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富祝：美聯儲政策是否會“換人換路”？——三種可能影響情景與應對｜特朗普2.0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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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特朗普再次上任以來，美國聯邦政府與美聯儲之間圍繞人事任免、權力邊界、貨幣政策的摩擦屢次升級，美聯儲多次被推至美國政治風暴中心。1月21日上午，美國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解雇美聯儲理事莉薩·庫克一案舉行口頭辯論；1月9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已正式面臨美國司法部下屬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刑事調查。隨著鮑威爾任期將于2026年5月屆滿，特朗普明確表示將很快宣布繼任人選，并公開提出“必須立刻降息”的政策要求。

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正試圖通過持續壓低利率為財政擴張創造空間，以支撐減稅與國防支出，同時借助負實際利率與通脹預期緩解債務壓力。在特朗普“將利率壓至1%”的強硬訴求之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美聯儲高層洗牌等變化，既可能重塑美元利率運行節奏與全球風險偏好，也將通過匯率和資本流動的外溢效應，對中國股、債、匯市場產生影響。

在IPP副研究員區富祝看來，美聯儲主席的更替，實質上關乎全球金融權力結構的再平衡。對中國而言，這一變化的意義已超出短期外部政策沖擊的應對范疇，而是直接關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金融體系自主性提升，以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由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塑造者轉變的長期戰略。在這一背景下，新任美聯儲主席對利率節奏、資產負債表管理及其與財政政策和大國競爭關系的重新界定，將進一步壓縮或放大中國的政策空間，中國需警惕外部金融周期牽動內部決策，避免在全球金融博弈中陷入被動。

本文作者

區富祝

IPP副研究員

美聯儲換帥背后的政治壓力與全球關切

近期美聯儲主席的更替議題引發全球廣泛關注，因為這已不僅是美國國內經濟政策的常規調整，更是一場關系到全球金融權力結構的再平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增強宏觀經濟政策儲備，提升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能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對中國而言，這一變化涉及的不只是應對外部政策沖擊，更觸及長期戰略目標，即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升金融體系自主性，并逐步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由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塑造者轉變。

在這一戰略背景下，新任美聯儲主席可能重新定義美元的利率節奏、資產負債表管理方式及與財政、大國競爭之間的政策互動，中國必須正面審視這一不確定性，防止外部周期牽動國內政策空間，避免在全球金融博弈中處于被動。

本文從經濟與政治雙重約束的視角出發，淺析白宮與美聯儲博弈下未來美聯儲政策的可能走向、美元霸權的可能演化趨勢，并進一步從國際經濟影響機制、外部風險—機遇傳導鏈條及與國內經濟相互作用關系三個層面展開情景分析。

《美聯儲-財政部協議》和國會設定的美聯儲“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的雙重使命，曾被視為美聯儲主席抵御政治壓力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石。圖源：路透社

美聯儲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中央銀行，其領導層變動往往意味著貨幣政策取向、溝通框架及金融監管理念的潛在重構，市場預期隨之調整，匯率、利率與資本全球流動也可能發生階段性乃至趨勢性波動。對中國而言，這一變化涉及的不只是應對外部政策沖擊，更觸及金融體系自主性、人民幣國際化等長期戰略目標。

現任主席鮑威爾任期將于2026年5月屆滿，特朗普政府預計在達沃斯論壇之后正式公布新任美聯儲主席提名，以盡早消除市場不確定性。目前，美聯儲主席更替已進入實質博弈階段，并呈現高度政治化特征。美國國內政策方向與全球金融格局可能隨之迎來再定價窗口。

鮑威爾將于2026年5月結束美聯儲主席任期。自特朗普去年上任以來，一直對鮑威爾持強烈批評態度，多次抨擊他降息速度太慢。圖源：Getty Images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司法部近期就美聯儲總部翻新項目的相關言論罕見地向現任主席鮑威爾發出傳喚。鮑威爾反擊稱，這是對其未迅速降息的政治報復。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矛盾，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湯姆·蒂利斯（Thom Tillis）已發出警告，在調查未決之前，任何美聯儲提名人都將面臨最為嚴苛的審查。

美聯儲主席人選之爭隨即再生變數。特朗普改口暗示，他或許希望留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讓其繼續擔任現職。1月21日，預測市場平臺Kalshi的數據顯示，沃什目前被提名的概率提升到了第一位（47%），而里德爾獲提名的概率則大幅上升至第二位（25%），第三位是沃勒（13%）。

