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游民文化的中外社交媒體建構差異與共性研究：基于小紅書與Instagram的跨文化對比分析

摘要

數字游民文化在社交媒體平臺的中介下呈現復雜跨文化特征。本研究以小紅書與Instagram為對象，采用內容分析法探究平臺規則與文化語境互動中，該文化究竟是呈現趨同的“全球亞文化”趨勢，還是被本土收編為文化商品？通過對400份樣本的多模態分析發現：內容上，小紅書以實用議題和“可行性自由”為導向，Instagram則構建“理想化自由”的美學敘事；視覺上，前者“自然與工作融合”場景呼應中國“天人合一”理念，后者海灘等景觀體現西方現代性邏輯；互動與身份建構上，小紅書用戶聚焦現實焦慮與“突圍式生存”，Instagram用戶則贊美理想生活并打造商業化IP。研究揭示，數字游民文化既非純粹本土抵抗亦非完全全球趨同，而是平臺通過“向內滲透”與“向外延伸”共同形塑的“第三空間”，最終將自由包裝為可售賣的文化商品。本研究整合文化混雜性與平臺資本主義視角，為理解數字游民文化的媒介化建構提供了新路徑。

關鍵詞

數字游民文化 跨文化傳播 文化混雜性 平臺資本主義 媒介化建構

Abstract

Mediated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digital nomad culture exhibits complex cross-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takes Xiaohongshu and Instagram as research subjects, employing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whether this culture converges into a “global subculture” or is appropriated as a cultural commodit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latform rul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400 sampl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content, Xiaohongshu prioritizes practical topics and “achievable freedom”, while Instagram constructs an aesthetic narrative of “idealized freedom”. Visually, the former presents scenes of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work”, reson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hereas the latter features landscapes such as beaches, reflecting Western modernity logic. Regarding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Xiaohongshu users focus on real-life anxieties and “breakout survival”, while Instagram users celebrate idealized lifestyles and cultivate commercialized IP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digital nomad culture is neither purely local resistance nor complete global convergence. Instead, it is shaped by platforms through “inward penetration” and “outward extension” into a “third space”,ultimately packaging freedom as a sellable cultural commodity.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hybridity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this research offers a new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diatize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nomad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nomad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hybridity Platform capitalism Mediatized construction

在云南大理的共享辦公空間里，一位中國博主錄制視頻：“逃離996后，我實現了月入三萬的數字游民生活”；與此同時，巴厘島蒼古海灘的日落時分，美國青年在Instagram發布動態：“Here’s why I quit my corporate job to code from paradise”。這兩幀來自地球兩端的數字敘事，共同指向一個全球性現象——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這個曾被貼上“邊緣”“反叛”標簽的群體，正借助社交媒體完成前所未有的主流化與可見性轉型。

據統計，2022年全球數字游民數量已近3500萬，預計2035年將超過10億。[1]這一浪潮背后，是后疫情時代遠程辦公模式的普及、全球化流動的深化，以及愈發顯著的社會結構性矛盾：當“上岸”“躺平”成為中國青年的生存隱喻，當西方“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運動席卷職場，數字游民以“地理套利”“慢游牧”（Slomad）等實踐，試圖重構工作與生活的意義邊界。社交媒體不僅是其生活方式的展演場，更是文化意義的核心生產機制。小紅書與Instagram作為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視覺化生活方式平臺，匯聚了海量的數字游民敘事，并通過算法推薦、流量分配與視覺符號生產，深度中介其文化身份的建構過程。

然而，在宣稱“去地域化”的數字游民社群中，本研究觀察到一種文化差異：小紅書的生態充斥著“大理治愈內卷”“安吉DNA公社”的本土化、務實化敘事；Instagram的#digitalnomad標簽下，則是將東南亞海灘與拉美市集奉為“精神療愈圣地”的全球化、美學化想象。這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社交媒體平臺的算法中介與特定文化語境互動下，數字游民文化究竟呈現趨同的“全球亞文化”特征，還是被差異化的本土話語收編為新型文化商品？其建構差異的內在邏輯與機制為何？

