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王水雄：內地人口出生率不斷降低　專家建議重建中華生育文化

王水雄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內地人口總量有所減少，老齡化進程加速。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專家認為，除通過政策手段在物質層面上讓國人“愿意生、養得起”外，還需要通過精神文明建設，從文化根基上喚醒生育的社會價值和群體意愿。

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人口（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不包括居住在內地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0489萬人（約14.05億），比上年末減少339萬人。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死亡人口113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8.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

“近年來，黨和政府從上到下，已經意識到新生人口驟降可能引發的嚴峻后果。”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前多地已密集出臺多項舉措應對生育水平驟降問題，核心指向是通過降低生育、養育成本實現生育基本零經濟負擔，甚至帶來一定的財富和榮譽收益，進而試圖穩定新生人口規模。

王水雄表示，從各地推出空前力度的現金生育補貼，到優化產假制度、擴容托育服務體系，一系列政策均圍繞降低生育的直接與間接成本展開布局。但生育率持續走低的根源，并非單純的生育、教育成本攀升帶來的“生不起、養不起”問題，若生育支持政策僅聚焦經濟維度的理性考量與成本核算，難以形成推動生育意愿提升的核心動因。

“即便諸如生育金融、生育保險制度的完善，或是覆蓋孩子1至18歲的貼息生育貸款，乃至引導初婚初育年齡回歸生理健康區間等建議，其落地與生效，本質上都繞不開生育文化的深層支撐。而生育文化的斷層，實則有著深刻的歷史發展脈絡。”王水雄說。

談及中國生育文化的變遷，王水雄指出，計劃經濟時期內城鄉分別依托單位制與農村人民公社制，承接了傳統農村宗法社會中人口生產的核心功能。但這種模式因對社會事務的全面包攬，最終造成人口規模的過度膨脹，也使得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發展失衡，帶來物質生產的相對滯后。改革開放后，疊加人口生育政策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再加之社會個體化發展、家庭結構小型化的趨勢，傳統生育文化出現了根本性斷裂，原有的生育觀念與社會支撐體系難以接續，這也成為當下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深層原因。當前生育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遏制新生人口規模的過快萎縮，而生育文化的重塑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兼顧應急舉措與長期的系統性建設。

王水雄分析指出，當下可率先推進的務實行動，除限時重獎新生人口的生育之外，是倡導并推動家譜、族譜的重修與電子化建設，推行“族譜電子化工程”。伴隨城鎮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傳統傳宗接代的文化已蕩然無存，或面臨挑戰，國家可統籌專項資金對家譜、族譜的電子化重修予以支持。這一舉措的背后，是對社會發展本質的深層認知：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行，從來不止于物質生產的發展，更離不開家族紐帶、代際傳承等文化內核的維系與滋養。

他最后指出，而從長遠來看，生育文化的重建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國家亟需從頂層設計層面發力，以類似傳統宗祠凝聚家族、維系代際、傳遞生育與傳承觀念的內核與功能，承擔起生育文化重塑與社會紐帶聯結的核心作用，從文化根基上喚醒生育的社會價值和群體意愿，實現人口生產（投資于人）與物質生產（投資于物）的良性協調發展。

文章來源：大公文匯網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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