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振宇：合唱團、伯格曼、聽診器——談AI時代的貼身之物

• 梅洛-龐蒂說，身體是我們與世界相遇的方式。
• 我在 CES 和 JPM 醫療年會后反思：AI 不只是向外提升效率，也能向內幫助我們理解情緒、節律和難以言說的變化。從古希臘戲劇到現代醫療，每一次讓身體更“可讀”，都讓我們少些誤判，多些從容地面向未來。

作者｜谷振宇（Vesta & Vilo 創始人

有時候我覺得，人類并不是因為勇敢才向內看。恰恰相反，人類常因為不夠勇敢，才需要向內看——像夜里開燈一樣，不是為了把世界照得更亮，是為了確認自己的方位。

我大學讀戲劇，做過許多排練。排練場里最動人的時刻，經常不是臺詞最響的時候，而是大家忽然安靜下來：有人把肩放松一點，眼神從“演給別人看”退回到“先把自己找回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套訓練方法很樸素：你先別急著成為“角色”，你先成為一個能感受自己的人。它告訴我們：人不是通過更激烈的意志變好，而是通過更細膩的覺察，慢慢回到自己。

• [1] 斯氏方法把“成為角色”之前的第一步放在“先能感到自己”，松弛、呼吸與節律是舞臺上的基礎功。

我和合伙人Andy在過去十年，做過兩類東西：前幾年做陪伴類多足機器人，有的像《攻殼機動隊》的 Tachikoma，有的像皮克斯電影里的火星車；最近幾年，我們運營著一家提供貼身、家居產品的公司，為幾十萬用戶帶來睡眠陪伴。

它們看似南轅北轍，內核卻一致：都是可觸碰的物件——做的都是同一件事：陪伴

話說回來，我很喜歡日本的兩種古典劇種：能與狂言非常克制，留白像一塊被打磨過的石頭，慢得像一口長呼吸；狂言輕巧詼諧，像一陣輕風，把日常的荒謬吹得可笑又可愛。[2]

• [2] 能與狂言常在同一體系并置：一個以克制與留白見長，一個以輕巧與滑稽解壓。

古希臘戲劇里也有類似的東西——合唱隊（χορ?? / khorós）它不搶主角的戲，不替主角做決定，只在旁邊敘述：你正在經歷什么。khorós 的存在讓我相信：一個好的陪伴，從來不是命令，也不是審判，而是一種“讓你聽懂自己”的背景音。[3]

• [3] χορ?? 不是主角，而是一種“集體的節拍器”，托住敘事與情緒，讓觀眾知道自己身處何處。

今天我想寫的，就是關于這種背景音。

一條很長的河

人類的工具，一半向外，一半向內

我們說起“人類文明”，總愛講向外的部分：火、輪子、航海、蒸汽、鐵路、電力、互聯網——像是一條河流，沖向大海。可如果你把鏡頭稍微轉回來，你會發現還有另一條河，幾乎同樣古老：人類在想盡辦法理解自己。

德爾斐神廟那句“認識你自己”，常被人拿去做勵志標語。可在我看來，它更像一條硬邦邦的指令：你可以不懂很多事，但你不能永遠不懂你自己。

后來，向內的工具越來越具體，甚至有點可愛。

1816 年，法國醫生拉內克發明聽診器，據說起因是他不好意思把耳朵貼到女病人的胸口上。他把一根木管放在病人胸前，忽然聽見了身體內部的世界——從此，心跳不再只是“我覺得我心跳得快”，而是“它有節律，有聲音，有可被討論的證據”。

再往后，體溫計把發熱從“你看起來臉紅”變成一個數字；心電圖把心跳變成曲線；Holter 動態心電把“診室里一分鐘”延長成“生活里二十四小時”。每一次工具的出現，都是把身體的低語翻譯得更清楚一點。[5]

• [4] 聽診器讓心跳從“感覺”變成“可聽見的證據”，把身體內部第一次穩定地帶到語言里。[5] Holter 把“診室里一分鐘”拉長到“生活里二十四小時”，很多偶發問題因此被看見。

我喜歡這種翻譯的過程。它并不浪漫，卻很仁慈：它讓我們不必全靠猜。

梅洛-龐蒂說過，身體不是我們擁有的某個物件，身體是我們與世界相遇的方式。你若信這句話，就會明白：向內探索不是自戀，是生存的基本功。我們在世界上奔跑、戀愛、工作、失眠、焦慮、恢復、再出發——這些都先發生在身體里，然后才發生在語言里。[6]

