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黎勁風: 縣委大院的一世情緣

黎勁風，出生于1955年，1978年3月考入中山大學數學力學系數學專業，畢業分配到吳川縣對外經委工作。1983年開始創作，發表文學、曲藝、新聞、文史作品800萬字，加入廣東省作家協會、廣東省曲藝家協會。2015年在吳川市文聯退休。2017年分別被聘為湛江市和吳川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

黎勁風

原題

縣委大院的童年

作者：黎勁風

廣東吳川縣委大院（后來的吳川縣委縣政府大院、吳川市委市政府大院）是吳川政治經濟中心。1963年3月31日，母親帶著未滿8歲的我和妹妹、弟弟，乘車離開生活了六七年的廣東陽江縣城，來到170多公里外的吳川縣城，與在吳川縣委農村部工作的父親團聚。由于弟弟未滿周歲，年過半百的保姆（被稱為阿姨）也一同來到了吳川。從那天起至1966年夏天，全家在吳川縣委大院居住了3年多。

作者7歲時照片

01

當年的縣委大院綠樹成蔭，綠草茵茵，花果飄香，四季常春，風景獨好。大院內有兩棟兩三層的辦公樓。一棟是50年代建的，叫舊樓；另一棟是60年代初建的，叫新樓。辦公樓正面是一個面積數十萬平米的大水塘，叫“大塘”。新樓左邊是一個面積數千平米的小水塘。大院內建有許多低矮的平房，作辦公室和宿舍。還建有食堂和豬舍。大院的后院毗鄰菜園村、坡心嶺村民居。從后門走出大院，可以看見連片的菜地，綠油油的一片。

父親年輕時照片（上世紀60年代初拍于上海）

分配給我家居住的是在新樓后面、毗鄰豬舍的兩間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里面的房子擺放兩張木板床，外面的房子放雜物、當飯廳，靠門處放著一個爐子，用來生火做飯。盡管大院有食堂，但是為了節約開支，我家和多數人家一樣，在家里做飯。

母親工作單位是吳川縣中醫院，在留醫部當護士。中醫院留醫部院址是現在的隔塘廟，距離縣委大院僅僅幾百米。留醫部有廚房，有時候母親也在那里煮飯給我們吃。

吳川縣城梅菉是沿海城鎮。初來乍到，家人還鬧出了一些笑話。如母親去市場買菜，買海蜇挑厚厚的買，炒海蜇時還加鹽。幾年后，陽春親戚來我家探親時到海邊玩，還千辛萬苦抬回一個大海蜇。

1年后，保姆阿姨由于要帶孫子離開了我家。我家先后兩次找了當地女青年當保姆，但時間都不長。弟弟3歲時，家里就不再請保姆。我和妹妹、弟弟也從來沒去幼兒園。

由于父親長年下鄉，母親經常要上夜班，沒早餐吃是常態。家里也常常是“鐵將軍”把門。有一次中午放學回家，我開不了門，也吃不上飯，生氣的用腳不停踢門。結果門沒踢開，反而從里面反扣上了。等到母親回家，門也開不了。直到傍晚請人把窗柱弄開，從窗口鉆進去，才把家門打開。

吳川縣城的人大多數說方言“梅菉話”。我很快也會聽會說。但在縣委大院的家里，我和家人還說陽江話。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用陽江話呼喚妹妹回家吃飯。至今，我依然會用陽江話說：“亞妹，回來吃飯。”

縣委大院家庭都沒有衛生間，許多家庭連廚房也沒有，小孩子都是隨地小便。8歲那年，我小便時不小心淋到了火灰，小雞雞又腫又痛。幸虧保姆阿姨拿來吹火筒，一口氣給我吹了好幾下，轉眼間，我的小雞雞就消腫了，也不痛了。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神奇。假如保姆不會處理，我肯定要急著去看醫生了。幾十年間，街頭巷尾每當有人爭論什么為“大”時，準會有人說“屙尿淋到火就大”！近年，網絡上還一直出現“‘生火鳩’睇醫生”的爆笑視頻。

