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葉斌：普惠金融須在“四度”融合上下功夫

作者：包容會特邀顧問 葉斌

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金融服務的公平性與可及性日益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尺。普惠金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推動鄉村振興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其核心要義在于讓所有社會群體，尤其是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覆蓋的弱勢群體，能夠以合理成本獲得及時、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

筆者在調研走訪中發現，盡管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政策體系不斷完善、規模占比不斷提升，但在實踐中，實現“廣泛覆蓋、精準發力、陪伴成長、持續增效”的愿景，仍不同程度受到制約：有的地方重形式輕實效，片面追求貸款發放規模而忽視實際使用效益；有的機構熱衷于“數字政績”，將普惠任務異化為指標攤派，流于表面化、運動式推進；更有甚者，在產品設計和服務流程中陷入誤區，忽視真實需求與風險防控，不僅未能真正惠及群眾，反而埋下債務隱患與金融風險。

面對新階段的新挑戰，我們必須跳出“完成任務”的思維定式，筑牢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更高站位，系統謀劃普惠金融提質放量增效的路徑，以創新的洞見，練繡花的功夫，在“廣度、精度、溫度、效度”四個維度上協同發力、深度融合，真正實現普惠金融“普之于眾，惠之于民”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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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壁壘，拓展服務“廣度”

“廣度”是普惠金融的基礎維度，體現的是服務的覆蓋范圍與可及水平。

• 拓展“廣度”，必須堅持系統性、整體性和包容性。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延伸，更是人群類型、服務內容、制度保障的全面拓展。當前，我國雖已建成全球最龐大的銀行物理網點與數字支付網絡，但金融服務的空間不均衡、人群排斥現象依然存在。調研顯示，部分偏遠地區金融服務網點缺少，金融活動形態單一；外來務工人員、靈活就業者、殘障人士等群體在開戶、信貸、保險等方面仍面臨制度性門檻。

• 拓展“廣度”，必須堅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結合。應將普惠金融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框架，統籌推進城鄉、區域、群體間的金融服務均衡發展，探索制定《普惠金融服務覆蓋率國家標準》，明確相關硬性要求。以政府的“引領力”激活市場的“地頭力”，推動金融服務觸角延伸、金融硬件改造提速（如適老化、無障礙改造等）、金融便民功能完善（如開發語音識別、手語客服、大字體界面等功能）。

• 拓展“廣度”，還必須形成協同的合力。進入數字時代、AI時代，應加快農村通信網絡、電力設施、信用環境等配套建設，防止“數字鴻溝”演變為“金融排斥”。在5G、物聯網等新基建布局中，優先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確保數字化普惠不落下一個人、一個角落。唯有構建全域覆蓋、全人群可及、全過程保障的金融服務網絡和功能，普惠金融才能真正實現“無死角、無盲區、無例外”的廣域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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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施策，提升服務“精度”

“精度”是普惠金融提質增效的核心維度，不僅是對客戶需求的精準匹配，更包括對風險主體的精準甄別與對救助對象的精準施策。當前，部分金融機構在開展普惠業務時仍存在“重投放、輕風控”“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導致資源錯配、風險積聚，甚至助長了“騙貸”“套補”等失信行為。提升“精度”，必須堅持“防得住、篩得準、幫得上”的三位一體原則，做到既不讓“真需求”被拒之門外，也不讓“假項目”渾水摸魚。

• 首先，要強化“原發性”風險項目的前置阻隔。所謂“原發性”風險，是指借款人本身缺乏基本誠信、無經營意愿或存在惡意欺詐動機的情況。對此，必須依托大數據征信、人工智能風控模型，結合工商、稅務、司法、社保等多維數據，建立動態信用畫像系統，精準識別高風險客戶。浙江推行“企業碼”建設和應用構建全天候全方位全覆蓋全流程服務企業長效機制，其中根據經營穩定性、履約能力為企業賦分評級，能有效遏制了“空殼公司”騙貸行為，值得點贊。

• 其次，要實施對“繼發性”風險項目的精準幫扶。“繼發性”風險是指企業原本資質良好，因市場波動、災害影響、供應鏈斷裂等外部因素導致暫時性困難。這類主體基本面正常、發展潛力仍在，具有挽救價值，普惠金融要有“不舍不棄”精神，注重在事前制定風險應對預案，如設置寬限期、調整還款計劃、提供過渡性融資；事后聯合政府、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行業協會等力量，組建“紓困專班”，通過無還本續貸、債轉股、引入戰投等方式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 再次，要推動產品設計的量身定制。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特征，開發適配性強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例如，為初創期科技企業推出“知識產權質押+風險共擔”模式；為家庭農場設計“種植周期+價格保險+供應鏈融資”綜合服務包；為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者提供按單計息、隨借隨還的微型信貸產品。只有實現“選得準、篩得嚴、扶得實”，普惠金融才能從“撒胡椒面”走向“靶向治療”，真正實現風險可控、資源高效、社會受益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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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成長，傳遞服務“溫度”

