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攜程反壟斷調查，看平臺經濟的價值與邊界

對攜程的調查是合理的，攜程也應該拿出更多的利潤來回饋社會。但與此同時也要認識到市場不是直白的，而是精妙和復雜的。

1月14日，官方發布對攜程涉嫌壟斷被立案調查的消息，隨后攜程回應“將積極配合調查”。

目前，攜程在酒旅市場GMV市占率達56%，與同程等平臺合計占據國內OTA市場近70%份額。在此基礎之上，攜程被指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

目前，對攜程的批評，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消費者端對于“大數據殺熟”的抱怨，消費者的反映特別大。其次，是商家端的抱怨。“二選一”，要求商家只能在攜程平臺經營，否則限制流量或提高傭金。“調價助手”功能，則會自動修改商家價格，保持全網最低價，商家覺得利潤被侵蝕。

還有一個方面，不涉嫌反壟斷，但卻特別刺激情緒，那就是利潤。2025年，攜程三季度凈利潤達199億，34%的凈利率讓諸多互聯網大廠望塵莫及。這背后則是對傭金的抱怨，如云南民宿反映傭金從8%—10%漲至12%—18%，部分訂單抽成近27%。

此次，反壟斷調查，其實主要涉及商家端的問題。大數據殺熟，雖然一直是一個熱門議題，但未必違法。它令人討厭，卻是自古以來就有的生意門道，是市場化的劫富濟貧，可以做大市場規模。

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除了價格之外，傳播信息、廣告、運輸、談判、協商、簽約、監督等活動，都是交易的成本，影響著交易。

詢價是一項重要的成本

對于殺熟，消費者有很多辦法可以避免。比如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多走50米，多問幾家；與老板糾纏10分鐘講價。實際上，互聯網不僅向商家提供更強的信息能力，它同樣也向消費者提供了更強的比較價格的能力。但是很多人未必愿意這么做。有人說我比過幾次價格了，后來懶得比了。但真正價格敏感的消費者會比較，獲得一個更低的價格。

當經營者通過大數據“殺熟”獲得了更多利潤時，在激烈的競爭之下，經營者有動機擴大市場份額，就會以利潤補貼，用低價吸引另一部分消費者。

但獲得補貼、優惠是有隱形門檻的，那就是需要消費者花時間去找各種優惠券。平臺就是通過這類方式，把價格敏感型的消費者篩選出來，用在對價格不敏感的消費者那里賺到的更高利潤補貼他們。

這就意味著，在富人付出了更多的同時，窮人也可以得到更低的價格。比如，以前一件商品，廠商不能分別定價，按平均100元的價格賣，現在廠商可以為一些人定出120元的價格，與此同時，為了擴大份額，廠家也會以80元的價格賣給另一些人。

消費者的詢價義務，是市場的基石。如果消費者要求“所有人的所有項目的價格一致”，換個名字，就叫“國家牌價”。不情愿花時間詢價的消費者，雖然沒花時間，但仍然會有不公平感，會在社交媒體上抱怨。

有一些人說攜程大數據殺熟，另一些人卻說，攜程很便宜。不過，受益的未必會去說，畢竟，花20分鐘比價，又不是什么光彩事。但被殺熟了的，卻因為不公平感，而且，某種程度上的炫耀，就會去抱怨。這就形成了輿情，這也就是所謂的“天下苦攜程久矣！”

雖然“大數據殺熟”是當下各種情勢的輿論基礎，但卻并不違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制定的《禁止價格欺詐行為的規定》，價格欺詐指的是，經營者利用虛假的或者使人誤解的標價形式或者價格手段，欺騙、誘導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的行為。但“不同人不同定價”作為一種差異化的定價行為，只要企業定價行為公開透明，且價格一經確定，消費者也愿意接受，這樣的行為就不存在欺詐，買賣雙方屬于公平交易。

從商家端來看，二選一、價格助手的情況大概率是成立的，具體的情況，有待調查。但輿論對任何事情的判斷，都必然帶著態度和價值觀，這里對攜程的定性和態度，有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攜程作為一個OTA平臺，是否創造了價值？