1965年，母親的妹妹美姨從香港來我家探親。家中沒有衛生間自然不便。傍晚，她等我們全家出門時在門邊的角落洗澡。我走出家門幾步，又拿著手中的“小飛機”推開家門，卻看見脫光衣服的美姨正站在門角落準備洗澡，令她好不尷尬。

當年，如果天氣不是十分寒冷，一些大人常常帶著小孩到“大塘”游泳或洗澡。有一天傍晚，我獨自到“大塘”洗澡。身前身后，大人小孩不少，其中1個相識的小男孩在家人陪同下也來洗澡，就在我旁邊。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他不聲不響地消失了。再找到他時，他早已失去了生命，給家人留下了無盡的悲傷。

盡管“大塘”幾乎每年都淹死人，然而，去那游泳洗澡的大人小孩并沒因之而減少。

02

我家門前是一片幾百平米的開闊地，稀稀疏疏的種有十幾棵大樹。我家在屋前開墾了幾平米的空地，用來種菜。在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在空地上種了十幾棵向日葵，每天澆水，享受著種植的樂趣，盼望著向日葵快快長高，開花結果。

經過漫長的等待，向日葵長到了1米多高，終于開花了。時光一天天過去，向日葵圓圓的花盆變得越來越大。不料，有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發現一棵棵向日葵居然被橫腰截斷。我又傷心又生氣，連課都不去上了。直到老師（到吳川后，我轉學到吳川縣梅菉鎮“五年制”的實驗小學繼續完成小學學業）走進大院家訪，經過老師勸說我才重新回到學校。

從我家出門往右，有兩條小路，其中一條紅磚小路，1米多寬，通往新樓和團委等部門的辦公室及幾排宿舍；一條窄窄的泥路，通往縣委食堂。泥路旁，有1間小得不能再小的低矮小屋，掛著“圖書室”的牌子，里面擺放著十幾本小人書。小人書好像一直沒更新，每一本小人書我都看了不知多少遍。印象至深的有《人民公敵蔣介石》《寶葫蘆的秘密》《戰爭狂人的下場》。

從我家出門往左，是一條貫通大院的小路。路邊離我家不遠，就是小水塘，塘邊有一口水井，還有一個公共廁所。沿著小路往前走七八十米再左轉，就走出大院；往后走七八十米，就走進后院宿舍區，大多數人家居住在那里。后院宿舍區毗鄰如今的中心幼兒園。當年，那里是解放軍部隊營房，駐守著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小伙伴們經常隨意進入部隊營房，解放軍戰士待我們十分友好。有一天，戰士們在草地上訓練，還讓我擺弄了一下步槍。戰士還義務給小伙伴們理發。有一天，一名戰士給我理發，也許是他手藝不精，我的頭發被他理的有點難看。上學時，班主任歐老師又給我的頭發作了一番修剪。

每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清晰地聽到部隊營房的喇叭聲準時響起。我時常在喇叭聲中爬起床，沒有早餐吃（記憶中，縣委食堂的早餐沒吃上幾回），連水也不喝一口，就獨自走路去上學。

當年，我家旁邊的小水塘不時出現小蝦“浮頭”現象（通常由于水體溶解氧嚴重不足造成，導致魚蝦大量死亡），吳川人稱之為“發蝦王”。每次“發蝦王”，我和小伙伴還有大人爭相去打撈。有的人家一時吃不完，還拿一些來曬干。曬的時候，還有小伙伴去偷吃。

那時，我以為“大塘”的魚是可以隨便釣的。有一天，我拿著小凳子和一只臉盆，在“大塘”邊釣魚。一會功夫，就釣上了幾條魚，其中一條是塘虱魚，幾條是非洲鯽魚。后來，我看到有的小伙伴晚上偷偷去“大塘”釣魚，我才知道，“大塘”的魚是養殖的，是不能隨便釣的。以后，我也沒再去釣魚。