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強調下一任主席需擁護其大幅降息議程，并宣稱“任何不同意我觀點的人，都不會成為美聯儲主席”，引發市場對美聯儲獨立性受損的深刻擔憂。

根據預測平臺Polymarket數據，截至1月20日，凱文·沃什成為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最熱門人選，當選概率飆升至61%。他公開支持并呼吁美聯儲更大幅度、更快降息。圖源：Bloomberg

在此邏輯下，華爾街傾向認為特朗普的核心考量將圍繞“政治忠誠”與“政策可行性”展開權衡，人事結果或將重塑白宮與美聯儲關系，使貨幣政策面臨政治化加深風險。

美聯儲主席提名充滿不確定性、政治化特征強化、獨立性爭議升溫，美元政策方向及全球金融風險偏好將因此進入觀察期。這意味著中國外部金融環境可能更趨復雜，既包含風險暴露，也蘊含戰略機會。

我們需要厘清以下問題：圍繞美聯儲主席提名，白宮與美聯儲博弈的本質與未來美聯儲政策的走向將怎樣？此次美聯儲換帥，對美元霸權本身的影響多大？是結構性的還是暫時性的？結合中國國際金融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如何應對？

美聯儲換帥，將如何影響美元霸權？
（一）圍繞美聯儲主席提名的博弈，將沿著國家意志方向達成新的均衡

近年來，美國的內外政策趨勢表現為“美國優先”。這一政策強調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自主性。美聯儲的決策，尤其是在主席提名和貨幣政策方向上，往往會受到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特朗普時期，美聯儲主席的提名不僅僅是人選問題，還涉及是否能適應“支持美國經濟增長”的政策框架。因此，未來美聯儲在某些方面不再單純以全球經濟穩定為目標，而是更多地服務于美國國內的經濟訴求，包括財政可持續性、產業回流、資產市場穩定等。

當前，美國財政利息支出攀升，長期高利率不可持續。美國債務規模已從2019年約22萬億美元上升至2024年約35萬億美元，債務/GDP自約105%升至123%。利息支出占財政收入比重從約8%升至約15%，預計未來仍有繼續走高趨勢，如表1所示。

高債務與高利率共存將帶來財政脆弱性快速累積，長期維持高利率會迅速加劇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這種趨勢反映了美國對其國家利益的重新定位，這將推動美聯儲政策的重新調整。

表1美國聯邦債務與財政壓力

數據來源：FRED、CBO、美國財政部財政數據。

重新調整并不等于美聯儲完全放棄其獨立性，而是在更大的政治壓力下尋求平衡。美聯儲依然受到經濟數據、金融市場、政治訴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它的政策決策在通脹、就業等基本目標的框架下運行。在政治因素的推動下，決策過程中會加以考慮美國的國內經濟周期、選舉周期等因素，體現出一種妥協式的均衡。

如表2所示，美國通脹雖明顯從高位回落，但核心PCE物價指數[1]、服務價格等與就業和租金相關的黏性通脹仍處于高位區間，未回落至2%目標水平，近期核心PCE物價指數處于2.6%—2.8%區間，服務通脹>3%，5年通脹預期維持約2.3%—2.4%，尚未完全回歸錨定狀態。

與此同時，AI技術擴散帶來就業結構變化。傳統意義上，降息應刺激資本開支與就業，但當前形勢下，企業更可能借低成本資本加速AI替代人工，這使降息的“穩就業”功能弱化，并可能增加寬松政策決策的復雜性。

表2美國通脹關鍵指標（2023–2025，近似區間）

數據來源：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FRED。

此外，銀行與房地產風險尚存，要求“穩利率、托流動性”。2025年美國銀行體系仍存在未實現虧損（約3371億美元）與期限錯配壓力，雖較2022峰值下降，但風險未出清。同時，美國商業地產辦公空置率在12%—14%高位運行，再融資周期集中疊加高利率環境，使違約風險具有潛在放大性。

企業縮減辦公面積的共同作用下，美國辦公地產空置率于2024年二季度升至約20%的歷史高位，顯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并在科技城市集中上升。圖源：Statista

在美國國家意志主導下，美聯儲會更多關注如何確保經濟穩定，特別是面對長期的財政赤字、制造業空心化、債務上升等問題。此時，美聯儲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部分，可能會逐步加強與財政政策的協同，尋求應對財政壓力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平衡。在這一過程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將不僅僅依賴于傳統的通脹和就業目標，還會考慮如何支持美國的國內經濟動能，例如通過促進產業回流、刺激消費和投資等。

