座文化高峰連綿起伏，共同勾勒出黃河文明五千年綿延更替的精神圖譜。每一次文化復興皆應時而生：皮氏開拓鴻蒙凝聚民族血氣，子夏傳承六經開一代學風，司馬遷于漢初百廢待興時重構歷史，王通處三教匯流中融會貫通啟蒙大唐，薛瑄返本開新創造新風。這種因時創化、守正開新的文化韌性，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碼。

今日龍門山下，黃河奔涌依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河津歷史文化上的五次高峰突起昭示我們：這條源于黃河文明的文化大河，在新時代的偉大奔流中必將澎湃起第六座高峰——這是歷史的邏輯，更是文明的天命。（作者系中科元宇宙文明創新應用中心研究員、首席專家，中國藝術人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化報周刊中心原主任）

（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