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健：潛伏敵營14年，85歲才弄清自己當年的身份，活了103歲

2001年的一天，年過八旬的著名紅色特工沈安娜，受邀到一處單位講述我黨在隱蔽戰線上的斗爭史。為了辦好這堂革命講座，該單位及時向廣大職工進行了宣傳報道，因此在舉辦革命講座的這一天，職工們懷著對沈安娜等紅色特工的無比敬仰之情，早早來到了講座現場等候。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蘇泰興的一個書香家庭。1935年，20歲的沈安娜打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擔任書記員，秘密為黨組織搜集情報。后來，沈安娜在黨組織的指派下，又成功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當書記員。在此期間，沈安娜時常出席國民黨各種高層會議作會議記錄，從而為黨組織搜集傳送了大量重要情報。

在長達14年的潛伏生涯中，沈安娜從未暴露真實身份，被譽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新中國成立之后，沈安娜進入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后來于1983年離休。1989年，國家安全部門還向沈安娜頒發了“在隱蔽戰線上作出重要貢獻”的無名英雄榮譽獎章及榮譽證書。

頭發花白但精神奕奕的沈安娜，剛剛走進革命講座現場，早已等候在現場的職工們紛紛鼓掌歡迎。沈安娜和大家熱情地打著招呼，然后緩慢坐下來開始講述自己在隱蔽戰線上堅持斗爭的親身經歷——自己是如何開始隱蔽戰線上的斗爭的？是如何打入敵人內部的？是如何搜集并傳送情報的？

沈安娜的精彩講述，感染了講座現場的所有人，他們為沈安娜的堅貞不屈和機智勇敢而動容，現場不時發出熱烈的掌聲。當沈安娜講到自己的姐姐沈伊娜，以及姐夫舒曰信在上海中央特科的斗爭經歷之時，臺下一個名叫姚一群的職工睜大眼睛，一臉驚訝的表情。

“沈伊娜”、“舒曰信”，姚一群并不認識，可是他經常聽自己的父親姚子健提出這兩個名字。姚一群心中既激動又疑惑——因為父親姚子健曾經提起，當年自己和沈伊娜、舒曰信夫婦一起在南京和上海工作過，而且沈伊娜、舒曰信夫婦還是自己的“上級”。

姚一群心想，既然這樣的話，那么父親會不會也是一位紅色特工呢？可是，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自己是紅色特工啊！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沈安娜講授革命講座結束之后，姚一群第一時間就回到了家里，將革命講座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父親姚子健。

姚子健聽了之后，眼睛不由得濕潤了，他感慨地對著兒子姚一群說道：“沒想到沈伊娜的妹妹還活著！如果能見她一面就好了！”此時，兒子姚一群問道：“爸爸，當年你和沈伊娜、舒曰信夫婦在上海工作，他們是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那你是不是也是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

姚子健被兒子問得愣住了，他想了一會兒，然后說道：“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反正當時黨組織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根本沒有想這么多！”兒子姚一群心情有點低落，為了幫助父親姚子健搞清楚當年的情況，他就通過各種方式聯系到沈安娜，想安排沈安娜和父子姚子健見一面。

不久之后，姚子健便在兒子姚一群的帶領下，來到了沈安娜位于北京郊區的家。在這里，姚子健不僅見到了沈安娜，而且還見到了沈安娜的丈夫華明之。在見面之后，姚子健驚訝地發現，自己以前在上海見過華明之——原來華明之就是當年的“李先生”！

在三位老人一番深入交談之后，沈安娜最終確認了——姚子健當年確實是為中央特科工作，是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當時，沈安娜溫情地對著姚子健說道：“老哥哥，你的情報工作屬于‘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沈伊娜’這條線，你的這段經歷，應該屬于中央特科！”

真相大白之后，沈安娜立即寫了一份情況報告交到了有關部門。在這份情況報告中，沈安娜詳細介紹了姚子健當年為中央特科工作的情況，并詳細說明姚子健當年的聯系人和身份證明人。不久之后，有關部門就給出了答復——姚子健當年確系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

那么，姚子健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當年是如何向黨組織傳送情報的呢？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位為中央特科工作的紅色特工？帶著這一系列問題，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姚子健是江蘇宜興人，出生于1915年，當時他的父母在江蘇宜興徐舍鎮開了一間茶館，勉強維持生活。幼年時期的姚子健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雖然家里的條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還是將姚子健送到學校去讀書。讀書期間，姚子健非常刻苦用功，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

