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檢討

【按語】

刑法中有很多罪名是專門針對民營企業和私有經濟的。很早以前我就認識到，只要刑法不改、相關罪名依然存在，權力濫用就不會停止，民營企業家就將噩夢不斷，刑事法官也必將陷入“定之則傷企，放之則失責”的兩難境地。為此，必須依照市場經濟規律，重構我國刑法體系，制定一部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運行邏輯的、科學、理性、謙抑的現代刑法。

下海創業之后，目睹身邊眾多企業家因經營行為被刑事追訴，甚至身陷囹圄，切身體會更為深刻：許多所謂“經濟犯罪”，實為商業模式與監管認知錯位之果，而非真正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刑事不法。當前刑事司法對市場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已嚴重抑制了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與投資信心。

鑒于此項改革工程艱巨而復雜，涉及立法理念、司法體制、執法實踐乃至意識形態的深層調整，單憑個人之力斷難完成。我愿與有識之士、同道同仁攜手合作，共同推動這一系統性變革。計劃于明年至遲后年開始，正式啟動“市場經濟刑法體系重構”專項研究工程。

近段時間，擬先聚焦爭議最大、適用最廣、對企業危害最深的若干罪名，逐一梳理其立法沿革、司法異化與制度缺陷。本文為系列研究之第三篇，聚焦“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主文】

今天檢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法缺陷與實踐異化，揭示其對民營經濟的深層傷害，推動刑法體系回歸謙抑與理性。

一、罪名概述：立法沿革與規范構造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所規定的罪名，系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增設，旨在打擊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核心特征的傳銷組織行為。該罪設立之初，立法機關意圖通過刑事手段遏制當時泛濫成災的“金字塔詐騙型”傳銷活動，維護社會秩序與經濟安全。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包括：

主體要件：一般主體，即年滿十六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實踐中多為傳銷組織的發起人、策劃者、核心管理者或骨干成員；

主觀要件：以非法牟利為目的，明知其行為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仍積極實施；

客觀要件：實施了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的行為；

客體要件：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管理制度，以及公民的財產所有權。

該罪的設立，標志著我國對傳銷活動從行政規制向刑事打擊的升級，體現了立法對特定時期社會亂象的回應。

然而，十余年來司法實踐表明，該罪在適用中已出現明顯異化，不僅背離了立法初衷，更成為干預民營企業經營、選擇性執法甚至“趨利性追訴”的工具之一。其制度缺陷與現實危害，已遠超其規范價值，亟需系統檢視與結構性改革。

二、當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1.罪名適用泛化，淪為“口袋罪”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實踐中已演變為典型的“口袋罪”。所謂“口袋罪”，是指那些構成要件模糊、涵蓋范圍寬泛、易于被擴張適用的罪名，其本質是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失守。

在大量案件中，只要企業采用多層級分銷、團隊計酬、會員推薦等營銷模式，即便存在真實產品、合理定價、實際銷售行為，且無欺詐、脅迫、非法拘禁等暴力或詐騙情節，亦可能被司法機關認定為“傳銷”，進而以本罪論處。例如，某健康科技公司通過會員制銷售保健品，消費者購買產品后可推薦他人加入并獲得銷售提成，企業具備完整生產資質與產品質量認證，但因存在“三級返利”結構，即被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核心管理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企業資產被查封沒收。

此類判決忽視了商業模式創新與刑事犯罪的本質區別，將本屬市場準入、行政監管范疇的問題，直接上升為刑事犯罪，嚴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最后手段性”要求。

2.干預企業經營，成為“遠洋捕撈”與趨利執法的工具

所謂“遠洋捕撈”，系指執法機關跨區域、選擇性地對異地企業實施刑事追訴，尤其針對經營規范、納稅良好但存在模式爭議的民營企業。在部分地方，該罪已成為地方執法部門完成辦案指標、獲取罰沒收入甚至“創收”的手段。

典型案例中，某地公安機關跨省查處一家注冊于外省的電商企業，理由是其“會員推薦獎勵機制”涉嫌傳銷。經查，該企業年銷售額超十億元，帶動就業數千人，納稅數千萬，產品無質量問題，亦無消費者大規模投訴。但因執法機關認定其“層級超過三級”，即啟動刑事程序，凍結賬戶、抓捕高管，最終企業資金鏈斷裂，被迫停產。而執法機關則通過“追繳違法所得”獲得巨額財政返還。