可問題在于：現代人最吃虧的，恰恰是語言追不上身體。

卡夫卡小說里的人物常說不清自己怎么了：不疼不病；在小說《審判》里他寫道，人仿佛被一套看不見的規則輕輕圍住——越想解釋，越像在無盡走廊里越走越深。[7]

• [6] 莫里斯·梅洛-龐蒂（1908–1961）是法國哲學家，現象學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知覺現象學》（1945）中強調：身體是我們感知、行動并與世界相遇的方式。[7] 卡夫卡的小說《審判》渲染了一種無形規則的包圍感：越解釋，走廊越長。

于是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翻譯——不是把人解構成機器，而是把信號翻譯成人話。

悅己，是向內與向外同時發生

人類很早就懂得“貼身之物”的意義。你看中國的玉：溫潤、克制、貼著皮膚，沉靜。而古埃及的飾物——黃金、琺瑯、幾何與象征——則更像一種秩序感：你戴著它，不只是為了好看，也是在宣告“我是誰，我與宇宙的關系在哪里”。[8]

這樣的貼身之物，在歷史里一再出現：羅馬人的印戒，用來蓋章也用來識別身份；中世紀的掛墜與護身符，被放在心口處，像把勇氣收好；口袋表與懷表把“時間”變成可握在掌心的私人節律；日本的根付、香囊、念珠，則把日常的講究和心緒，藏進一個輕輕的陪伴里。[9][10][11]

• [8] 埃及飾物把秩序與象征戴在身上——不只是裝飾，也是身份與宇宙觀。[9] 印戒既是裝飾，也是“你是誰”的證據：不必多言，蓋下去就算數。[10] 當時間能被放進口袋，節律也變得更私密：秩序不只來自鐘樓，也來自掌心。[11] 根付把講究縮進掌心大小——一種把“陪伴”做得很輕的傳統。

可從長期看，人并不愛學習新東西，也不愛被教育。大多數人更依賴那些在人類長河里被保留下來、幾乎刻進基因的習慣。人們把有限的心智資源留給真正重要的事，而不是留給一個每天提醒你“還不夠好”的系統。

我合伙人 Andy 的妻子，就是其中的一員；她經營一家面包店，所以需要天還未亮、凌晨的時候就起床揉面團。她也做到能夠每天準時起床、工作，但這并不意味著她的手機和房間布滿鬧鐘。相反，她在生活里幾乎拒絕一切會給自己帶來焦慮的“警醒”；點到為止，夠用就好。

很多時候，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更多功能，而是一種解脫感：一個讓他們感覺一切都在正常運轉、不需要額外費腦子的地方。我在戲劇里學到一件事：真正高級的表演，往往不是動作更大，而是停頓更準。你在臺上不必一直“做”，你只要在該呼吸的時候呼吸，在該沉默的時候沉默。觀眾反而會被帶進去。

技術也該如此。Quiet 不是完全不互動，而是把互動變成一種禮貌：不打擾，不焦慮，不操控。只在合適的時候，給你一盞小燈。那盞燈最好還是可選的、可自定義的。所謂個性化，并不是“我更懂你”，而是“我尊重你怎么讀世界”。

比如可穿戴設備，“賣出去”與“被持續使用”之間，常常隔著一條很長的路。Oura 公布累計銷量已超過 550 萬枚；但 Gartner 的研究和Google數據則顯示則指出，智能穿戴用戶的App活躍度遠低于想象，棄用率不容忽視。

這不一定是好或壞，只是提醒我們：圖表、數據、評分、卡片這些“上一代交互”，可能只能讓少數人長期付費、長期投入。大家不妨想想，上次你主動點開 Apple Watch 的健康或運動頁面，是什么時候？

AI

不是新的神明，而是新的翻譯

讀到 Notion 的創始人的文章，他把 AI 說成“無限心智”，一種可以被規模化調用的心智勞動力。但在我看來，AI 還有另一條路可走——它不只用來向外生產、寫作、管理，也可以向內：幫人理解身體，理解情緒，理解那些一時說不清、卻真實存在的變化。

歷史上，人類每一次把身體變得更“可讀”，都不是為了制造恐慌，而是為了少靠猜。聽診器讓心跳從感覺變成節律，心電圖把節律變成曲線，動態監測把瞬間延長成趨勢。AI 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把分散的線索串起來，把醫學與健康的語言翻譯成日常能懂的話，并按你的閱讀習慣決定“說多少、怎么說”。