1 文獻綜述

1.1數字游民：從概念旅行到平臺化展演

數字游民的概念最早由牧本次雄和英國記者大衛·曼納斯于1997年提出[2]，預言技術將使人回歸遷徙本性。西方學界已構建相對完備的研究體系，涵蓋其工作類型（零工經濟、遠程工作）、價值秩序（生活型、公民型、市場型）及其作為新自由主義與技術發展產物的批判。中國本土研究則聚焦于該群體的鄉村嵌入、對城鄉融合的影響，以及其面臨的勞動權益與身份認同困境。

近年來，學者們日益關注其身份的媒介化建構，尤其是社交媒體在其中的核心作用。研究指出，數字游民通過平臺進行精心的自我展演，其敘事往往圍繞“自由”“自主”與“冒險”等核心價值，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視覺與話語美學[3]（Bozzi, 2020）。然而，這種展演遠非單純的個人表達。克勞汀·博諾等人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數字游民中“生活方式推廣者”如何將其身份與經歷系統性地貨幣化與商品化，平臺成為他們構建個人品牌、兜售課程與社群會員的關鍵渠道[4]（克勞汀·博諾等，2024）。在中國語境下，張文娟（2024）關注到中國數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與協商”，指出其深度依賴媒介平臺的集體想象，實質上仍是一種“未竟的身份”。[5]

然而，現有關于數字游民社交媒體建構的研究存在明顯局限：多數研究聚焦于單一平臺或文化語境。這種分析路徑難以回答一個根本性問題：當同一全球性亞文化遭遇不同的主流平臺和在地文化時，會衍生出怎樣差異化的表征？這便需要引入跨文化與平臺比較的視角。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點。

1.2 理論透鏡：文化混雜性與平臺資本主義

既有理論為理解差異提供了兩種主要路徑，但二者尚未被有效整合。一方面，跨文化傳播理論為解讀內容風格差異提供了經典框架?；舴蛩固┑碌奈幕S度理論[6]（如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有助于理解為何西方平臺內容更突出個人成就，而中國平臺更注重經驗分享與群體互動。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7]，則可解釋為何小紅書筆記傾向于翔實、依賴語境的長文本“攻略”，而Instagram帖子多為直白、抽離語境的視覺沖擊與情感抒發。這些理論預設了文化背景對傳播內容的決定性影響。

另一方面，平臺研究則揭示了技術架構與商業邏輯的形塑力量。Nieborg和Helmond發現平臺通過“向內滲透”（制定規則、算法推薦以規訓用戶生產）與“向外延伸”（將流量引向外部商業生態）的雙重過程，主導文化生產。[8]小紅書基于搜索與社區互動的“實用攻略”生態，與Instagram基于視覺美學與瞬時傳播的“造夢”機制，本質上反映了二者迥異的平臺邏輯與變現模式。

為超越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簡單二元論，本研究采用文化混雜性理論。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間”概念，強調文化相遇時會產生既非純粹本原亦非完全他者的混合形態。[9]數字游民文化在跨平臺流動中，正生成這樣一種混雜身份：它同時承載全球性“數字游牧”想象與地方性生存策略。

1.3研究空白與本文定位

當前研究的盲區在于：文化解釋路徑往往忽視平臺作為具有自身利益與規則的“能動建構者”角色，將差異簡單歸因于靜態的文化特質；而平臺政治經濟學路徑則可能淡化深層次文化心理與符號系統對內容生產與接受的持久影響，難以解釋同一平臺內為何不同文化群體生產的內容依然存在顯著差異。

因此，數字游民文化在社交媒體上的呈現，既非純粹的全球趨同，亦非簡單的本土復制，而極可能是平臺規則與文化語境復雜互動的產物。要系統揭示這一建構過程，急需一個整合性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填補這一空白，指出應將文化混雜性理論與平臺資本主義分析相結合，將數字游民文化視為一個動態的“第三空間”。通過對比研究小紅書與Instagram這兩個植根于中西不同文化土壤的標桿性平臺，本文試圖追問：平臺的算法邏輯、流量機制與商業生態如何與本土的文化心理、社會現實與話語傳統相互作用，共同篩選、塑造并商品化數字游民這一全球性文化符號？

