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熵增”：王朝“未老先衰”的秘密

最近伊朗那邊很鬧挺，有很多人都在關心相關的消息。那么關注伊朗局勢的人心里可能會產生出一個疑問…………先說結論，我相信這個日期不會太遙遠。

不過，這個所謂的巨大變化不會馬上發生，會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變換過程。因為國情不一樣，國民性不一樣，這就造成整個的變化它的節奏是不同的。

所以，現在是一個要變不變、以拖代變、百年大變的局面。這樣的歷史變化過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改朝換代。不用懷疑，改朝換代就是歷史，就像一輛列車駛離上一個站點后必然會停靠下一個站點，只是這段行程所需時間長短罷了。

那么為什么有的列車走這段路時間長，有的列車時間短呢？今天，我就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開門見山地說，伊朗的這個制度是一個衰落特別快、腐朽特別快的制度。我個人把這個特征稱之為“熵增”。熵增速率特別快，它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腐敗程度，第二個方面是制度效率。我們從這兩個方面來展開今天的話題。

“熵”我們知道它原本用在物理學，用來衡量系統當中的無序度、隨機性或者是能量分散程度。而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孤立系統當中，事物總是自發地從有序走向無序，混亂程度會不斷增大。這個概念也經常被使用在社會學的相關研究當中。

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夠設計一套制度來減緩熵的增加，或者對外吸收新能量，那么這個社會很快就會失去秩序，從內部瓦解。根據這樣的基本規律就可以得到一個關于歷史發展的觀念——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和崩潰。

但是，如果制度設計不合理的話，國家政治系統的熵增速度會特別快，造成國家會比正常情況更快速地衰落，并且改朝換代，類似于“未老先衰”的狀況。

國家秩序的熵增現象，外在表現有兩個：第一是官僚機構的腐敗程度，第二是制度本身的效率高低。兩者其實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腐敗程度越高，制度的效率自然就越低，反之亦然。通過這兩個方面，可以直接觀察到一個國家的興衰周期以及政權所在的具體階段。

實際上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比如中國學者楊德才，在《中國封建王朝周期性興衰》這本書當中，就采取了這個思路，并且結合美國的制度經濟學來分析中國古代王朝的衰落規律。

如果用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腐敗會直接影響制度的效率，它主要表現在交易費用不斷增高。而交易費用不停增加的結果，就是人們傾向于不再交易，經濟從自由貿易轉變為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這個時候，帝國的財政實力和各方面實力就會大幅衰弱。再加上官僚系統貪腐成風、各部門行政效率低下，此時只要出現天災、農民起義、外族入侵等等重大風險事件，王朝就會很快覆滅。

這本書中有一張坐標圖，直觀地說明了我想表達的問題：橫軸代表時間，縱軸代表國家的制度效率。國家從建立到崛起，代表從A點到B點的運動，也就是左側周期——這個時候制度效率比較高，國力不斷積累。但很快，國家制度效率開始下降，國力隨之衰弱，也就是從B點到C點的運動。

當信息系統無法將真實消息傳遞到決策中心時，整個政體已然癱瘓。這就像人類神經壞死——身體疼痛卻傳不到大腦。身體一點點壞死，大腦仍以為健康，卻實已病入膏肓。

C點之后，就會發生改朝換代。實際上，這個坐標是動態的：如果一個國家制度設計不合理，那么制度效率的衰落會非常迅速，造成右側的曲線特別陡峭，改朝換代會提前到來，發生在C1的位置。相反，如果制度設計更合理，右側衰落曲線會更加平滑，改朝換代會在更遠的C2點發生，也就是推遲——通俗來說，這代表國運會延續得更長。

以清朝這樣的集權專制王朝為例，雖然清朝還不算特別專制，因為其保留了基本的民間自治、保留了農村的鄉紳體系和宗族治理體制。但即便如此，清朝制度效率的衰退和腐敗程度，仍然是非常驚人的。

清朝官員的腐敗首先來自于對政府工程款項的貪污，這種問題在晚清時非常嚴重。比如中央政府撥款治理水災，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會被官員貪污收入個人金庫。根據《清史紀事本末》第45卷記載，十九世紀咸豐皇帝時期，南河稅費五六百萬金，而真正用于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皆供官吏揮霍。河帥宴客一席，所需“恒斃三四駝五十余豚，鵝掌猴腦無數，食一豆腐亦須費數百金”，可見其奢靡。

