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不走的鄰居，為何總在“相愛相殺”？揭開中日韓博弈的底層邏輯

2026剛開年，東亞局勢熱鬧得有點反常。

一邊是日本的高市早苗拿著“國運”豪賭，在涉臺言論上反復橫跳，于是我們斷了日本海鮮的銷路，甚至開始收緊稀土、石墨這些軍民兩用物資的出口，直接往日本軍工生產的“命門”上捅；

另一邊，韓國的李在明卻帶著龐大的代表團出訪中國，不僅共同回顧抗日往事，還專程跑去上海瞻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大談人工智能和“十五五”規劃的深度對接。

果真如大家所說，中韓友誼靠日本？

今天，柏年就帶著大家深度拆解：東亞三國之間的恩怨情仇，中日韓的“三國演義”如何發展到今天？未來又將走向何方？藏在背后的那只“大手”，到底在怕什么？

話不多說，讓我們開始。

一、中日韓最近發生了什么

本輪中日風波，起因是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言論，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激起我們的強烈憤慨，隨后我們就不再從日本進口海鮮，敲打高市早苗一下。

結果，日本這邊不僅絲毫沒有道歉的意思，還想蒙混過關。那我們不得不使出了第二招，禁止任何軍民兩用物資，用在日本軍工生產上面，任何一克稀土，一架無人機都不能被小日子拿去當武器用。

可能有朋友會疑惑，為什么不直接制裁日本的軍工企業，這樣不是更直接嗎？問題在于，日本沒有“標準”的軍工企業。

它們的武器裝備大多是民營企業制造的，像三菱家既能造汽車、電梯、空調，也能造戰斗機、坦克、潛艇。沒法直接一刀切，那么，我們可以釜底抽薪，直接切斷稀土的供應，讓它們造不出戰斗機和軍艦。

在制裁日本的同時，韓國總統李在明于1月4日至7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會談上，中韓雙方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80多年前的抗戰歷史。李在明還在1月7號專程前往上海，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上海舊址。

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爆發了反抗日本侵略的“三一運動”。起義被鎮壓之后，不少韓國愛國志士流亡到了上海，于1919年4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宣告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在滬期間，“韓國國父”金九，還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事件，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為抗日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除了敘舊，李在明還表示，韓國愿意對接中國“十五五”規劃，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和銀發經濟上展開深度合作。同時，加快推進中韓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爭取將所有的服務貿易和雙方投資開放，大幅提升雙邊協作水平。

與中韓自貿協議越來越順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日韓自貿協議談判曾經停滯了整整十二年。釣魚島危機、薩德問題、獨島危機，各種障礙層出不窮，藏在背后的大手，想方設法阻擾中日韓走向一體化，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別著急，聽柏年接著往下說。

二、中日韓“三國演義”

冷戰中，大家分屬兩大陣營，政治上長期處于對立狀態。雖然官方層面沒什么往來，但民間貿易和人員交往一直沒斷過。1964年，《中國畫報》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張“鐵人”王進喜的工作照。照片上，王進喜頭戴狗皮帽，身穿厚棉襖，冒著漫天大雪，握著鉆機的手柄，身后是隱約可見的井架。

據說，當時的日本情報專家根據這張照片就判斷出了大慶油田的位置、估算出了油井規模和產量。于是，日本企業提前就設計好了適合大慶油田的采油設備。當中國后來向全球招標時，日本公司果然就靠著這套“量身定制”的方案中標。

這件事情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早在1962年中日之間就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允許民間貿易往來，后來慢慢從單一的貿易領域，擴展到互設聯絡處、互派記者，一步步邁向邦交正常化。

相較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循序漸進，中韓建交則充滿“戲劇性”。

1983年5月5日，卓長仁伙同其他五人，持槍劫持了從沈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強迫飛機飛往韓國，并打算借道韓國叛逃到臺灣省。

飛機迫降到韓國后，時任韓國總統全斗煥親自召開國務會議，認為這是與中國破冰的千載良機，于是下令營救飛機上的中國人質。抓獲卓長仁團伙之后，韓國方面還拒絕了臺灣方面引渡劫機犯的要求，主動承擔了機上所有人員在韓國的開銷，展現出極大的誠意。

經過中韓雙方的不懈努力，5月10日，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安全返回上海，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劫機事件后，兩國的體育、經貿交流迅速升溫。中國決定參加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韓國也派代表團參加1990年北京亞運會。民間貿易迅速發展起來，為兩國關系正常化注入了強勁動力。

最終，中韓兩國在1992年建交。兩國關系迅速駛入快車道，雙邊貿易額從1992年的50億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240億美元，韓國對華投資額也從1992年的1.2億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短短五年間就增長了16倍。

當時的中日韓，產業結構高度互補，形成了“雁型模式”。日本憑借技術和資本優勢，主要生產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儀器，像五軸機床、汽車發動機這些都是由日本來生產的；