2 研究方法與設計

2.1 研究平臺與樣本

本研究選取小紅書與Instagram作為比較對象。二者雖然都由“標簽系統+算法推薦+用戶生成內容”構成，但文化與市場環境大為不同。小紅書是中國領先的生活方式社區，月活用戶超3億，內容以圖文長筆記和實用分享為主；Instagram是全球性視覺社交平臺，月活用戶超16億，特點是圖片美學和瞬時分享。

研究者在兩平臺分別以“數字游民”和“#digitalnomad”為核心標簽，在2023—2025年時間段按自然熱度排序各采集250條帖子。經過清洗獲得400條有效樣本（兩平臺各200條）。樣本涵蓋文本、圖像、視頻、互動數據及博主個人信息，構成多模態分析數據庫。

2.2編碼與分析

研究構建了涵蓋文本、圖像、互動、用戶主體四個核心維度的編碼框架：

（1）文本維度：主題分類（8大類，如工作與職業、旅行與目的地）、價值觀表達（7大類，如自由與獨立、批判與反思）、情感強度（五級量表：強烈積極至強烈消極）、敘事結構與語言風格。

（2）視覺維度：圖片的場景類型、人物形象、色彩風格、符號元素；視頻的內容主題、鏡頭運動、敘事結構。

（3）互動維度：點贊、評論數量；評論內容的情感傾向與主題類型。

（4）主體維度：博主性別、粉絲量、昵稱特征、個人簡介中的身份標簽與價值觀陳述。

為清晰說明，本研究以“情感強度”為例展示編碼類目（見圖1）。 其他維度（如價值觀、視覺符號等）的編碼均依據類似原則構建，以確保分析的系統性。

圖 1 情感強度五級量表

編碼由兩名研究員完成，信度檢驗（Cohen’s Kappa）顯示各類目一致性介于0.73~0.88之間，結果可靠。分析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并利用Python等工具進行文本分析與詞頻統計。所有數據均進行匿名化處理，以保護個人隱私，所有所采集數據僅用于學術研究，未涉及商業用途。

3 研究發現

3.1 文本內容：實用主義與美學導向的分野

研究數據表明，小紅書內容以中文（95%）為主，平均帖文長度達到440字。平臺用戶習慣通過詳細的文字分享經驗或攻略，為讀者提供可復制的“干貨”。例如，樣本中一篇題為《18歲985退學，我怎么賺錢在世界流浪》的筆記，長達882字，講述了從退學、自立到全球探索的個人成長故事，分享了如何成為自由職業的途徑，輸出了“金錢是探索的獎勵”這一價值主張，該筆記獲得34,764次總互動，引起了許多受眾共鳴。而Instagram，內容語言以英文（88%）為主，平均帖文僅100詞，具有鮮明的“輕量化表達”傾向。語言簡潔、分享即時感受，例如“Finally starting to feel like a local”。這一差異源于不同的語言特性與用戶內容消費習慣：中文信息具有高密度特征，用戶偏好深度解讀，而Instagram作為視覺優先的平臺，其用戶更適應快速、碎片化的瀏覽模式。

在主題方面，根據對比數據，小紅書的內容主題高度聚焦于“遠程工作崗位”（24.5%）、“自由職業與創業”（19.5%）以及“數字游民社區”（9.5%）等務實視角。其價值觀表達也與之匹配，以“生活方式與選擇權”（29.5%）、“技能與職業發展”（23%）和“理性選擇與實踐”（7.5%）為核心。高頻詞分析（圖2）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印象：“數字游民”“工作”“收入”“社?！薄捌脚_”“申請”等詞匯占據中心，關聯詞包括“副業”“自媒體”“技能變現”“焦慮”“迷?！薄＿@映射了中國數字游民群體在當前發展階段的核心訴求：如何找到可靠的遠程收入來源、如何應對社會保障缺失的現實挑戰、如何通過具體方法論（如運營自媒體）實現職業轉型。這種工具理性導向，與國內“數字游民”實踐尚處于探索期、個體更關注生存與落地問題的社會語境緊密相關。