市場之道是復雜而精巧的

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飯，買單的時候1100元，我去買單，都打開微信掃碼了，老板卻主動讓我通過平臺APP買單，這樣我可以少付170元。我很奇怪，他為什么情愿少收錢。通過平臺買單，不但我節約170元，平臺還會抽成，我就問了一下。老板說，平臺買單才有曝光，平臺才會推。

老板的態度其實很平靜，但很多人一定會替老板抱不平。我當時想了一下就明白了。初看不公平，但這家店是開在三樓的一個花園西餐廳，一樓的鋪面只有2米寬的不起眼的一個小門。如果不是平臺導流，3樓根本不可能開得起來這樣一個店。實際上我也是打開app才看到的。如果老板在一樓搞一個大門面，10米寬，且不說有沒有地方。在上海核心市區，租金肯定很貴。

所以，平臺在這里做的事，就是把一個本來不可能成為經營場所的地方，變成了經營場所。這就是平臺創造的價值，把大量不可經營的地方、商業模式，變成了可經營的。平臺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通過優惠、引流、優質內容、信用擔保、質量控制，維持消費者打開平臺，進行尋找、比較、交易的習慣。當然，平臺不會白干，平臺的抽成，就相當于門面的租金，換成了網絡買流。

實際上，民宿這個模式沒有OTA平臺很難生存。一家開在離迪士尼3公里的，居民區里的民宿，憑什么讓消費者知道、信任呢？他們沒有能力打廣告，在迪士尼門口站個人拉生意，肯定會被驅趕，也得不到消費者的信任。

如果沒有OTA平臺，它們一定會被大品牌、大型連鎖擠壓，因為規模足夠大，才可以進行自己的市場營銷、宣傳、獲客、建立信任。比如大型連鎖當下都在力推自己的官網，但小民宿是無力維持一個網站的。

這樣的模式在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比如視覺中國。我作為一個攝影師，也給視覺中國供圖。視覺中國的抽成非常高，75%。雖然我也經常在文章中抱怨，但我也知道，沒有視覺中國，知名攝影師能存續，但大量分散的小攝影師一張圖都賣不出去。

說到底，這是一個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創造財富的問題。

我們知道很多奢侈品包都是在中國生產的，這些包的材料、制造成本，在售價占比中并不算很高。很可能代工廠出廠價1000元的包，最終售價是3萬元。那么，這種奢侈品銷售的商業模式中，誰創造了財富，是工人“實體性”地創造了3萬元財富，被抽走了；還是品牌公司通過一系列看似“虛擬的”商業活動，創造了2萬9000元財富？

價格信號傳遞的流程也影響從業者的認知。以前，經營者是直接從市場、從競爭對手感知到價格信號的，競爭對手降價，沒生意，自己就會跟進，雖然也很艱辛，但也沒抱怨的對象。但現在很多生意，都是平臺傳遞過來的，價格信號也是平臺傳遞過來的。雖然歸根到底，平臺的決策，源于市場，但經營主體未必理解這一點。

于是，對創造財富的認知，對價格信號的認知，就會直接影響到行業從業者，對抽成、對平臺價格策略的判斷。然而，很多時候，分散的行業從業者的認知，形成合力之后，未必利于整個行業。

比如，滴滴的司機就一直期盼平臺提價。這種分散的個體的理性，未必符合行業利益，最終也未必符合司機利益。在當下，消費者預算收緊，打車又有大量的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富有彈性的消費。根據經濟學的原理，富有彈性的消費，降價可以擴大需求，擴大的需求帶來的收入，能超過價格下降帶來的損失，使得總收入上升。手里有數據、懂原理的平臺，知道降價會帶來更高的收入，反過來，提價會導致總收入下降。在這個需求減少，司機涌入的背景下，降價是合理的。但是，司機未必理解這一點。這就是行業中個體理性和整體理性的差異。

對攜程的調查是合理的，攜程利潤很高，在當下，或許是不合時宜的，攜程也應該拿出更多的利潤來回饋社會。但與此同時，也要認識到市場的合理性，不是直白的，而是精妙和復雜的，老百姓并不容易理解。所以，調查、處理既要考慮到輿情、公平性，也要兼顧市場本身的運行邏輯，避免傷及行業。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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