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還原不見硝煙的文化抗戰(zhàn)丨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

書評周刊編輯部的年度書選已經持續(xù)存在了逾二十年。在這二十幾年中，我們選出了眾多觸動心靈、啟發(fā)智識、開闊眼界的書籍，試圖讓這些書籍幫助我們相對更好地面對生活，面對自我。書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類生活中一直幫助我們走出唯一的選擇、駛向不同的方向。在閱讀的頓悟中，我們或者向內走向潛在的那個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來的思考與陌生的過往，所有書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幫助著我們，讓“自我”涉過泥潭，去往存在的寧靜。

今年，我們再次從一整年的好書中遴選出了11本值得閱讀的優(yōu)秀書籍，秉持著“公共立場、專業(yè)品格、獨立精神、現(xiàn)實情懷”的原則，與讀者一同領略不同維度的思考極點。

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特刊。

我們正逐一在書評周刊公號二條推送這11本被評委和編輯部選擇的好書以及特別致敬獎項。本篇為吳真的《暗斗》。

年度閱讀推薦

2025?

《暗斗》

作者：吳真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25年7月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已出版《勘破狐貍窗》《為神性加注》《孤本說唱詞話〈云門傳〉研究》等專著。

致敬詞

2025年是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在漫長的抗戰(zhàn)長夜中，除了正面戰(zhàn)場的廝殺拼搏，還有一種無聲的抵抗在淪陷區(qū)的斷壁殘垣之中悄然展開。以鄭振鐸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在淪陷區(qū)中承受著誤解和非議，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竭盡所能搶救和轉移珍本古籍。他們以一介書生之軀，于危難之際扛起了守護文化命脈的重擔。在偶然間接觸這段歷史后，吳真以書籍史的角度切入，歷時十五年從異國檔案中拼接歷史殘片，還原了這場不見硝煙的文化抗戰(zhàn)。

我們致敬《暗斗》，致敬它拓展了抗戰(zhàn)史書寫的邊界，讓個體抉擇與文化命運交織成更為立體的歷史圖景。我們也致敬作者吳真，致敬她以赤誠之心和學者之勇，照見歷史的暗角，為那些在亂世中默默守護書籍的讀書人，贏得一份遲到卻必不可少的銘記。

“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暗斗》頒獎現(xiàn)場，頒獎嘉賓劉北成（左）、作者吳真（中）、責任編輯衛(wèi)純。

答謝詞

《暗斗》是我從2009年以來持續(xù)追蹤“抗戰(zhàn)時期中國被劫圖書”的階段性成果。十五年來，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日本的檔案資料以及書籍史相關文獻的追蹤之上。這是一個枯燥的研究過程，說實話，對于最終能獲得多少讀者的認可，我內心是不自信的。這兩年，在短視頻的沖擊下，我們其實都有點陷入“快速講好故事”的敘事焦慮。《暗斗》這本書講述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留守淪陷區(qū)的普通人在全面抗戰(zhàn)八年之中，暗地里為保存國家文脈而做的一件件具體的事情。

書里沒有采用“故事”“事件”的敘事框架，因為我希望以“年”為線索，一年一年地呈現(xiàn)鄭振鐸與各方勢力、與“孤島”生存壓力、與精神內耗的中年自己進行角力的生命歷程。通過鄭振鐸的活動，勾連起文獻保存同志會、復社、開明書店文人圈、個體書商等組成的“抗戰(zhàn)群像”。

書籍既是鄭振鐸抗戰(zhàn)八年守護家園的武器，同時也是敵我暗斗的戰(zhàn)場。只要書籍不滅，文明就不滅，國家也就不會滅。文化戰(zhàn)場雖然沒有沖鋒陷陣的“熱血敘事”，但是依然充滿緊張兇險。我在書里著重刻畫了“人”“書”與“時代”的暗斗，試圖把斗爭經驗放進書籍史、抗戰(zhàn)史與文明史的長時段鏈條中去理解文化抗戰(zhàn)。感謝《新京報》對這本書的肯定，我想這也是向鄭振鐸、書籍等等“長期主義”象征物的一種致敬。

——吳真（作者）

《暗斗》作者吳真在現(xiàn)場分享。

對話吳真

這本書

新京報：你的《暗斗》講述的是抗戰(zhàn)時期一介書生鄭振鐸與他的同仁們在戰(zhàn)火中搶救古籍的故事，而翻看你之前出版的論著，如《為神性加注》是對唐代高道葉法善的研究，《孤本說唱詞話〈云門傳〉研究》則是對一部明代說唱詞話的研究，從道教史到俗文學再到抗戰(zhàn)書籍史的研究，跨度如此之大，讓人很好奇，你是如何做到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能出入自如，游刃有余的？