大約14歲的時候，姚子健考上了上海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根據姚子健的回憶，自己之所以選擇報考這個學校，是因為這個學校不僅不要學費和飯錢，而且還給每一位學生發一套衣服。這樣一來，自己就可以減輕父母身上的壓力和重擔，畢竟當時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供得起孩子讀書的。

差不多三年之后，姚子健順利完成中學學業，升入上海國立勞動大學讀書。就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姚子健和同學們紛紛走上街頭請愿，他們積極要求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然而，國民黨當局為了鎮壓學生的自主請愿，便查封了學校并將學生們全部遣返回家。

回到家中的姚子健，當起了家鄉一所小學的老師，他一邊教孩子們讀書，一邊思考著一個問題——學校為什么被查封，學生為什么被遣返？姚子健覺得這不是學校免費或不免費的問題，更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問題。姚子健堅信，只有革命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1933年年初，姚子健在報紙上看到了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學校的招生簡章，他思前想后，最終決定去報考。當時，這個陸地測量學校設置了航測班、地形班、制圖班等，姚子健心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傳，要宣傳就要印刷，制圖班中有印刷專業，那我就選印刷專業吧！”

不久之后，姚子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陸地測量學校制圖班，開始學習印刷技術。在此期間，姚子健遇見了自己的中學同學舒曰信，此時的舒曰信已經加入了黨組織，并秘密從事黨組織交辦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舒曰信充分了解了姚子健的思想動態，于是便決定介紹姚子健也加入黨組織。

很快，在舒曰信的介紹下，姚子健在上海見到了地下工作者魯自誠。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姚子健并在魯自誠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黨組織。后來，姚子健從陸地測量學校制圖班畢業，被分配到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制圖科工作，負責描繪印刷地圖的底板。

在此期間，姚子健開始通過魯自誠，秘密為黨組織傳送和地圖有關的情報。當時，姚子健每月的月薪是28塊大洋，這些錢完全可以使他過上較為富足的生活。不過，姚子健一心想著為黨組織工作，他根本不考慮個人的生活。后來，為了能夠接觸到更有價值的情報，姚子健還以自己眼睛患病為由，申請調到了能夠接觸到軍用地圖的科室。

當時，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制圖科的第五室，是負責收發、保管軍用地圖的地方。自從姚子健來到第五室工作之后，他按照魯自誠的指示，將領取軍用地圖的人的登記信息（軍隊番號）全都暗暗記錄下，同時將備份好的軍用地圖，全都悄悄送到黨組織的手里。

根據姚子健的回憶，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帶著備份好的軍用地圖，以及領取人的相關信息，從南京乘坐火車到達上海。為了避免被敵人發現，姚子健就把軍用地圖放在皮箱的暗層里，然后用衣服和一些書把皮箱塞滿。姚子健曾笑著說：“我這么做，是為了以防萬一，其實敵人根本不會查我的皮箱，因為我身上穿著敵人的軍裝！”

來到上海之后，姚子健就會找到自己的同學舒曰信（當時舒曰信已經和沈伊娜結為了夫妻），然后把軍用地圖和有關材料交給他們夫婦，同時匯報一下一周來敵人調用軍用地圖的情況。在辦完這些事情之后，姚子健又坐火車回到南京，和往常一樣去上班。

舒曰信、沈伊娜夫婦拿到姚子健送來的軍用地圖和有關材料之后，又立即通過上級王文學，將這些東西交到黨組織的手中。緊接著，這些軍統地圖和有關材料，很快就會通過地下交通渠道，被帶到中央蘇區。那么，姚子健秘密提供的這些軍用地圖，有多么重要呢？

姚子健的兒子姚一群后來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了一個例子——“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和周總理第一次見面，張學良送了三件禮物：幾萬大洋、幾萬法幣和一本彩色的中國分省地圖冊。地圖在當時是貴重禮物，如果沒地圖，就不知道地形，也無法行軍！”

由于隱秘戰線上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所以紅色特工的真實身份是極端保密的，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除此之外，紅色特工也很少知道黨組織的具體情況。姚子健回憶說：“當時他的工作就是把軍用地圖和有關信息，傳送給舒曰信、沈伊娜夫婦，根本不知道其他太多的信息，更不知道他是屬于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

有一天，姚子健像往常一樣去舒曰信、沈伊娜夫婦那里送情報，發現舒曰信正在和一位西裝革履的男青年談工作。此時，沈伊娜就將姚子健帶到一邊，等到舒曰信談完工作之后，才讓姚子健和舒曰信見面。姚子健明白，為了安全起見，大家都是單線聯系，舒曰信、沈伊娜夫婦不便將那個西裝革履的男青年，介紹給自己認識。

