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罰罪2》播出,大家對于這部劇的討論呈現出了空前的熱度,可以說刑偵劇很久沒有取得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了。
《罰罪2》的大火受益者還有它的前身《罰罪1》,雖然兩部劇并沒有劇情上的因果關系,但由于大部分演員為原班人馬,又是同一系列劇集,不少人沖著《罰罪2》又去看了《罰罪1》。
《罰罪》首播于2022年,當年由于種種原因收視率一般,并沒有取得預期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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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罪宥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這句話出自春秋時期的軍事家管仲所創作的散文《管子·版法》。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犯有過錯的人,必須通過處罰予以懲戒;對違法犯罪的人,必須通過殺戮予以震懾。
這是罰罪片頭出現的話,也是該系列的核心主旨。
罰罪系列導演很有想法,看樣子頗有些要建立一個“罰罪宇宙”的意味。當然,如果一直保持這個水平的話,相信大家都是喜聞樂見的,畢竟國內系列世界觀劇集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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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和大家討論演員演技、劇情邏輯、劇集制作,僅僅結合《罰罪》1、2兩部作品,來討論一個貫穿兩季的概念:“血濃于水,但法不容情。”
《罰罪》系列最值得深思的,并非是案件設計之精妙或是影片影射某些現實問題,也不是劇情動作場面之驚險,而是它對“血濃于水,法不容情”這個古老命題的一次深刻剖析。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血緣宗族社會,法和情的二者對立是亙古以來就遺留的問題,曾有無數人被夾在這二者之間,左右搖擺,痛苦不已。
《罰罪》系列里,不管是第一部還是第二部,都重復多次出現祠堂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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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在暗示,在舊時代宗法社會的親緣紐帶和現代化法治社會的理性秩序對立之下,每一個角色都在親情血緣與法律規則之間遭受著反復的撕裂。
這種撕裂并非是簡單的二者對立,以小見大,這是一場發生在祠堂石階與法理臺階之間的文明轉型史。
該系列的兩位主角,第一部里的常征,第二部里的秦楓,都處于這場漩渦的中心點。
而這場漩渦的中心點,說白了就是兩個字:“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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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就繞不開的話題,人與人之間復雜的血緣拓撲學,在社會中可謂是展現得淋漓盡致。
小到日常交際,大到工作利益,好似都逃不開親緣二字,一旦當親緣成為惡勢力的助力時,人就會在法理和情感的掙扎間迷茫,或醒悟或墮落。
《罰罪》系列很好地向我們呈現了:傳統中“親親相隱”倫理在法治社會中的現代性困境,當血緣成為犯罪的培養基,親情還能否要求法理的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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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罪1》中趙家的黑惡勢力王國并非憑空出現,它根植于一種未被現代化進程完全消解的親緣秩序中。
劇中最令人悚然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被轉化為“家族庇護”。
趙氏祠堂不僅僅是祭祀空間,更是無視司法的象征性場所。在這里,家法高于國法,族譜記載的倫理排序取代了憲法規定的權利平等。
這種血緣權威的可怕之處在于,他在講述一個完全顛倒的倫理,背叛血緣成為了比違反法律更重的罪孽,祠堂的家法比國法還要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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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血緣倫理最吊詭之處在于,它既能催生趙鵬超這樣為維護家族不擇手段的“孝子”,也能孕育出常征這樣堅決斬斷血緣關聯才能實現正義的“逆子”。
當試圖用血緣編織的保護網困住所有人時,這張網本身卻成了家族成員互相絞殺的刑具。
成也血緣,敗也血緣。
區別于第一部趙家出場便根深蒂固的惡勢力,《罰罪2》中以劉天也為首的黑惡勢力,是觀眾看著發展起來的。
這股勢力的前身是溫暖的,源起于弱小者想要保護宗族的強烈念頭,底層者不甘被傾軋想要逆天改命,本可以是個勵志故事,但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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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說明了一個問題,家族保護的本心是如何因“一步錯,步步錯”而演變成歷史的沉疴。
當個人把社會宗族興衰都加到自己身上時,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會壓的人喘不過氣,使其在平衡自我與責任中逐漸迷失,劉天也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他因為保護家人而踏出錯誤的那一步時,他就沒有回頭路了。
當他拿出以宗族整體發展這個無懈可擊的理由來拓展族親成員時,我國歷史上又一個遺留的弊病出現了:“地方豪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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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第一部中強調的血緣紐帶,第二部更偏重于著墨宗族觀念,龍灣是一個大宗族,血緣關系有但多數不屬直系,這個時候發展壯大宗族就需要有凌駕于個體之上的集體利益。
初衷是以保護為名,實際卻是在不斷擴張自己的野心,最后甚至親手殘害自己的家人、逼瘋自己的妻子,何其諷刺?
要知道,社會能夠發展到今天,那么與法理化的現代社會理論相悖的模式,遲早是要消亡的,這是歷史必然性。
常征和秦楓都是在追查黑惡團伙的過程中發現自己與這些勢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們發現時那種無力感,疲憊感,讓人很明顯能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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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迷茫無措到堅定立場的這一過程,并不是一句簡單的,我是警員我要大義滅親就可以描繪的,其中的心情,細節,過渡,都讓人感受到了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應該有的情緒變動,這一過程無疑是痛苦的。
在這種既要捍衛法理正義又要面對血緣孽債的復雜處境下,展現了法治進程中更深層的困境:當法律之光開始普照歷史陰暗面時,涉及的每個人都是既有罪性又有責任的矛盾體,全看如何選擇罷了。
家族成員對父權的反抗,兄弟間的互相揭發,恰恰是現代法理精神最殘酷也是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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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兩部作品,最出彩的一個點是《罰罪1》中常征最終將證據指向自己生父胞哥的那一刻,完美完成了內娛法制題材作品少有的“絕對弒父”儀式。
這不是俄狄浦斯式的無意識弒父,而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用法理意志對抗生物本能的文明化弒父。
這一槍擊碎了“親親相隱”傳統在重大犯罪領域的最后豁免權,生動詮釋了“法不容情”這四個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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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罪》兩季的敘事閉環中,血緣倫理的退場與法理精神的彰顯,構成了當代法治進程的文明速寫。
當最后法庭的判決書被宣讀時,那些白紙黑字印刷的法律條文赫然壘成了一條涇渭分明的鴻溝,它就橫亙在那里。
我們從來都不是要斬斷血緣,而是要在親情與法律之間,劃出一道保護彼此不被侵蝕的界線,這個界線的劃定一定是痛苦的。
而《罰罪》系列的播出,就在于將這條界線的刻畫,變成了每個觀眾都必須面對的倫理拷問。
作者:長安某,入骨影評團隊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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