此類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企業經營自主權，更破壞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助長地方保護主義與執法地方化傾向。企業“苦不堪言”，投資者望而卻步，創新動力受挫。

3. 刑事后果嚴重，且財產處置缺乏救濟機制

一旦被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其法律后果極為嚴重：

人身自由剝奪：最高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實踐中大量案件對實際控制人、高管判處實刑；

財產全面剝奪：依據《刑法》第六十四條，違法所得一律追繳，供犯罪所用的財物予以沒收。在司法實踐中，執法機關往往將企業全部資金流認定為“違法所得”，即便其中包含合法銷售收入、員工工資、研發支出等；

缺乏返還機制：與詐騙、集資詐騙等罪不同，本罪不設“退賠被害人”之義務。即便參與者系自愿加入、未受欺騙，其所繳納費用亦被“收歸國有”，不予返還。這實質上使國家成為“最大受益者”，形成“國家替代退賠”的畸形格局，嚴重違背公平正義原則。

更為荒誕的是，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即傳銷參與者）集體上訪要求返還損失，而司法機關卻以“已依法沒收”為由拒絕，導致公眾對司法公信力產生質疑。

4 .抑制司法審查深度，導致“懶政式裁判”

由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具有高度概括性，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往往僅需查明“是否存在層級”“是否有團隊計酬”“是否收取入門費”等表面特征，即可定罪。至于企業是否具有真實產品,產品是否具備市場價值,消費者是否實際使用產品,是否存在虛假宣傳或欺詐,是否存在暴力、脅迫、非法拘禁等嚴重侵權行為等關鍵事實常被忽略。司法機關不愿或不能深入審查商業模式本質，導致本應適用詐騙罪、非法經營罪、虛假廣告罪、非法拘禁罪等更精確罪名的案件，被“一鍋端”地以本罪處理。

這不僅降低了司法裁判的說理深度與專業水準，更使刑法淪為“行政取締的刑事化工具”，嚴重削弱了刑事審判的終局性與權威性。

三、該罪的立法定性與體系位置之再審視 1 .本罪實為行政犯，不應獨立成罪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質上屬于行政犯（法定犯），即其刑事違法性源于對行政管理秩序的違反，而非本身具有天然的反社會倫理性。其前身系1998年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及《禁止傳銷條例》所規制的行政違法行為。

在法治成熟國家，行政犯通常不單獨設罪，而是在行為情節嚴重、危害巨大時，依其本質行為定罪。例如：以傳銷為名行詐騙之實——應定詐騙罪；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應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應定虛假廣告罪；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應定非法拘禁罪；非法集資、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應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上述行為均有明確構成要件與罪刑階梯，足以覆蓋傳銷活動中可能發生的各類危害行為。

而我國另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實為將一種經營模式直接犯罪化，而非以行為實質為定罪基礎。此做法混淆了“違法模式”與“犯罪行為”的界限，違背了刑法的明確性與比例原則。

2.單獨定罪導致法律體系內在沖突

將傳銷活動單獨成罪，導致以下法律適用困境：

罪名競合處理混亂：當傳銷活動中同時存在詐騙、非法拘禁等行為時，應如何處理？司法實踐中，有的數罪并罰，有的擇一重處，標準不一，導致同案不同判。

處罰失衡：本罪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詐騙罪最高可判無期徒刑。但現實中，一些以傳銷為名實施巨額詐騙的案件，因適用本罪，反而量刑更輕，形成“輕縱重罪”之弊。

與非法經營罪界限模糊：傳銷本質上亦屬“未經許可從事經營活動”，與非法經營罪存在重疊。但非法經營罪需以“違反國家規定”為前提，而本罪則無需，導致打擊更寬，進一步加劇選擇性執法風險。

3.刑法應保持謙抑，避免過度干預市場創新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試錯與創新。新型營銷模式如社交電商、會員制、分銷返利、消費返利等，本是企業應對激烈競爭的合理探索。若一概以“層級”“拉人頭”為由入罪，無異于扼殺商業模式創新。

刑法作為最嚴厲的法律手段，應恪守“最后防線”定位。對于尚可通過行政監管、民事救濟、行業自律解決的問題，不應輕易啟動刑事程序。否則，將導致“刑法前置化”“犯罪泛化”，最終損害市場活力與法治環境。

四、比較法視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經驗 1. 美國：以“金字塔欺詐”為核心，民事監管為主