在交談的過程中，舒曰信向姚子健提到了剛才那個西裝革履的男青年，說他是“李先生”。此時，“李先生”正好要走，姚子健便和他互相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了。多年之后，直到2001年，姚子健在兒子姚一群的帶領下，去沈伊娜妹妹沈安娜的家里，才再一次見到了“李先生”。這時候，姚子健才知道，原來當年的“李先生”，就是沈安娜的丈夫華明之。姚子健和“李先生”再次見面，兩人都唏噓不已。

1937年年初，舒曰信、沈伊娜夫婦從上海調到南京工作，姚子健就不用每周乘火車去上海了。在這段時期，姚子健一如既往地將軍用地圖和有關材料，秘密送到舒曰信、沈伊娜夫婦。“七七事變”之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婦調離了南京，姚子健也隨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遷到了武漢。

此時，姚子健的單線聯系人變成了“熊先生”。說實話，當時姚子健只知道他的單線聯系人是“熊先生”，根本不知道“熊先生”真實名字，也不知道“熊先生”具體是干什么的。他們兩人見面，除了交接任務之外，什么話都不說。姚子健后來曾說道：“當時就是這樣，上級知道下級，下級不知道上級。我領導你，就知道你，但是你對我住在哪兒、干什么一概不知。”

后來，隨著全面抗戰的持續深入，姚子健便向“熊先生”提出——能否派自己去抗日前線工作。1938年4月前后，姚子健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武漢來到了香港。當時，姚子健向陸地測量總局請了個長假，然后就再也沒有回去。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時間，姚子健又被組織派到了延安工作。

在離開香港之前，時任香港情報站站長的潘漢年，還給姚子健寫了兩張紙條，上面的內容都是：“姚子健有抗日熱情，已經為黨工作多年。”落款寫著：“小開。”不久之后，姚子健拿著兩張紙條達到了延安，一張紙條給了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另一張紙條給了當時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林彪。

從此，姚子健便結束了隱蔽戰線生涯。后來，姚子健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參加學習，緊接著被派到蘇豫皖抗日根據地工作。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姚子健又根據工作需要，輾轉全國各地。新中國成立之后，姚子健進入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工作，曾擔任過雷達局第十院紀委書記。

在工作之余，姚子健時常給兒子姚一群講述自己當年在南京和上海工作的事情。“沈伊娜”、“舒曰信”的名字，也被姚一群牢記在了心中。不過，在這個時候，不僅姚一群不知道父親當年在南京和上海是為中央特科工作，就連姚子健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會想到當年自己是在為中央特科工作，是屬于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

直到2001年一天，姚一群所在的單位邀請著名紅色特工沈安娜，為職工們講述隱蔽戰線上的斗爭歷史。當沈安娜說起自己的姐姐沈伊娜，以及姐夫舒曰信的時候，坐在臺下的姚一群大吃一驚，因為他對“沈伊娜”、“舒曰信”太熟悉，父親姚子健時常向自己提起這兩個人名。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姚一群回家之后，立即將沈安娜講授的內容，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父親姚子健。姚子健聽了之后，感慨地說道：“沒想到沈伊娜的妹妹還活著！如果能見她一面就好了！”不久之后，在各方的幫助下，姚一群陪同父親姚子健來到了沈安娜位于北京郊區的家。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沈安娜的家里，姚子健見到了當年那位西裝革履的男青年——“李先生”。在交談之后，姚子健這才明白了過來，當年那位“李先生”就是沈安娜的丈夫華明之，也就是沈伊娜的妹夫。時隔六十余年再次相見，姚子健和華明之都唏噓不已。

在深入交流之后，沈安娜溫情地對著姚子健說道：“老哥哥，你當年的情報工作屬于‘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沈伊娜’這條線，你的這段經歷，應該屬于中央特科！”后來，沈安娜還給有關部門寫了一份情況報告，詳細介紹了姚子健當年為中央特科工作的情況。很快，有關部門就給出了答復，姚子健確實是一位“紅色特工”。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組織曾派人對姚子健的身份進行審查。當時，作為姚子健的入黨介紹人，已經當上最高人民法院顧問的魯自誠曾評價道：“我于1934年介紹姚子健加入黨組織，他在敵人內部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了貢獻。對他那段時期的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

當時，在聽到魯自誠的這段評價之后，姚子健并沒有將自己和中央特科聯系在一起，也沒有將自己和紅色特工聯系在一起。姚子健曾經說過：“在那個年代，我選擇干這個，就得隨時準備著犧牲，黨組織讓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根本不會多問什么。有許多像我這樣的人，犧牲了也沒人知道。”

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3歲。

讓我們向姚子健致敬！向戰斗在隱蔽戰線上的英雄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