圖2 兩平臺文本詞云對比

Instagram內容主題以“旅行體驗與攻略”（18.5%）、“遠程工作崗位”（16.5%）和“目的地推薦”（13%）為主。其價值觀表達中“生活方式與選擇權”一項占比高達43%，遠超小紅書，同時“文化體驗與融合”（12.5%）也占有顯著位置。這表明Instagram上的數字游民敘事更側重于生活方式的美學化呈現與跨文化體驗的消費。其高頻詞云包括“Travel”“Life”“Dream”“Amazing”等詞匯，構建了一個充滿冒險、自由與積極情緒的“理想化”形象。詞匯如“create”“business”“brand”“coach”則呈現了其敘事中個人品牌打造與知識付費的商業化傾向。這種呈現方式，契合了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對“體驗式生活”與“自我實現”的價值倡導，將數字游民塑造為全球探險者與生活設計師的角色。

在情感表達上，小紅書以“適度積極”（53.5%）和“中性/混合”（23.5%）為主導，內容常辯證地同時展現自由辦公的滿足感與“收入焦慮”“社保缺失”等現實壓力。例如，《27歲，17份工作，主打亂七八糟地活著》一文在分享多元職業體驗的同時，坦誠揭示了“空間自由，時間不自由”的困境以及“年齡焦慮”，最終落腳于“人生沒有標準答案”。反觀Instagram，情感由“強烈積極”（37%）和“適度積極”（47.5%）絕對主導，極力規避負面情緒的表達，帖子常充滿對“不可思議旅程”的感恩與歌頌，形成一種高度濾鏡化的積極敘事。

這種情感表達的分野，可以從文化維度理論中獲得解釋。根據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的理論[10]，中國文化屬于高語境文化，交流依賴于共享的文化背景與語境，情感表達傾向于含蓄、內斂、中庸，強調維護群體和諧，符合“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而西方文化（如美國）屬于低語境文化，依賴顯性編碼進行直接溝通，鼓勵個體情感的直接表達，并將其視為真誠和個性的標志。此外，費孝通提出的中國“差序格局”與西方“團體格局”的社會結構差異[11]，也影響了責任敘事的權重，這在用戶關于“家庭責任”與“自我實現”的討論中可以看到。

在敘事結構上，小紅書以“攻略分享型”（40.5%）和個人故事型（42.5%）為主，其標題常采用“個人經歷型”（如《32歲不上班，圍觀數字游民搞錢方式》）或“解決方案型”（如《美元小時工：9個線上工作平臺在家賺美金》），結構多為“痛點引入－方法展開－價值升華”。Instagram則以“個人故事型”（52.5%）敘事為核心，通過第一人稱的碎片化、瞬間化的生活分享（如“我們決定在巴厘島多待一個月，愛上了數字游民的生活。”）來增強情感共鳴與身份認同。

3.2 視覺圖景：“山居辦公”與“海灘消費”的文化地理隱喻

小紅書圖片中“工作場景”占比高達45%，顯著高于Instagram的21.8%。在包含人物的圖片中，人物處于“工作狀態”（使用電腦）的比例高達65%（Instagram為39%）。象征遠程辦公的核心符號——筆記本電腦（出現率54%）、咖啡杯（39%）、綠植（48%）——出現頻率均顯著高于Instagram。視覺風格上，小紅書圖片的文字內容占比高達66%，多為招聘信息、技能標簽等實用文本，且四宮格拼圖（17%）等復合排版形式較常見。其自然意象多呈現山脈、沙丘、田野，與工作場景深度融合，形成 “人在景中作” 的視覺敘事（圖3、圖4）。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提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許多國內數字游民社區也依照這一理念進行設計。例如，大理的NCC（Nomad Co-Living & Co-Creating）社區、四川資陽的DNβ數字游民村等，其官方或用戶分享的圖片都強調社區坐落于自然山水之中，工作和生活空間與自然環境有機交融。（圖5、圖6）