如此驕奢淫逸，工程方略無人講究，必然造成全國豆腐渣工程遍地，公共產品與服務幾乎等于零。官員也對政府賑災撥款大肆貪污。《清德宗實錄》卷168記載，1882年安徽省大水，災民遍地。當時直隸候補道周金章領賑災銀兩17萬兩赴安徽，但最終只拿出2萬多兩用于賑災，其余統統中飽私囊，而災民只能自生自滅。

后世歷史學者統計，清朝官員的官方固定收入并不高，但各種額外灰色收入約為固定收入的19倍，可謂極為可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撥款幾乎成了官員的提款機。表面上看政府在不斷建設國家，實際上效果為零，民眾自然不會真心支持這樣的政府。

專制王朝的腐敗風氣，尤其集中體現在軍隊上，極大削弱了軍隊戰斗力，使王朝更易覆滅，最典型的例子是滿洲八旗軍。八旗軍原本是最有戰斗力的軍隊，建國后天下太平、物質充裕，漸漸腐化，八旗兵從軍人變成游手好閑之徒，結果清朝防御與治安只能依靠漢人綠營軍。

到太平天國戰爭時，連綠營也靠不住，只能動用曾國藩湘軍與地方武裝。政府軍的實力一落千丈。到19世紀末甲午戰爭前夕，軍隊腐敗更深：軍費總額800多萬兩，約700萬被挪用。

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卻早已墮落——訓練敷衍，軍官常嫖賭無度，甚至用軍艦運輸走私貨牟利。每逢上司視察，就“臨時抱佛腳”搞形式演習。《盛宣懷檔案資料選集中日甲午戰爭一冊》記載：“北洋水師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是故事虛行……徒求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簡單說，就是演習只打固定靶，不講實戰，只求表演效果。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這種迅速腐敗、效率迅速降低的制度，其背后是否有規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原點——理解專制制度的特征。

專制社會的重要特點是封閉，包括兩個方向：對內封閉、對外封閉。這種雙重封閉導致體制迅速腐敗。

歷史上凡集權專制國家，基本都遵循同一個悖論：隨著集權確立，經濟發展、人口增加，稅基擴大——按理說國家應更富更強。但事實上，當天下太平、經濟繁榮時，體制內腐敗反而滋生，財政資源大量被腐敗吞噬，政府掌控的實質財富反而減少。

也就是說，經濟擴張并不會增強專制政府的國力，反而會促生腐敗，加速衰落。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者孫傳煒在《規模與王朝衰落——中華帝國晚期的委托代理問題》一文中論述了這一機制：專制體制下皇權集中，地方無實權。皇帝需設代理人傳達、執行政策，這些代理人即官僚。經濟產出越大，稅基擴大，官僚越可能濫權尋租。

他們常與地方豪強家族勾結，暗中減免稅收，讓小民負擔更多；或官商勾連，為商業行為開后門等等，在此不一一贅述。結果是：經濟越擴張，貪污越嚴重，政府財力流失越多。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18世紀經濟擴張后，十九世紀財政反而減弱，這預示晚清亂局的到來。原因正是官僚（代理人）集體腐敗，使國家管理體系形同虛設。

可以說，專制國家搞經濟發展，實質后果往往是助長腐敗，加速自滅。因為專制制度天生熵增速率高，越反越腐，效率越低。

新加坡學者孫傳煒所說的代理人問題，本質是“信息傳遞”。官僚應當上傳下達，幫助統治者決策。但一旦官僚為了私利而造假，政府便陷入信息錯亂。

自由開放社會有多重信息渠道，可相互印證，提高決策正確性。而專制社會恰恰封鎖信息渠道；官僚體系壟斷傳播，又無監督，結果虛假信息泛濫，皇帝依據假消息決策，誤上加誤，國力驟降，社會崩潰。把原本還能延命的資源迅速消耗殆盡，使“臨界點”從右側的C2快速推到左側的C1。

當信息系統無法將真實消息傳遞到決策中心時，整個系統已然癱瘓。這就像人類神經壞死——身體疼痛卻傳不到大腦。身體一點點壞死，大腦仍以為健康，卻實已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