縣委食堂旁邊種著幾棵楊桃樹，每年都結滿果實。小伙伴們經常“望桃止渴”。遇上刮臺風，會有楊桃掉下，我捷足先登撿過幾次，有時候頂風冒雨也在所不辭。有一天晚上，我在夜幕中爬上最靠近食堂的那棵楊桃樹，想摘幾個楊桃解饞。我剛爬上樹，就看見幾個干部拿著手電筒也來摘楊桃，把我嚇得不輕。他們徑直走進我爬上的這棵樹下，用手電筒四處照了照。可能是看到樹上結的楊桃不多，就一同朝十幾米外的另一棵楊桃樹走去。十幾分鐘后，他們摘了一些楊桃后就離開了。我趕緊摘了幾個楊桃，心有余悸地回了家。此后再也不敢去摘楊桃了。

當年很少有機會看電影。如果有大人領著，小孩子是可以免票進電影院看電影的。有一天下午，我在電影院附近遇見一個縣委干部，他把我帶進了電影院，看的電影是故事片《智擒眼鏡蛇》。有一天晚上，父母帶我去看電影《鋼琴伴唱紅燈記》，是在電影院2樓看的（大概是在1966年梅菉電影院加層，首次有了樓座）。看電影名，我猜這個電影是唱歌的，估計不好看，但還是進去看了。一邊看，我一邊后悔。

03

縣委大院內有縣委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監察委員會、農村部及團委等十來個部門，幾十號人，連自行車也不多見。從縣委書記到普通工作人員都沒有架子，平易近人。我不時接觸到縣委書記符在澤，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洪斌，縣委副書記何珍，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高合山，副縣長解振玉，宣傳部長李毅等領導，以及監察委員會林廣，農村部楊世積，團委陳全忠、阮蘭英，縣委辦公室吳中英等工作人員，覺得他們個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因諧音或方言，解振玉副縣長被稱之為“解褲”縣長，楊世積被稱之為“羊細只”，大家也只是一笑置之。

縣委宣傳部、農村部等部門的辦公室在新樓，新樓離我家只有30米。父親工作的縣委農村部，離我家最近。我經常到辦公室看報紙。有的字不認識，也不問人。如《文匯報》報頭，是繁體字，我讀成“文匪報”。也沒人給我更正。

《文匯報》報頭是繁體字，童年我讀成“文匪報”

在農村部，我極少見到父親。他經常下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1964年，全國開展“四清”運動，他被抽去陽江縣搞“四清”，一去就是兩年多。

“四清”運動結束時，縣委請參加“四清”的同志聚餐。我也跟著父親去。出了縣委大院后門，走小路很快就到了聚餐地點——縣人委招待所，就是后來的縣委縣政府招待所。記得我連凳子也沒得坐，一直站著，吃了什么，也記不得了。

“四清”運動結束后，父親難得在家里住了兩三天。他和我下了10盤中國象棋，我只贏了一盤、平了一盤。此后，我的棋藝長進了，在縣委大院贏了很多大人。有一次，我和一個干部下棋。眼看著他就要輸了，他就說不下了。我堅持要他下完。看著他要走，我眼淚都流了。幸虧女同志吳中英替我打抱不平，我最終贏了這盤棋。

阮蘭英堪稱縣委大院“院花”。1966年元旦她燕爾新婚，晚上在新郎工作單位縣公安局小院舉行婚禮。縣公安局離縣委大院不遠，阮蘭英特意邀請了縣委大院的小伙伴們參加她的婚禮。婚禮現場，新郎新娘的同事，加上小孩子，一共來了幾十人，十分喜慶、熱鬧。桌面上擺滿了喜糖、餅干，婚禮中有新郎新娘同吃一只蘋果等溫馨場面。我和小伙伴們又吃又拿，十分開心。

回到縣委大院，將近9點。值班室還亮著燈，幾個交通員在打撲克。我進屋后被邀請參與其中。我們打的是爭上游，6個人打，每人9張牌。我拿到這么一副牌：四個小4，外加小順56789。我先出牌。我首先出四個小4，我猜不會有人跟牌，接著就出小順56789。沒料到這樣打是不行的。無奈，我只好出4個小4加1個5，再出小6。手中剩下789三張牌，自然落敗。其實，這副牌應該先出三個4。如果沒人跟，再出小順45678，剩下一個9。當晚，我打了一個多小時的牌，幾個交通員也分享了我帶回的喜糖及婚禮的喜慶。