這意味著，美聯儲在調整利率、控制通脹、穩定就業的過程中，也將適度回應政治因素與市場預期，從而在多重壓力下調整政策路徑，最終實現一個適應美國國家意志的新均衡。

美聯儲政策的轉向也將影響全球資本流動與美元的信用基礎，尤其是在美元依賴度較高的全球金融體系中。美國國內政策的傾斜和美聯儲決策的改變，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外匯儲備和資本流動產生波動。此時，美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可能會通過一種不對稱的“新均衡”。

美國跨黨派公共政策機構“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周四發布的一份最新報告，美國國家債務已達到一個危險的里程碑——觸及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這正使美國陷入可能引發六種不同類型財政危機的軌道。

（二）美元霸權的可能演化趨勢

美聯儲主席更替背后實際牽動的是美元霸權制度的韌性。當貨幣政策逐漸嵌入政治邏輯，美元全球信用定價機制將面臨新周期的重構。美元國際地位仍具強基礎，但“穩霸權—弱信用—高波動”的特征正隱約浮現。

1.“信用弱化—需求慣性仍強”或將成為美元霸權的新常態

美元的霸權主要依托三根支柱：全球貿易與能源結算體系、流動性強的美債市場、全球范圍的美國資產偏好。當前這些基礎尚未動搖，因此美元霸權短期不會根本性逆轉。然而，政策政治化、財政赤字長期化推高未來通脹預期，將導致“儲備弱分散化+地位強慣性化”的并存格局。即美元信用邊際走弱，但短期難被替代；美債仍是全球資產配置“不得不買”的品種；儲備貨幣多元化趨勢增強但節奏緩慢。

2.財政與貨幣邊界模糊化可能削弱全球信任錨

未來寬松若更多由政治周期觸發而非經濟指標，美元將面臨“降息換流動，債務換時間”的結構性風險。一是美債規模擴張使得對寬松依賴增強；二是貨幣逐漸成為財政融資工具；三是市場長期要求更高風險溢價來承接美債。此過程不會突然爆發，但信用侵蝕將呈現緩慢—持續—不可逆的特征。美元霸權或從穩固型霸權邁向波動型霸權。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日否認歐洲人拋售美債資產是為報復美國覬覦格陵蘭島的說法，稱這是“完全錯誤的敘事”。圖源：路透社

3.全球儲備體系或從“美元主導”走向“美元組合化”

各經濟體在風險管理邏輯下將更強調資產結構安全性，多極化趨勢強化。黃金、大宗資產持有比重可能上升。人民幣、歐元、日元等替代品在區域內使用提高。更多央行可能建立“美元+非美元”雙軌儲備體系。美元不會被取代，但單極化秩序松動，國際貨幣格局將更趨網狀化與碎片化。

4.若美聯儲獨立性弱化，美元風險波動可能外溢全球

貨幣政治化加劇將帶來多層影響。短期內，降息將提高流動性，美元走弱、商品走強，新興市場風險偏好回升。中期范圍內，若財政主導強化，美債利率上行壓力持續，美元或將出現雙向大幅波動。長期來看，美元信用穩定性將下降，儲備多元化使美元全球定價權逐步減弱。

未來，美元或不再是“強度恒強”的霸權，而是周期性震蕩中維持主導，但缺乏過去那種一錘定音的穩定感。

對中國有何影響？
（一）中國國際金融政策長期戰略視角下的影響

從中國國際金融政策的長期戰略目標來看，美聯儲主席更替構成以下重要外部影響：

首先，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視角看，未來中國力求增強人民幣跨境定價與結算功能，與美元主導的全球結算體系形成差異化與可替代體系；而新任美聯儲主席如傾向強勢美元或主動壓降利率以刺激經濟，將改變全球貨幣利差與資金配置偏好，直接影響人民幣資產吸引力與跨境使用空間，人民幣國際化需更加注重策略節奏與制度支撐強化。

其次，從構建金融自主性與安全屏障的角度看，中國長期目標之一是提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抵御外溢沖擊能力，而美聯儲政策路徑的不確定性會強化外部變量對我國金融穩定的牽引效應。

例如，若美聯儲未來出現政治化傾向并加速貨幣周期反轉，全球資金流向可能劇烈波動，倒逼新興經濟體防御性加息或資本管控。這就要求我國加快構建多層次金融穩定機制，鞏固外匯儲備安全體系與跨境流動調節能力。

最后，從參與并塑造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戰略角度看，作為全球金融規則核心制定者，美聯儲的政策理念與國際溝通方式，會影響全球治理體系的議程設置。