吳真：慚愧！游刃有余是遠遠談不上的，只是因為在不同的學術階段，跟著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轉移寫作目標。《為神性加注》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的博士論文，因為我從中山大學古代戲曲方向碩士畢業(yè)之后，轉入道教研究領域，當時的想法是結合道教科儀與戲曲做些跨學科的研究，后來由于找教職，又兜兜轉轉回到中文系，于是又回到戲曲俗文學研究。2009年冬天，我到日本東京大學跟隨田仲一成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從那時候起，由于不斷地在各個藏書機構發(fā)現(xiàn)一些新見文獻，我的研究興趣開始轉移到探求“書籍的命運軌跡”。雖然從現(xiàn)代學術的分科體系來看，我這十幾年的研究好像跨越很大，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在“書與人”里頭打轉。

比如《云門傳》這項研究緣起于我在東洋文庫看到這本孤本的膠卷復印件，而這本書的“真身”早于1931年就入藏于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1934年，北平圖書館為了躲避侵華日軍戰(zhàn)火洗劫，將五百多箱“平館善本”南運，存藏于上海租界，1941年10月，鑒于上海“孤島”隨時可能淪陷，這些南運書籍里又挑出近2萬冊最有價值的善本，可謂“國寶中的國寶”，假稱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滬所購書籍，冒險偷運至美國暫存。1965年，這批平館善本的“看守人”袁同禮在美國去世，因無人看管，當時中美又尚未建交，這些善本運抵臺北。由于經歷了“北平—上海—華盛頓—臺北”的多次轉運，而今又被高束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書庫，《云門傳》雖然是現(xiàn)存明代較早的說唱詞話（同時也是道教宣揚教義的“道情”），而且還是天壤間的孤本，卻一直以來沒有引起中文學界的關注。所以我的第二本學術專著《孤本說唱詞話〈云門傳〉研究》其實也是希望通過整理和研究，喚醒這本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暗斗》頒獎現(xiàn)場，頒獎嘉賓劉北成（左）、作者吳真（中）、責任編輯衛(wèi)純。

2011年我博士后出站，一直到2020年，每年寒暑假基本上我都到日本訪書，除了《云門傳》的研究，我還把這十年在日本各藏書機構訪書的個案以及自己在日本淘書的經歷（我曾以一百日元買到《邊城》初版精裝本），結集為《勘破狐貍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出版）。收入這本書的文章，都是鉤沉近代以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種種細節(jié)，特別是爬梳深藏于日本的陳年檔案、回憶錄、日記、游記，又加以實地勘驗，借助一個“祛魅”（disenchanted）的視角，勘破百余年來發(fā)生在兩國之間的人事與書事。書里有兩篇關于抗戰(zhàn)時期鄭振鐸搶救文獻的文章，在出版之后，不少讀者反饋說，覺得不夠過癮。其實我從2009年以來就有一項“業(yè)余愛好”——追查戰(zhàn)時中國被劫圖書，鄭振鐸的文獻搶救是其中的一項研究，我一直有計劃把它寫成一本專書。無奈當時我還是焦慮“上岸”的十一年“老副教授”，而我的專業(yè)方向又是中國古代戲曲俗文學，顯然不可能拿此類書籍史研究成果去評職稱，于是又擱置了幾年。

出版《暗斗》這本書，幸運的是遇上了紀念抗戰(zhàn)勝利八十周年的宣傳風口，不太幸運的是2025年據說是紙質書的黃昏元年。有朋友跟我說：“要是十年前寫出來，銷量肯定是現(xiàn)在的十倍。”但是從另一角度想，書業(yè)沉淪下滑，大家才對“書厄”以及“人與書的共振”有了切身感受與焦慮，其實我自己也是在寫作的時候代入了這幾年對于書籍命運與時代的一些理解，以及對于“文人群體”的觀察。如果早幾年寫《暗斗》，我可能會采用學術論文體，但是經過這幾年周圍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自己作為一個女性學者的覺知有所蘇醒，我想，這本書一定要寫成有態(tài)度、有溫度的講述書籍史和知識分子生命史的書。

新京報：抗戰(zhàn)史研究本身就資料龐雜而分散，而《暗斗》所選取的書籍史研究，因為涉及戰(zhàn)時搶救古籍各方的明爭暗斗的種種心機和手段，不下于“諜戰(zhàn)”，史料搜集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你在搜集史料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難忘或是特殊的經歷？有沒有也為了搜集一則史料而經過了一場“暗斗”？

吳真：不同于傳統(tǒng)抗戰(zhàn)史聚焦于軍事與政治，我的研究將流轉的書籍與相關的人物（作者、書販、讀者、藏書者）置于絕對主角位置，所以在這項研究的起步階段，首先是追尋每一本書的蹤跡。