圖3 小紅書圖片樣本55 圖4 小紅書圖片樣本72

圖5 小紅書圖片樣本24 圖6 小紅書圖片樣本64

這種視覺建構，呼應了中國作為大陸農耕文明發源地的“戀地情結”。學者段義孚指出，“戀地情結”是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紐帶，當地方在人的體驗中不斷被賦予情感和價值后，它就成為人類自我的有機組成部分。[12]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特性及“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使得自然在文化想象中常被視為精神的歸宿與安寧的源泉，而非征服的對象。山脈意象承載著穩固、根基與生存保障的集體記憶。因此，小紅書上的視覺敘事可被概括為 “新士大夫游牧” ，它延續了傳統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尋求超脫的精神追求，將數字游民生活詮釋為一種在現代社會中“避世而不出世”、于自然中安頓身心并完成事業的修行。這暗合了中國文化對“桃花源”的想象——一個存在于現世之中、調和了世俗勞作與精神自由的理想棲居地。[13]

Instagram圖片更側重“城市景觀”（25.9%）與“社交/聚會場景”（5.4%，小紅書為0）。人物形象中，泳裝出現頻率（28%）遠高于小紅書，太陽鏡等度假符號更常見。視覺風格上更注重構圖的設計感與濾鏡的使用（32%），中心構圖比例高（41%），文字占比低（46%），且文字內容多為地點推薦或簽證信息。其高頻出現的自然意象是海灘、棕櫚樹、日落。在這些圖片中，自然更多作為被凝視、被消費的景觀而存在，人物常以“凝視者”或“體驗者”的主體姿態立于畫面中心，凸顯人對美景的占有與享受（圖7、圖8）。

圖7 ins圖片樣本21 圖8 ins圖片樣本67

這與西方海洋文明的開拓傳統與資本主義的“景觀社會”理論有關。地理環境的開放促進了對外探索與冒險精神，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將自然風景商品化為消費和展示的對象。這種敘事可以概括為 “資本游牧” ，數字游民生活被呈現為一種全球化的、美學化的消費體驗，呼應了西方文化中對“伊甸園”的想象——一個需要去追尋、征服并享受的失而復得的樂園。

視頻內容特征的對比方面，小紅書視頻以中長視頻為主（120秒占65.4%），主題聚焦“職業轉型與經驗分享”（35%）、“生活方式批判與反思”（23%）及“實用工具教程”（19%）。拍攝上固定機位主導（75%），依賴長段旁白與詳細字幕，敘事結構多為“生存指南”式的三段論（痛點－方法－升華），屬于“高豐富度媒體”。Instagram視頻則以短視頻為主（≤15秒占55.6%），主題多為“理想化辦公”（35%）與“冒險時刻”（28%），大量使用移動跟拍（60%）、快節奏剪輯和高飽和度濾鏡，背景音樂輕快，字幕簡短，通過強烈的視覺沖擊瞬間抓住注意力，屬于“低豐富度媒體”。（圖9、圖10）。

圖9 小紅書視頻樣本11 圖10 ins視頻樣本53

3.3 互動生態：現實問題的公共討論場與理想生活的視覺贊美圈

對互動數據的量化分析揭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區參與模式與生態氛圍。如表1及圖11所示，小紅書的互動量（點贊、評論）分布相對集中，方差較小，且整體互動率（基于粉絲量的點贊率與評論率均值）高于Instagram。點贊數與評論數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圖12），表明用戶既有點贊認可的習慣，也積極參與評論討論，體現了強社區互動與公共討論屬性。反觀Instagram，互動數據呈現顯著的“長尾分布”（圖13），即存在極少數獲得數百萬點贊的“病毒式”內容，但大量帖子互動平平。其點贊數與評論數的相關性較弱，普遍存在“高點贊、低評論”現象，用戶更傾向于進行輕量化、低門檻的點贊互動。這種差異與平臺算法機制有關：Instagram的算法易于強化頭部內容的曝光，導致“贏家通吃”；而小紅書的推薦算法相對更均衡，給予中腰部內容更多曝光機會，鼓勵了基于內容的深度交流。