有一天，幾位領導拿著一支手槍，在現在的一號樓前面的空地里試槍，很多小伙伴都圍著觀看。領導先后打了兩發子彈，但只找回了一個子彈殼。大家圍著草地找了許久都找不到另一個子彈殼。第二天我獨自去仔細找了一遍，終于找到了，原來被踩進了泥里。

1966年前后，縣委大院內外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熱潮。《吳川縣志（大事記）》分別記載：1964年，全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熱潮。1966年，開展大學毛澤東著作運動；全縣有64000人能背誦“毛著”中的“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

縣委大院也大張旗鼓地組織開展學毛澤東著作運動。縣團委“從娃娃抓起”，陳全忠、阮蘭英等參與組織，于1966年帶領數十名干部子女，步行到離縣城十幾公里的覃巴公社（今吳川市覃巴鎮）學習毛著。記得走到接近終點的地方，小伙伴們都看見光禿禿的坡上有很多“雷公屎”（隕石），有的小伙伴還撿了起來。我們在覃巴公社一個村莊（或是覃文村）住了兩三天，期間還安排了“憶苦餐”、晚會等活動內容。在“憶苦餐”活動即將進入“吃”的環節，我去了一趟廁所，從而沒把“憶苦餐”吃進肚子，避開了這次憶苦教育。這次學毛著活動，當地樹起一個5歲小孩作典型，成為我們的學習榜樣。晚會有一個快板節目介紹這小孩學毛著的事跡，后來我只記得快板的開頭兩句：覃巴大隊覃文村，5歲小孩葉亞林......

那時候普通人家沒有交通工具，我們去哪里都要靠走路。有一天，我在解放路運動場門前路段遇見一位交通員，我請求他載我回縣委大院。他放慢車速，示意我走到車的右邊，他也不停車，就用右手提著我坐在車的橫梁上，很快就把我載到了縣委大院。

交通班幾位交通員后來大多數走上領導崗位。如楊日在交通班時間最長，上世紀80年代當上行政科副科長、科長，后來調任物價局副局長。曾經用自行車載過我的那位身手不凡的交通員，后來到了商業部門當領導。

當年縣委食堂兩名炊事員被稱為“大黃”“小王”。其中“小王”走出大院后走上領導崗位。

“院花”阮蘭英后來當選吳川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04

縣委大院家庭一般有兩三個孩子，乃至四五個孩子，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多。不少家庭是一個男孩、多個女孩。由于老師布置的作業不多，少量作業基本在課堂上完成，放學后，大院的小伙伴們常常在一起玩耍。

受父輩言傳身教影響，大院的小伙伴們性情溫和，很少打架，更沒有出現欺凌現象。男孩子中，年紀最大的是縣委副書記何珍（大約在1965年調來吳川工作）的兒子，他出生于農村土改時期，叫何改。他有幾個妹妹，其中一個叫何集，是農村集體化時期出生的，她到吳川后也轉學到實驗小學，和我同班兩年。何改全家住在縣委食堂附近2間平房，小伙伴們常常到他家玩。有幾次，我看見何改在家里用破乒乓球和香煙的包裝錫紙做成“火箭”，然后點燃“火箭”尾部，一次次讓“火箭”升空。我回家后也學著做成“火箭”，也成功地讓“火箭”升空。

萬萬沒想到，我們的大哥哥何改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因病英年早逝。當年《湛江日報》頭版還刊登一篇文章，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

縣委書記符在澤有1個兒子多個女兒，兒子叫小明，比我小兩歲。縣委副書記張洪斌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張小鴿年長我一二歲，小兒子張小弟和我同齡或小一歲。我和小明、小鴿、小弟等八九個年紀相近的男孩時常在一起玩。我們玩得最多的是一種叫“打游擊”的游戲。游戲時，我們幾人分成兩方，通常我和小鴿、小明為一方，小弟等四五人為另一方，先把對方全部“俘虜”的一方為獲勝方。