“溫度”是普惠金融區別于傳統金融的靈魂所在。它不僅是態度的溫和、流程的便捷，更是對市場主體成長過程的深度參與與長期陪伴。真正的普惠，不應止步于解決一時的“資金短缺”，更要致力于幫助企業彌補經營理念、治理結構、財務管理等方面的“成長缺口”，實現經營規模增長與內在素質提升的同步躍遷。調研發現，許多小微企業雖然獲得了貸款，但由于財務不規范、信用意識薄弱、缺乏發展規劃、內部管理粗放等問題，往往陷入“貸了常還不上、救了又倒下”的困境。這說明，單純的資金輸血難以突破發展瓶頸，必須輔以“理念輸氧”和“能力造血”。提升“溫度”，關鍵在于構建“融資+融智+融制”的綜合服務體系，變“一次性交易”為“長期伙伴關系”。

首先，金融機構應主動下沉服務，扮演“金融輔導員”角色。在授信前開展盡職調查時，同步對企業進行財務診斷、信用培育和合規指導；在放款后有針對性定期回訪，幫助其建立賬務體系、優化現金流管理、制定發展規劃。一些地方農商行推行“金融村官”制度，派駐客戶經理駐村服務，協助合作社健全賬目、申報項目，顯著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率和還款能力。

其次，應聯合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專業機構搭建“小微企業成長賦能平臺”，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培訓課程、咨詢服務和數字化工具。例如，開設“小微企業財務規范化訓練營”，普及會計準則、納稅申報知識；推出“信用積累計劃”，引導企業按時履約、積累良好征信記錄；推廣“智能記賬APP”，幫助個體戶實現簡易核算。

再者，要堅持不懈地推動全社會金融意識提升。我在安徽省農擔任職期間，為推進“勸耕貸”深入人心，曾帶領大家做了幾件普及工作。一是分區域開展“鄉村金融‘明白人’”培訓，推動金融在地化、產品本土化。二是爭取省委組織部支持，開展農村金融“雙培雙帶”活動，即把有金融意識、有經營能力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薦給地方黨組織將其培養出黨員，促其更自覺地帶領村民興業致富；把農村里有經營潛質的黨員培養成會使用金融產品和服務帶領群眾做強做優農村產業的經營者。三是開展“三個農人”建設：支持專心務農的“守鄉農人”做好產業，吸引心懷夢想的“返鄉農人”做大產業，匯聚情懷深厚的“下鄉農人”做精產業。正是這些“入民心、接地氣”的舉措，讓金融服務真正走進田間地頭、融入百姓生活。當金融機構不再只是“放款人”，而是成為企業成長路上的“同行者”“教練員”“守護者”，普惠金融才真正擁有了溫度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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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賡續服務“效度”

“效度”決定普惠金融能否走得穩、走得遠。當前，一些地方將普惠金融簡單等同于“零門檻放貸”或“財政兜底”，導致部分項目陷入“政府補不起、銀行賠不起、主體還不起”的尷尬境地；個別扶貧小額信貸項目因缺乏產業支撐和還款機制設計，形成不良貸款累積。這些問題警示我們：沒有可持續性的普惠，終將是曇花一現。

可持續的“效度”，體現在成長后勁上。不僅要看發放了多少貸款、覆蓋了多少人群，更要看資金是否用于生產性投入，是否帶動了就業增收，是否增強了內生發展能力，是否實現了金融機構商業可持續與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統一。

可持續的“效度”，體現在對政策性、市場化、規范化、可持續原則的堅守上。一方面，完善政策激勵機制，通過財政貼息、稅收減免、風險補償、再貸款支持、政府性融資擔保協同等方式，降低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三農”的成本與風險。另一方面，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依托核心企業信用輻射上下游中小企業；探索綠色普惠金融，將碳賬戶、環保表現納入信貸評估。把普惠金融的創新與信用生態優化緊密結合，提高“效度”的成色。

可持續的“效度”，還體現在建立健全科學的績效評估與動態監測機制上。有條件的地方可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探索發布區域《普惠金融發展報告》，構建涵蓋覆蓋面、可得性、使用質量、滿意度、風險控制等多維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對成效顯著的地區和機構予以表彰激勵，對弄虛作假、脫離實際的做法及時糾偏問責。

普惠金融“四度融合”的生動局面是：金融部門“愿做、能做、會做”，企業部門“用得起、還得上、成長好”，政府部門“引導有方、支持有力、監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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