表1 互動數據描述性統計

圖11 小紅書與ins點贊數與評論相關性對比

圖12 小紅書與ins點贊數分布對比圖

圖13 小紅書與ins評論數分布對比圖

評論內容的主題與情感傾向分析（圖14、15、16）更深刻地描述了社群心理的差異。Instagram的評論以“情感支持”（71%）為核心，高頻詞為“Love”“Beautiful”“Amazing”“Great”，積極情感占比高達76%。評論內容多為對照片本身的贊美、對博主生活的羨慕與祝賀，或簡單表達向往之情（如“I wish I could join you!”）。用戶通過積極的情感表達參與并強化了博主所展示的美好圖景。

圖14 小紅書與ins評論詞云圖

相比之下，小紅書的評論生態則復雜多元得多。其評論主題以“信息咨詢”（34%）為首，“情感支持”僅占17%。情感分布上，中性（48%）與消極（22%）情感占比顯著。用戶在評論區不僅提問、求攻略、分享個人經歷，更會展開批判性討論，例如對數字游民社區“割韭菜”的質疑、對“數字游民”概念本身是否是一種“特權”或“騙局”的反思。

圖15 小紅書與Ins評論類型分布 圖16 小紅書與Ins評論情感傾向對比

3.4 博主身份建構：本土化探索者與全球化品牌導師

博主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我呈現，是其進行數字身份建構的核心實踐，兩平臺博主在此方面策略迥異。從基礎信息看，小紅書博主女性占比極高（76%），而Instagram相對均衡（女性48.5%），且后者有更多企業、品牌等組織賬號參與數字游民話題。粉絲量分布上，Instagram博主均值更高但兩極分化嚴重，且粉絲量與互動率的負相關（稀釋效應）比小紅書更顯著，說明其頭部效應與“名人文化”更突出。

昵稱策略上，小紅書博主昵稱豐富多彩，包含直接定位型（如“數字游民××”）、個人IP型（如“裸辭小張”）、流浪文藝型（如“去有瘋的地方”）、趣味符號型（如“顱內精神野人”）等，Instagram昵稱受平臺規則限制更簡潔，更突出職業屬性（如“travelingprogrammer”）、商業品牌（如“Fairytrailapp”）或全球化標簽。

個人簡介是自我定位的濃縮體現，差異顯著（圖17）。小紅書博主簡介中，標注教育背景（如名校學歷）和MBTI人格類型的比例明顯更高。前者折射了中國社會的“學歷崇拜”傳統，后者則顯示MBTI已成為本土互聯網重要的“社交貨幣”，用于快速標簽化身份、尋求群體認同。Instagram簡介幾乎不見MBTI，更側重展示具體技能、作品集、商業服務與成就。

圖17 小紅書與Ins博主個人簡介字段提及率對比

職業身份與價值觀宣言概括了兩種核心敘事模式。小紅書博主傾向展示“斜杠青年”式的復合身份（約30.5%標注2個以上職業），如“數字游民/攝影師/前大廠PM/咖啡店老板”，體現對突破單一職業束縛、探索生活多樣性的追求。其價值觀宣言既有“搞錢實現經濟獨立”的務實主義，又有“人生是曠野”“探索未知”的理想主義，既有對內卷化社會壓力的溫和反抗，又有在動蕩環境中通過副業、轉型等方式主動重構自我意義的積極嘗試。

Instagram博主的職業標簽更集中于“數字內容創作者”“教練/導師”“企業家/創始人”等商業化身份。其價值觀宣言常將“自由”“冒險”與“賦能他人”直接掛鉤，如“我幫助普通人擺脫朝九晚五”“教你如何通過筆記本電腦實現全職收入”。將數字游民生活方式本身轉化為可教授、可復制的方法論與付費產品，兩者都存在自由的悖論——一面批判消費主義，一面將自由包裝為需要付費獲取的奢侈品。

4 討論與反思

4.1平臺：向內滲透與向外延伸

向內滲透體現在平臺通過技術功能與流量規則，將用戶馴化為符合其邏輯的內容生產者。小紅書的“分級流量池”機制與強調互動深度的算法，激勵博主生產結構化的“干貨”與“攻略”。Instagram以視覺吸引力與即時互動為核心，鼓勵博主呈現美學化、積極情感主導的理想化敘事。平臺并非中立的舞臺，而是通過流量這一核心激勵，引導用戶持續生產與其調性相符的內容。