當年，把賭博當做樂趣的小孩子不在少數，而拿來賭博的物品幾乎都不值錢。如“打玻珠”（打小玻璃球）是當年孩子們最常見的賭博游戲。大院的小伙伴常常在一起“打玻珠”賭博。有一次，我和張小弟在我家門前的空地上“打玻珠”。一會功夫，我把他的幾個小玻璃球全部贏下了。

小伙伴們還玩一種叫跳房子的游戲，有時候男孩子還和女孩子一起玩，饒有樂趣。跳房子作為一種益智健體類娛樂游戲，后來被編入《百度百科》稱：跳房子，也叫跳飛機或者跳格子，是一種世界性兒童游戲，也是中國民間傳統的體育游戲之一，趣味性、娛樂性極強，曾深受廣大兒童喜愛，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相當普遍。如今網絡上還有老年人玩跳房子游戲的視頻，甚至有教你玩跳房子游戲的視頻。

上世紀60年代的跳房子照片

在大院，小伙伴們也常常打“爭上游”，還打“八變”“十三張”“十點半”乃至“百分”“升級”等撲克牌游戲。十幾年后，我才與最高級的撲克牌游戲——橋牌相見恨晚，約定相伴終生。

記憶中我從未和小伙伴下過中國象棋。有的小伙伴下軍棋，更多的小伙伴下斗獸棋、飛行棋等容易入門的棋。軍棋、斗獸棋、飛行棋，我一學就會，常常和小伙伴一決高下。30多年后，我才學會比中國象棋更加高級的國際象棋。

當年大院內有一個小亭子，在新樓與舊樓中間。小伙伴們常常在小亭子下棋、打撲克牌。

居住在縣委大院能記住姓名的男孩子還有解勤（父親解振玉）、李靖邦（父親李毅）、宋建華（父親宋培深）、李可映（父親李明）。女孩子還有符小蘭（父親符在澤），何克、何瑩（父親何珍），高美蘭、高美珍（父親高合山），李捷斌、李捷君（父親李毅）。

高美珍后改名紅衛，1971年成為我高中同班同學。她告訴我：當年她親耳聽父親部下林廣（后來官至吳川縣委組織部長）說，我僅用幾小時就看完長篇小說《紅巖》，并復述出主要內容。

記憶中，當年的縣委大院門易進，不在大院居住的干部子女，乃至周邊的農家子女，可以隨意進出，大家和諧相處，樂也融融。

縣委大院有一張乒乓球臺，放在飯堂里。小伙伴們經常隨意去打乒乓球。周邊的小孩子也和我們一起打乒乓球。不在大院居住、和我同齡的李旭（父親李應超，當年任縣農業局局長、副縣長等職務，20年后成為我的岳父）也到縣委大院打過幾次乒乓球，小小年紀他就球藝出眾，幾乎沒有對手。后來他成為吳川乒乓球冠軍，還在深圳等地當教練。

在縣委大院，我還認識不在大院居住的干部子弟賓毅成（后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擔任領導職務）、湯穎(吳川知青紀念活動組織者)。

毗鄰大院的菜園村、坡心嶺村不少小孩子也經常進大院和我們一起玩，大家和諧相處。鐵牛是我上學前的名字，人們叫我牛仔，小伙伴中還有人叫我牛司令。如今，我到了古稀之年，居然還有人叫我牛仔、牛司令。其中坡心嶺村一位同齡人經常在街頭遇見我，他都稱呼我牛司令。一位幾十年沒謀面的同齡人，于今年年初與我在街頭邂逅，他居然還認出我是當年的牛司令。

05

父親在縣委農村部負責農村會計輔導工作。后來，這項工作移交到吳川縣人民銀行，父親于1966年初調到縣人民銀行工作。

從縣委大院到縣人民銀行，要走約3里路。發現縣人民銀行也有一個小圖書館、有許多長篇小說放在館內供閱讀和借閱后，我成了那兒的常客。每次我都看上二三小時，離開時再借兩本書回家看。后來，也許是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圖書館突然被關閉了。我最后借的兩本小說，其中一本是《糧食采購隊》，我去了兩次都找不到人還書。這兩本書便長時間留在我家中。