這方面，傳統(tǒng)文獻學的目錄學訓練就特別能派上用場，剛好我近十幾年一直在人大講授“古典文獻學”課程，自己也隨著每學期的教學在不斷汲取新知，因此《暗斗》一書雖然運用了不同層次的材料——中日檔案、日記、書信、題跋、書話、口述史、書店賬單、匯款單、目錄——還好這十五年一點一滴地積攢、分類、比勘，逐漸地集腋成裘。而且原來就把這項研究當成業(yè)余愛好，也沒有發(fā)表論文的壓力，因此反而很享受查資料過程中與一些稀見書籍、秘檔以及歷史上“無名之輩”的邂逅。

戰(zhàn)后中國從日本成功索還的15萬多冊圖書中，最貴重、最具版本價值的，當數鄭振鐸牽頭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所搶救的111箱、3萬多冊古籍。

我希望從這個“最成功的歸還個案”入手，觀察民間書籍在1937—1945年的流轉軌跡：從江南各藏書樓流散至上海，經鄭振鐸和中國書店、來青閣等舊書店努力聚攏，再搶運至香港，卻不幸被日本劫掠至東京，最終從東京被發(fā)現(xiàn)并返回中國，1949年還有部分古籍被國民黨政權押運至臺灣。透過梳理“流散—搶救—劫掠—索還”的歷史過程，我們能直觀看到書籍在戰(zhàn)爭、政權更迭的亂世中的漂泊命運，它能完美承載書籍史研究的核心命題——書籍命運、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同頻共振。

以往學者對于這段歷史有過輪廓性的勾勒，但是對于其中的一些關鍵轉折點，其實都沒有講清楚。比如：3萬多冊這么大體量的古籍如何偷偷運出被日軍封鎖的上海“孤島”？為什么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古籍只有鄭振鐸經手的這一批是一冊不差地完整歸還中國？

要解答這些歷史謎團，首先需要調查日本軍方、圖書館界的戰(zhàn)時歷史檔案。

我比較難忘的追書經歷就是在日本防衛(wèi)省防衛(wèi)研究所圖書館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花了三個寒假的時間，看完了所有相關檔案，根據日本陸軍23軍的相關檔案，補充論證了中國古籍在香港被劫－轉運的歷史細節(jié)。但是，古籍在1942年抵達日本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間的第一手檔案資料，我找了好幾年，還是沒能找到。這是因為日本文部省、帝國圖書館為了逃避戰(zhàn)敗后的責任追究，在1945年秋天曾經銷毀了大量檔案記錄，這就給我們的研究制造了材料“死角”。

幸好還有當事人留下的痕跡可以追尋。帝國圖書館在1944年延請著名文獻學者長澤規(guī)矩也到館里來整理這批中國古籍，到了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長澤氏建議藏匿這批古籍，于是它們被分為兩批：最有價值的二萬冊古籍，經長澤氏建議被藏匿于神奈川的鄉(xiāng)村；剩下的“普通本”則被隨意留置于上野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最終被中方發(fā)現(xiàn)。

長澤氏直至晚年始終沒有透露自己在這次瞞匿古籍行動中的“主事者”角色，但是他的老同學、1946年之后擔任帝國圖書館館長的岡田溫以及帝國圖書館的同事們留下了多人的口述記錄。這個細節(jié)顛覆了以往的認知——中國學界曾將長澤規(guī)矩也視為“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認為他整理古籍是出于“文化保護”的目的；但從這個行為可以看到他的真實想法是“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話，一定早就化為灰燼了”，其本質是一種“文化傲慢”。這也讓我們對日本學者在戰(zhàn)時的“復雜性”有了新的認知。

《暗斗》作者吳真在現(xiàn)場分享。

新京報：《暗斗》所講述的是抗戰(zhàn)時期搶救古籍的歷史，看到如此多的古籍從戰(zhàn)火中得以逃出生天，也很令人欣慰，但就像葉恭綽先生在致蔣、陳電函中所說：“寇兵肆虐，華南公私文物掃地殆盡，重要圖籍之散失者不可數計”，搶救之外，也必定有眾多古籍罹難散失，你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古籍搶救未成而令你也倍感痛惜的案例呢？

吳真：戰(zhàn)爭亂世，必然也是書籍的“修羅場”。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一共有3744家圖書館，到1937年底，在炮火以及敵人的掠奪中，損失達2166所之多，損失圖書接近九千萬冊。而這只是圖書館系統(tǒng)的官方數據，不在統(tǒng)計范圍的、遍布全國的民間私人藏書更是遭遇了滅頂之災，其損失之巨，至今無法用數字加以統(tǒng)計。我在這十五年的追書過程中，雖然著手的是公家藏書的“書厄”研究，但更讓我痛惜的是抗戰(zhàn)時期中國私人藏書的受難史，因為它們是“消失的大多數”，也是“沉默的大多數”。個體家庭在經歷戰(zhàn)亂之后，很少留下書籍被害的記錄，所以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也無從向政府申報追索。