向外延伸則表現為平臺將自身的商業模式與意識形態外溢，深度參與了數字游民文化的媒介化建構。小紅書倡導“標記我的生活”，Instagram強調“連接世界”，這些口號背后是深刻的流量變現邏輯。數字游民博主通過分享生活獲取影響力，進而通過廣告、知識付費、社群運營等方式實現商業轉化。當生活方式成為可展示、可量化的內容商品，“自由”本身也被商品化。平臺在向外輸出一種可消費的、帶有濾鏡色彩的“自由夢想”的同時，也遮蔽了其背后的生存壓力與結構性不平等現實困境。

4.2文化：抵抗敘事與模板收編

數字游民文化在平臺上呈現出一種根本性的矛盾：它既承載著對傳統工作倫理與固化生活的抵抗敘事，又迅速被平臺的流量邏輯收編為新的文化模板與消費符號。

這種抵抗敘事在小紅書上表現為對“內卷”“996”的批判，以及對“可行性自由”和“搞錢方法論”的追求；在Instagram上則體現為對“朝九晚五”的逃離，以及對“世界公民”身份的向往。然而，這種看似個性化的抵抗，很快在平臺生態中被標準化、模板化。小紅書上，“挫折－自立－升華”的成長型敘事合“成為人生大女主”劇本是最熱門的流量密碼；Instagram上，精美的圖片配上“自由可售”的導師式話術也變成一種固定套路。當“數字游民”從一種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變成熱門標簽和流量來源，“人生是曠野，而不是軌道?！边@句流行話術幾乎變成了許多博主的口頭禪，內容生產走向“去個性化”。

4.3 主體：自我剝削與希望實踐

數字游民主體在平臺上的實踐，是一種典型的 “希望實踐” [14]。他們懷揣著逃離傳統束縛、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目標”，相信通過遠程工作、地理套利等“路徑”可以抵達，并以技術賦能和全球化機遇為“動力”信念。

平臺則成為這種希望實踐的放大器與催化劑。通過無數被算法推至臺前的“成功范例”，平臺制造了一種“人人皆可抵達”的進步許諾。這鼓動了大量個體入場，他們不僅消費內容，更積極參與到知識生產、社群消費與自我品牌的構建中。然而，這種充滿希望的主體性，在實踐中極易滑向積極的自我剝削。[15]

為了維持“自由”的媒介化表演，數字游民主體必須保持高度的“自律”與“高效”，不斷進行自我審視與形象管理。他們需要討好算法與觀眾，將生活細節轉化為可展示、可互動的內容，時刻關注點贊、評論等數據反饋。小紅書博主分享“每周工作67小時”的作息，“自律到崩潰、隨時隨地都得干”。Instagram博主展示“清晨5:30起床”的精準日程。主體在追逐理想自我的過程中，可能不自覺地被卷入一種“功績社會”的肯定性暴力之中，用自我剝削的疲憊換取被認可的“自由”幻覺。

平臺與文化、主體的互動揭示了數字游民文化的深層悖論：它既是個體在技術賦權下對新型生存方式的積極探索，也是被算法規訓的“表演性自由”。數字游民的“流動性神話”實質是算法操控下的符號生產，其文化身份既非純粹的本土抵抗，亦非完全的全球趨同，而是在平臺規則與用戶實踐的博弈中形成的“第三空間”。

研究的局限在于樣本的時間跨度與平臺范圍有限，且以內容分析為主。未來研究可結合數字民族志與深度訪談，追蹤數字游民個體的生命歷程與平臺使用策略；亦可納入TikTok、Twitter等多平臺比較，或深入探討該文化中的性別、階級、種族等交叉性議題。

在平臺資本主義日益滲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數字游民文化如同一面棱鏡，解碼這一文化現象，不僅是為了理解一個新興群體，更是為了審視我們所有人如何在數字媒介重構的時空中，尋找工作、自由與存在的意義。

作者簡介

叢秉乾 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實習員，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25屆碩士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