從日本引進技術后，韓國專注于生產中間產品，像汽車鋼板、玻璃、輪胎這些由韓國負責；

中國再從日本和韓國進口汽車零部件，在合資車廠進行組裝，就近賣到國內去。

這套模式，本質上是其它國家在為日本產業做配套，日本經濟高歌猛進時，鏈上的所有國家都能跟著喝湯；但要是日本經濟出問題了，泡沫破裂再加上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那這套模式就運行不下去了。

在經歷了慘痛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大家逐漸意識到，光靠一只領頭羊，很難應對全球化的沖擊，必須加強區域內的對話與協作。

于是，1999年11月，中日韓領導人在參加東盟會議期間，舉行了首次非正式早餐會。重點討論了如何在中日韓之間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

在合作的廣度上，2002年，中日韓三方將經貿、信息產業、環保、人力資源開發、文化確定為五大重點合作領域，2007年又增加了財金、科技、物流等六個領域。

從深度方面來看，中日韓自貿協議一直是三方合作的重點。

三國經濟結構高度互補，達成自貿協議之后，資本、技術、人才能在三國之間自由流動，知識產權、環保、電子商務這些經貿規則，也能逐步達成一致。未來還可能發行共同的貨幣，實現像歐盟一樣的區域一體化。

于是，2011年，在韓國首爾成立了中日韓合作秘書處，作為三國合作的行政機構，專門為后續的自貿協議談判服務。

三、誰在害怕東亞一體化？

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后，中日韓自貿協議就被提上了日程。

原計劃2012年11月，三國開始自貿區談判，結果9月份，日本右翼就鬧出了釣魚島危機，中日關系瞬間跌到冰點，談判也就無疾而終。

既然跟日本暫時鬧僵了，那我們先跟韓國談中韓自貿區，結果美國又要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監視范圍覆蓋了小半個中國，中韓關系惡化，受此影響，2017年1月份的第11輪中韓自貿協議談判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

不僅是我們沒有跟日本、韓國之間簽署自貿協議。日本和韓國之間也沒有簽自貿協議，每過個一兩年就會被慰安婦、獨島問題挑撥一下，免不了大打口水仗。

講到這里，不用柏年說，大家可能都猜出來，背后有美國在搞鬼。

一旦中日韓自貿協議真的談成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真的實現了，那我們會成為繼北美、歐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經濟板塊，既然歐盟內部都用歐元結算了，那我們也會繞開美元推動本幣結算，而這會嚴重削弱美元霸權的根基，也是美國不能容忍的。

2012年，中日韓三國即將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時，日本代表松下忠洋，突然離奇去世，緊接著新上任的駐華大使也突然去世，要說共同點嘛，他們都是支持三國貨幣互換協議的。最后接替他的是一名右翼強硬派，上來就推翻了之前的互換協議。

美國擔心的另一大問題是，自身的科技霸權地位被顛覆。特別是、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導體這些前沿領域，中日韓共同體已經具備跟美國分庭抗禮的能力。

拿我們來說，自從去年DeepSeek橫空出世之后，我們在人工智能領域跟美國的差距，主要就集中在算力領域了。而這是日韓的強項，韓國有先進的芯片制程，日本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設備和半導體材料，三者一旦結合，再搭配吃苦耐勞的儒家文化，我們的競爭力未必比美國差。

既然美國從中阻撓，我們該如何破局呢？關鍵是以下兩點。

首先，美國政府跟企業之間的利益并不一致。

美國對中國制裁，把一些中國企業列入制裁名單，客觀上會導致很多美國企業遇到麻煩，說不定哪天自己的供應商就被制裁了，生意不就黃了嗎？一旦我們進行反制，美資企業首當其沖，等于兩頭挨打。

這種時候，游說就很重要了，中日韓相關企業可以在華盛頓建立聯合游說辦公室，向美國國會、商務部和美國公眾，說明“選擇性脫鉤”對美國企業、消費者和就業的具體傷害。也可以讓自己的關聯企業，美資的特斯拉、蘋果出面去游說，更有說服力。

其次，與其被動防御，不如主動將三國高度互補的產業鏈進行系統性整合，降低外部沖擊的影響。

在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戰略產業，可以由三國政府牽頭，聯合龍頭企業，共同設立發展基金，用于攻克關鍵領域的“卡脖子”難題。

在半導體領域，大家可以聯合研發新一代芯片材料、共享先進封裝產線，減少對單一外部技術的依賴。

關于這一部分，柏年曾在會員文章里對中韓半導體的投資機會做過深度分析，后續也會持續追蹤。

中日韓三國既是“搬不走的近鄰”，也是“拆不散的伙伴”。當前的風雨考驗，恰恰是推動區域走向更成熟合作模式的契機。

只要三國能堅守“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共識，秉持“風雨無阻”的定力，就一定能把亞洲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區域乃至世界的和平繁榮開辟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