1966年夏天，吳川縣中醫院留醫部大樓及宿舍樓建成。為方便在中醫院留醫部工作的母親，全家搬進了中醫院宿舍樓，全家5口住進1間10多平米的小房間。

06

上世紀60年代頭幾年，縣委大院像一個寧靜的港灣，小伙伴們的童年也充滿了樂趣。我全家搬離縣委大院后，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隨即刮進吳川，刮進縣委大院。此后幾年，縣委大院不再寧靜。

據《吳川縣志》記載——

1966年12月18日，中共吳川縣委在梅菉電影院召開四級干部會議，縣委書記符在澤在會上宣布：本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7年1月25日，“革命造反派”分別向縣委、縣人委奪權。

1967年5月4日，一些學生到縣委機關門前靜坐，進行“絕食斗爭”，時間持續36天。

此后幾年，我極少重返縣委大院。

1969年4月的一天下午，竟然從縣委大院傳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噩耗！

黨的“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1969年4月的一天上午，吳川各界在運動場（今大富廣場）集會歡慶中共“九大”勝利召開，會場內外載歌載舞、鞭炮齊鳴，成了歡樂的大海洋。已失學將近3年的我也到喜慶的會場湊熱鬧，循著鞭炮響聲，爭撿未爆炸的散落鞭炮。在運動場正門附近，我遇見了將近3年未見的符小明，他已長高了許多，活脫脫一個人見人愛的英俊少年。萬萬沒想到，這次相見，竟成永別！

高紅衛那天正好在事發現場。多年后她回憶說：當天下午，一輛汽車緩緩地駛入縣委大院，小明和幾個玩伴一起學著電影《鐵道游擊隊》中的爬車情節，爭相爬上行駛中的汽車。小明爬車之際，不料汽車突然剎車，令他一頭撞上了車上的鐵架，重重地摔了下來……此時，小明的“走資派”父親還在“牛棚”里處于被監護狀態。事故發生后，他被兩個民兵押著和躺在地上的小明作最后道別，他悲愴地喊著：小明啊……剎那間，老淚縱橫，場面慘不忍睹！

07

轉眼間，我搬離吳川縣委大院已經將近60年。盡管后來我又搬了幾次家，我的家離大院也越來越遠，我的工作、生活卻和大院密不可分。

60年間，我僅僅在讀大學時離開吳川縣4年。1982年初我大學畢業，本來有機會離開吳川，乃至到首都北京工作。然而，最終我還是被分配回到了吳川，工作單位就在縣委縣政府大院。

1989年，經過組織程序及吳川縣文代會選舉，我當選吳川縣文聯專職副主席，走上領導崗位。工作地點，還是在縣委縣政府大院。

后來，文聯搬出了縣委縣政府大院，文聯辦公樓與縣委縣政府大院隔江（塘）相望。10年后，我在吳川市文聯“江郎才盡”，被借到吳川報社、吳川新聞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了撤縣設市后的市委市政府大院。

2005年10月，我再次走出市委市政府大院，跳槽到了吳川市廣播電視局工作。

年末，吳川市委開展黨的先進性教育活動，我被抽去先進性教育運動辦公室工作，再度走進市委市政府大院。

2007年至2013年，我連續被市紀委抽去參加政風行風評議工作，時常進出市委市政府大院。

2015年我步入花甲之年。退休后，我進了吳川市老干部協會領導班子。每年，我都走進市委市政府大院，參加市委市政府召開的離退休干部工作情況通報會，近距離感受到黨和政府對老干部的關心和愛護。

08

今年11月7日上午，我再次來到吳川市委市政府大院門前。我把養了一年多的兩只小烏龜，帶到“大塘”邊上放生。

我放生的兩只小烏龜

眨眼間，個頭大一點的小烏龜就躲進了石叢里；而個頭小的小烏龜卻久久留在岸邊，無所適從。

我站在門前，追尋著童年的足跡。在我眼里，大院風景依然獨好。新樓旁邊的小水塘變得更美麗了，還養有黑天鵝；大院正面的“大塘”也美麗如故，水面卻減少了一半。

歲月變遷。作為普通百姓，或者退休干部，如今要步入吳川市委市政府大院，卻不再容易。

作者古稀之年照片

文章轉自：第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