在可穿戴這條路上，人們常被兩種語言體系夾住：一種偏“生活方式”（Wellness），它會告訴你“體征有波動”“最近也許該多休息”，卻不替你下結論；另一種偏“醫療器械”，話說得更硬、更明確，也就意味著更高的門檻、更窄的適用場景。于是許多產品停在第一層——能提醒你“可能不太對”，卻說不出“究竟是什么”；而真正跨進第二層的，往往只剩少數證據鏈極強、邊界清楚的功能。

可這道非此即彼，也許并不完整。更值得期待的，是中間那條更難走的路：不把日常直接變成診斷，也不把身體的信號做成娛樂；它更像“分診”——像急診室里那張分診臺：不負責給你蓋章定論，只先看輕重緩急，把模糊的感覺整理成一條可走的路——先歇一歇，做個很輕的調整；若信號仍在、趨勢更明，再把你引向更專業的檢查與幫助。

也因此，“向內的 AI”更需要分寸：不嚇唬人，不夸張，不假裝權威；少一點“你應該”，多一點“你也許可以”；不把每次波動都寫成新聞，不把每次疲憊都當成失敗。

它不該把人變成一張報表，而更像馬蒂斯繪畫里面的簡化——刪掉多余的線條。[12]

• [12] 馬蒂斯的速寫，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國畫的白描，簡練概括的線條，沒有一根是多余的。他拋棄西方前人以三大面，五大調為主的素描表現，用最簡潔有力的線條，表達內心最原始的情感理解。

平權

當 AI 遇到可穿戴，理解自己的能力開始下放

我不是醫療專家，所以不想裝得很懂。但有一件事，在親歷了身邊親友和自己身體的變化后，逐漸發覺：很多大的崩壞，往往起于很小的忽略。你二十年前覺得“沒事”的疲憊，可能是后來一直睡不好的開端；你以為只是情緒的問題，背后也許有節律、有周期、有恢復的欠賬。

問題在于，理解這些東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一種特權。你得有時間、有錢、有資源，才能得到持續的監測、有人陪你解釋、還能給你一些低成本的建議。對很多人來說，“健康管理”像一種昂貴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人人可及的能力。

技術的意義之一，是把特權變成日常。印刷術與公共圖書館把知識從少數人的書房搬到街角；郵政與電報把“遠方消息”從貴族特權變成普通人的日常；鐵路時代的標準時區讓時間從各地鐘樓的“各說各話”，變成人人可對齊的共同節律。[13]

• [13] 標準時區把“各說各話的太陽時間”對齊成共同節律，是一種社會層面的“同步”。

AI 與可穿戴的結合，也許會把“理解自己的能力”再往下放一層：不只是記錄、提醒，更能提供可選的輕干預——讓更多人在日常里得到更清楚的線索，而不必長期在身體與情緒的霧里靠猜。

這種“平權”并不是把每個人都變成醫生，而是讓更多人擁有一點點更穩定的自我照料：像燈、水、路一樣，低調，卻無可替代。

尾聲

形式與理解，會在同一件事里相遇

我喜歡伯格曼，因為他的電影拍人的沉默，拍那種沒有臺詞的審判。我也喜歡特呂弗，因為他輕盈、頑皮，臺詞里說：生活不是為了被規訓得更整齊，而是為了活得更像你自己。[14]

• [14] 伯格曼拍的 (1966)是一場幾乎由沉默與凝視構成的對峙，像把“審判”從臺詞里撤走，只剩下人對自己的逼問；特呂弗的電影 (1959)講述了一個孩子逃離規訓的輕快與疼痛并存的故事。

可在 AI 與可穿戴的時代，最需要警惕的，恰恰是“審判感”被做成了產品：把每一次波動都寫成新聞，把每一個指標都變成評分，把人推向更緊張的自我管理。

可穿戴的意義，從來不只是把算法戴在身上。它更像把“理解”放回日常：它貼近、它長期、它安靜，天然適合談趨勢、談節律、談那些需要時間才能看清的事情。而“形式”同樣重要——人類幾千年都在用貼身之物表達身份與品味：玉的溫潤、古埃及飾品的秩序、能的留白與面具的克制……形式并不遮蔽真實。

所以，當 AI 與貼身物件在同一條路上走得更遠，最終的呈現方式大概率不會像今天這些設備。但它的答案，多半早就寫在人類那些不愿被打擾的習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