中國長期目標是從體系參與者邁向規則塑造者，而美聯儲主席更替可能改變國際金融溝通結構與聯盟格局。如若美方輸出更具政治色彩的利率與流動性政策，全球治理可能呈現“美元優先化”強化趨勢，中國推進多邊金融合作、推動區域清算體系建設及貨幣互換網絡擴展的難度與策略空間將隨之變化。

多數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是在資本自由進出之后實現國際化的，而中國是在資本流動仍受管控的情況下，嘗試讓人民幣走向國際使用。圖源：路透社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們認為，在特朗普行政風格與人事安排可能強化政治因素參與的背景下，市場波動性與預期敏感度或顯著上升，制度穩定與政治擾動將并行存在。

我們可能面臨以下三種情景的外部經濟環境變化：一是低擾動情景，即制度壓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續基準趨勢；二是中擾動情景，這一情景最可能出現，即政治影響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線；三是高擾動情景，即尾部風險，金融政治化顯性上升。

1.低擾動情景（制度壓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續基準趨勢）

在該情景下，新任美聯儲主席雖更替，但貨幣政策仍以技術判斷與制度約束為主，政治干預相對克制，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內部形成穩定多數，市場對政策預期可控，美元信用未受明顯挑戰。此時，美聯儲政策延續當前趨勢——通脹回落背景下利率高位緩降、節奏按數據推進，不出現方向性激烈轉折。

此情景適合中國利用外部溫和期推進結構調整、深化改革，以穩為主、以改為先。對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第一，外部金融環境邊際緩和，匯率壓力減輕但難以形成持續升值動力。人民幣雙向波動更具穩定性，貶值壓力弱化但不轉為單邊強勢。

第二，資本流動與資產定價壓力下降，市場預期可控。外資波動性減弱，有利于國內金融市場運行平穩。

第三，出口與對外需求節奏趨于平緩，外部拖累有所減弱但無法形成強刺激。全球利率回落有助需求斜率放緩，而非呈現明顯反轉。

第四，總體影響偏“托底”而非“拉升”。外部環境改善為國內政策操作爭取窗口，但外部利好難直接轉化為增長動能。

2.中擾動情景（現實中最可能，政治影響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線）

政治因素頻繁介入話術層面，美聯儲政策路徑仍以數據與制度為基本約束，但溝通風格與預期可能更具波動性。特朗普公開施壓降息、提名親近主席候選人，但最終仍需FOMC內部形成多數。市場將更多關注言論與提名信號，預期波動提升、價格反應提前化。

此情景是最應重點準備的主情景，中國需強化預期管理與資本流動監測，防止短期波動向實體經濟傳導。對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第一，匯率與跨境資本波動擴大。短期資本更敏感，人民幣可能階段性承壓，但趨勢依賴中美利差與基本面而非單向變動。

第二，金融市場風險溢價提升。全球資產可能進入高頻震蕩，A股、債市、匯市對外部消息反應增強，需警惕情緒化行情。

第三，資本流動呈“短快敏”的結構性狀態。長期配置資金保持觀望，短期套利資金活躍，需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第四，政策溝通成為關鍵變量。若外部擾動傳導疊加國內預期不穩，可能影響居民與機構風險偏好。

第五，對中國出口、融資、外債成本的影響方向不變，但波動放大。即趨勢穩定但“抖動幅度變大”。

美聯儲換人可能重塑全球流動性與風險偏好預期，而中國股市因對外資流向和美元金融周期高度敏感，往往成為這一變化中最先承壓的市場之一。圖源：新華社

美聯儲獨立性受到明顯侵蝕，貨幣政策出現政治化傾向。若極端寬松或降息時間點脫離數據基礎，可能壓制美元信用，引發美債期限溢價抬升甚至階段性拋售。美聯儲若以政治目標優先執行降息，被市場解讀為犧牲長期通脹治理，可能引發美元霸權層面的信心動搖，全球避險升溫。

這一情景發生的概率較低，但需預先儲備應對工具和制度韌性。對中國的潛在影響更具復雜性和系統性：

第一，全球避險情緒上行，資本可能快速回流或撤出新興市場形成沖擊。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顯著放大，央行需強化穩預期措施。