比如我找到了一張著名哲學史家容肇祖在1943年向教育部提出的個人損失報告單，他從北平（北京）、東莞到香港，一路逃難，一路舍棄書物，最后在三地共被日軍劫取書籍計九萬多冊、古物十箱。

這么慘重的文物損失，卻不在1946年中國政府向“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簡稱“盟總”）提交的《戰(zhàn)時被劫物資清單》里，為什么呢？盟總要求中國詳細舉證抗戰(zhàn)期間每一件損失文物的具體信息，最好附有照片，對被劫奪文物要求列出被劫奪的經過，甚至要求說出日軍的番號，這樣才算材料完整，盟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但是容肇祖未能出具盟總要求的遭劫具體說明，所以他就沒辦法向政府申報追索。

全面抗戰(zhàn)期間，中國大地上有千千萬萬冊類似這樣的個人藏書遭受毀滅。最后僥幸能夠保存下證據、從而向日本發(fā)起追索的私家藏書只有40多萬冊，而截至1949年，成功追索回國的私人藏書連4萬冊都達不到。

這代人

新京報：《暗斗》的主題是“書生報國”，在你看來，危機時代的書生應有怎樣的覺悟與方式來真正地做到報國？

吳真：書籍是中國文化的載體與象征，是國家的“文化基因庫”，搶救古籍便是這場“文化抗戰(zhàn)”的核心行動，看似沒有硝煙和沖鋒，實則更殘酷。因為很多古籍是孤本，一旦丟失，某段文化記憶就會永久消失。侵略者往往通過劫掠被侵入地的書籍文物，毀滅其歷史與文化，瓦解被侵入地的國族認同。

資料圖，受訪者吳真提供。

但從中國古代一直到現(xiàn)代讀書人都認準了一個道理：只要書籍不滅，文明就不滅，國家也就不會滅。可以說，抗戰(zhàn)時期的書生鄭振鐸就是抱著這樣的決心去搶救文獻，他說：“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其責至重，卻亦書生至樂之事也。”

鄭振鐸的“書生報國”，本質就是通過守護古籍，守住民族的文化根脈，對抗日軍的“文化征服”。《暗斗》的主角是“以書為矛、以商為盾”的鄭振鐸，我個人認為鄭振鐸的書籍事業(yè)對于當下的我們具有精神引領的作用，尤其是鄭振鐸與書籍的“雙向救贖”，書籍不僅僅照亮了鄭振鐸這樣書生的人生暗夜，也成了孤島上平民百姓的“亂世微光”。在紙質書已經與我們當下生活漸行漸遠的今天，重溫80年前的這一場“文化抗戰(zhàn)”，或許能夠提醒我們，書籍作為一種武器，可以用來摧毀，可以用來抵抗，也可以滋潤萬物。

新京報：如前所說，你的研究領域已經橫跨道教史、俗文學，《暗斗》這本書更是將抗戰(zhàn)生活史、書籍史與知識分子網絡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的論著，很希望知道你在新的一年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課題？又會帶給讀者哪部新的論著？

吳真：我的專業(yè)方向是中國俗文學，這也是當年鄭振鐸導夫先路的新學科，所以目前我手頭還在進行關于鄭振鐸、馬廉、趙萬里等中國學者與日本學者在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合作與競爭”的研究。當然，我還是會把這一議題落實到“書籍史”的背景里去呈現(xiàn)，揭示“書籍流轉”背后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合作與博弈。最終我想討論的是由藏書家、學者、出版家、書商組成的東亞學術交流網絡，在20世紀初如何最終形成，之后在抗戰(zhàn)時期又出現(xiàn)了哪些斷裂。

此外《暗斗》的出版讓我受到了莫大的鼓勵，我還是希望把2009年以來持續(xù)追蹤的“中國被劫圖書”再做一個結案。我這十幾年的研究也涉及中山大學、嶺南大學以及兩廣地質調查所的戰(zhàn)時被劫圖籍。我發(fā)現(xiàn)廣東的被劫圖書和鄭振鐸的“文獻保存同志會”于1941年在上海搶救的古籍一樣，經過“香港－東京”運輸路線，被劫往日本。這次在《暗斗》一書中，我還沒有余力對于廣東被劫圖籍進行專題研究，這將是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文章。采寫：李陽；編輯：羅東；校對：薛京寧 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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