美國聯邦層面并無“傳銷罪”，但通過《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TC Act）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打擊“金字塔欺詐”（Pyramid Scheme）。其認定標準為：是否以發展下線為主要收入來源；是否要求支付高額入門費；是否缺乏真實產品或產品價格虛高；是否存在“快速致富”承諾。

若構成金字塔欺詐，FTC可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頒發禁止令、追繳非法所得、處以民事罰款。只有在涉及欺詐、洗錢、逃稅等行為時，才可能觸發刑事追訴，但適用的是詐騙罪、洗錢罪、稅務犯罪等既有罪名。

此外，美國各州對“多層次營銷”（MLM）普遍采取注冊與監管并行的模式，強調信息披露與消費者保護，而非一禁了之。

2 .歐盟：以消費者保護與公平競爭為核心

歐盟未設專門傳銷罪名，而是通過《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消費者權利指令》等規范營銷行為。其核心原則為：商業行為必須誠實、透明；不得誤導消費者；不得施加不當壓力；必須保障消費者撤回權。

若企業營銷模式被認定為“不公平商業行為”，可由消費者組織或監管機構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或禁令救濟。刑事追責僅適用于伴隨暴力、欺詐、洗錢等嚴重犯罪的情形。

3 .國際共識：不設專門“傳銷罪”

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鮮有國家設立獨立的“傳銷罪”。其共同邏輯在于：傳銷本身是商業模式，是否違法應視其具體行為而定；刑法應聚焦于“行為實質”而非“組織形式”；行政監管與民事救濟足以應對多數問題；刑事打擊應保留給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

我國設立獨立罪名，實屬特例，且與國際法治趨勢相悖。

五、歷史背景與現實脫節：該罪已失其存在基礎 1. 立法初衷的歷史語境

1990年代末，我國市場經濟尚處初級階段，市場規則不健全，公眾風險識別能力弱，傳銷被大量用于詐騙、集資、洗腦等非法活動，社會危害極大。1998年國務院全面禁止傳銷，2005年頒布《禁止傳銷條例》，2009年入刑，具有特定歷史合理性。

當時立法目的明確：以刑事手段震懾非法集資式傳銷，保護弱勢群體，維護社會穩定。

2 .當前市場經濟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

時至今日，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成熟：市場主體超過1.7億戶，競爭充分；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完善，反欺詐機制健全；數字化監管能力大幅提升，稅務、銀行、市監數據互聯互通；公眾金融素養與風險意識顯著提高。

在此背景下，傳銷的“信息不對稱”優勢已大幅削弱，其社會危害性顯著下降。而原有刑事規制卻未同步調整，導致法律與現實嚴重脫節。

3. 該罪已從“維序工具”異化為“控權工具”

當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已偏離其原始功能，演變為：地方執法部門“創收”工具；行業監管缺位的“補位手段”；對新興商業模式的“預防性壓制”。其存在已不再服務于公共利益，反而成為阻礙市場創新、侵害產權的制度障礙。

六、改革建議：廢除該罪，重構治理體系 1 .建議取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建議在下一階段刑法修改中，刪除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廢除“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2. 構建分層治理體系

廢除該罪后，應建立“行政監管—民事救濟—刑事打擊”三級治理體系：

行政監管層：由市場監管部門制定《多層級營銷管理辦法》，明確合法直銷與非法傳銷的界限；實行備案制或許可制，強化信息披露、冷靜期、退換貨等消費者保護機制；對違規企業處以罰款、吊銷執照等行政處罰。

民事救濟層：允許消費者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撤銷合同、返還費用、賠償損失；支持集體訴訟，降低維權成本。

刑事打擊層：對確有詐騙、非法拘禁、非法集資等行為的，依照詐騙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處罰。

嚴格限制刑事手段適用，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3. 推動司法理念轉型

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導性案例，明確：存在真實產品、合理定價、實際銷售的多層級營銷，不構成犯罪；刑事審判應穿透商業模式，審查行為實質；禁止僅以“層級結構”或“團隊計酬”作為定罪依據。

總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存廢，不僅是一個刑法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法治理念問題。它折射出我國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監管與創新、秩序與自由的關系。該罪設立之初，或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時至今日，其制度成本已遠超收益。繼續保留，只會助長權力濫用、抑制市場活力、損害司法公信。廢除此罪，非為縱容傳銷，而是為了回歸法治軌道：讓行政的歸行政，民事的歸民事，刑事的歸刑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良法善治”，為民營經濟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