第二，跨境資本管控面臨更高要求，短端資金流動性敏感度提高，中國需加強外匯儲備調度與逆周期調節工具使用。

第三，國際結算體系與美元金融基礎設施出現結構性不確定，將倒逼中國加快多元結算體系建設和人民幣跨境使用。

第四，全球金融周期劇烈震蕩時，國內資產價格會更易放大外部沖擊，股債匯聯動風險上升。

第五，長期視角下，這反而形成人民幣國際化與制度型開放的倒逼機遇，但必須以風險安全為優先前提。

中國應如何應對？

中國的應對策略需從“外部趨勢+政治擾動”雙維考慮，區別低擾動、擾動放大、高擾動三類情景，形成分層式政策儲備。確保國內政策具有穩預期、穩風險、穩增長的自主空間，實現外部沖擊下的韌性抵御。在低擾動情景下應側重穩政策、促改革、托底預期；中擾動情景下則強調穩波動、穩資本、穩金融傳導；高擾動情景下要著力穩底線、固韌性、強體系自主。

（一）低擾動情景下的對策

這一情景下，外部趨穩、擾動有限、窗口期可利用，因此政策取向可以穩為主，借機推進改革，利用外部壓力緩和期提升內部經濟修復能力。政策目標應包括對沖外部摩擦、托底預期、換取改革時間等。

一是堅持貨幣政策以國內目標為錨，不跟隨美聯儲節奏。以國內通脹、就業、信用擴張為主要依據，減少對外部利率變化的短期反應；淡化單純總量寬松或緊縮的周期性爭論，加強精準滴灌、結構性支持。

二是利用國際利率高位回落階段推進結構性改革。將外部環境階段性緩和視為“低成本改革窗口”。重點推進房地產風險出清、地方財政體制重建、要素市場價格機制完善等中長期任務。

三是提升資本市場中長期資金占比。完善養老金、保險資金等長期機構投資者入市機制，形成“穩資金結構、穩估值基礎”的市場底盤，減少對短線跨境資金敏感度。

四是穩住匯率預期，強化雙向波動常態化認知。通過明確政策溝通與逆周期因子應用，避免市場形成單邊預期，提高匯率政策的穩定錨定作用。

（二）中度擾動情景下的對策

這一情景在未來最可能發生，也就是政治言論頻繁、波動放大。對此，政策取向要穩預期優先、防止波動向金融體系傳導，增強逆周期調控靈活性。政策目標應包括穩波動、穩信心、防外部波動向內放大，是當前最重要策略方向等。

一是強化跨境資本流動監測與逆周期管理。完善跨境資金預警系統，重點關注期限錯配與杠桿資金。通過宏觀審慎工具“削峰填谷”而非一刀切收緊。必要時動態調整跨境融資杠桿、外債風險準備金等參數。

二是加強政策溝通一致性與前瞻指引。外部噪聲大時減少模糊表述，保持政策信號清晰。提前公布利率、匯率、資本管理的邊界與底線。對市場誤讀及時糾偏，降低情緒與輿情放大效應。

三是開展利率–匯率–資產價格聯動壓力測試。針對短期沖擊路徑與金融脆弱環節開展高頻壓力測試，為可能出現的快速資金流動、匯市波動預留應急操作空間。

四是穩信用穩融資，防止市場波動傳導到實體經濟。通過政策性工具保障中小企業與科技創新融資不斷檔，避免外部擾動形成內部信用收縮。

（三）高擾動情景下的對策

這一情景存在高尾部風險，金融政治化導致金融市場發生劇烈波動。相應的對策取向應以金融安全為底線，在極端波動下確保系統韌性與戰略自主。政策目標則是守底線、防系統性風險、為人民幣國際化與自主空間贏得戰略主動。

一是將金融安全置于宏觀政策優先級首位。高波動階段應以穩體系、穩資金鏈為首要任務，適度提高對短期波動的容忍度，防止過度順周期應對導致風險內生化。

二是加快外匯儲備與國際結算體系多元化布局。優化儲備資產結構與幣種配置。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場景與本幣結算網絡。強化自主金融基礎設施安全性與可替代性。

三是完善極端情景下財政–貨幣–監管三方協同機制。建立快速響應機制，縮短決策鏈條，在極端情況下可采取臨時政策組合以維護金融穩定。

四是為潛在美元信用波動準備長期制度性應對方案。包括能源、原材料、戰略產業鏈進口支付體系備份機制，推動區域金融合作、雙邊本幣互換網絡拓展，培育人民幣定價能力。

參考文獻：

[1]該指標通過剔除食品（占比約8%）和能源（約5%）價格的波動影響，反映個人消費支出的基礎通脹趨勢。

[2]數據來源：FDIC，《Quarterly Banking Profile Q3 2025》。

[3]數據來源：CoStar，《CBRE Q3-2025 Commercial Property Reports》。

區富祝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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