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供強需弱”格局的挑戰與應對

“供強需弱”的宏觀經濟格局長期以來一直存在，過去我國通過出口和國際經濟大循環消化了部分矛盾，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當前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已轉變為大國經濟，而國際市場開放度下降、貿易壁壘增加，持續依賴出口消化過剩產能的空間收窄，導致該矛盾短期內更加突出，已成為制約發展的現實因素。因此，克服“供強需弱”既是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也是迫切的短期挑戰。

“供強需弱”特別是消費偏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資源配置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偏重投資與供給；二是勞動力長期過剩抑制了工資與居民收入增長；三是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

未來政策應從以下幾方面著力：第一，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規范、約束地方政府行為。第二，著力提升居民收入和健全社會保障，這是消費持續增長的根本。第三，大力發展服務業，拓展消費與就業空間。第四，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從單向輸出轉向與經濟伙伴共同成長。最終實現從要素投入、外需拉動向創新驅動和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轉型。

——黃益平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 本文為作者在2026年1月26日的CF40宏觀政策季度報告（2025年四季度）發布會“重建擴大內需的動力機制”上所作的主題交流。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供強需弱”格局的短期化趨勢

剛才張斌和郭凱兩位嘉賓的發言都很精彩。人們常說“一個屋子里三個經濟學家往往會有四種觀點”，今天我特意選擇了一個略有不同的題目，與大家進行做分享。雖然我對剛才他們二位的觀點基本上都表示贊同，但也會有一些差異。

我之所以選擇這個話題，主要是因為結構失衡或擴大內需的矛盾，不僅僅是一個中長期議題——通常我們稱之為“經濟再平衡”。大約二十多年前，溫家寶總理在任時就曾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穩定的、不平衡的，從而是不協調的”。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依然存在。

如果我們關注“十五五”規劃和四中全會建議，其中提到未來五年我們的發展動力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二是擴大內需。目前來看，政策重心似乎更側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中長期經濟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力提升。

但讓我略有擔心的是，如果擴大內需這方面跟不上，可能會強化當前“供強需弱”的宏觀經濟格局。在未來的發展中，集中力量突破新質生產力當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內需持續不足，供過于求的矛盾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這個問題已不僅僅是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很可能已經成為制約當前經濟發展的現實因素。

那么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供強需弱”的局面在改革期間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現。但為什么今天反復討論這個矛盾？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早期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過程中，供給能力很強，需求雖然相對弱一些，但經濟仍然實現了高速增長。

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出口消化了國內潛在的過剩產能。因此，雖然幾乎每年都會討論某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但經濟增長最終并未受到太大影響。

最近發生了一些比較大的變化，我簡要談兩點。第一，國際市場的開放程度出現了顯著變化，貿易壁壘不斷增加。正如剛才郭凱提到的，去年我國出口表現相當不錯，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但這種增長未來能否持續？我對此有所擔憂。

第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經濟已從過去的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這意味著，我們的出口會對國際市場均衡產生影響，貿易伙伴也會擔心：如果中國持續大量出口，是否會影響其本國的產業發展、就業和收入分配？

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當前采取的一些政策就可能與其國內分配不平等問題有關，當然這并非是唯一原因。

因此，未來我國很難再像過去那樣，持續通過高速的出口增長來消化國內產能。這使得“供強需弱”的矛盾，在短期內變得更加突出。換句話說，現在通過國際市場和國際經濟大循環消化“供強需弱”后果的空間正變得越來越小。

綜上來看，“供強需弱”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長期問題，也成為了一個短期問題。

幾周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我看來傳遞出了一些新的信號——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解讀，不一定準確。

首先，我感覺相比之前的印象，這次會議傳遞出的政策信號在支持增長方面，力度可能比預期要更大一些。這意味著政府將通過宏觀政策和其他手段來支撐經濟增長，我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剛才張斌和郭凱都提到了這一點。

其次，關于之前提到的兩大發展動力——新質生產力和擴大內需，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八項重點任務中，第一條是“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第二條是“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

同時，我注意到在差不多同一時間，《求是》雜志網站上發表了總書記的一篇講話，其中重點闡述了擴大內需的戰略意義。我們不必過度解讀，但我的感受是，內需問題確實變得更加重要，已不只是一個長期議題，而是更迫切地擺在了眼前。

這兩個政策重點的改變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從長遠一點的視角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確實正在發生轉變，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從過去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型的增長。第二，從過去很大程度上依賴國際市場消化產能，轉向更加依靠國內市場發揮作用。

消費不足的深層成因

在討論“供強需弱”問題時，我依據的是官方統計數據。不少學者在此之外進行了重新估算，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郭凱他們所做的研究報告，我覺得那些分析很有參考價值。

總體來看，我國“供強需弱”尤其是消費相對偏弱的現象一直存在。其原因有很多，當然，有人會從文化角度解釋，這超出了我的專業范疇，在此不作討論。而且國內不同地區居民的消費觀念也確實存在差異。

如果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較為明顯的原因。

第一，政府資源配置發揮較大作用的經濟體，往往更重視投資。我這樣說可能不夠全面，但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前蘇聯。它曾憑借強大的政府資源動員能力推動經濟增長，在上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但缺點是由于缺乏市場機制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最終資本邊際回報率降至零，經濟發展難以為繼。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問題，但在雙軌制漸進式改革過程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仍扮演著突出角色。目前觀察到的是，地方政府配置資源的偏好，可能與居民或市場自身的偏好存在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對投資、生產和供給的重視程度，可能超過了對消費的重視。

第二，我國在很長時期內存在勞動力過剩問題。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工資水平較為平穩，難以上漲。許多東亞經濟體都曾依靠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推動經濟增長，后來普遍出現一個共同現象：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工資增長緩慢，導致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消費占比在某一階段也隨之降低。

這不只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曾發生。轉折點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當勞動力出現短缺，工資大幅上升，消費才會逐步改善。

第三，我國在改革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消費增長。

但從官方數據看，消費占比的低點已經過去，過去15年其實一直在上升。有人說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越來越大，從數據上看確實如此。當然，消費占比上升起碼部分是投資和出口增長放緩造成的。但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的消費占比與其他新興市場相比仍然偏低，這說明“供強需弱”的問題依然存在。

經常賬戶也在趨于平衡。2025年的數據顯示出了較大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經濟正在不斷走向平衡。無論是投資占GDP的比重、消費占GDP的比重，還是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似乎都在朝積極方向轉變。也就是說，“再平衡”確實正在發生。

去年12月，全球媒體都在討論中國前11個月的貿易順差達到了1萬億美元。根據最新數據，2025年全年約為1.19萬億美元。這個數據占GDP的比重相較于過去的高點可能有所調整，我們的出口表現其實不錯。但為什么大家如此關注這個數字？主要是因為規模太大了。

如此巨大的順差，尤其在中美經貿關系緊張的背景下，讓許多歐盟和東盟國家感到擔憂。他們擔心，如果我們的產品無法進入美國市場，可能會轉向其他地區，從而對其本地產業造成沖擊。我認為，這是我們作為大國經濟在未來需要關注的問題——國際市場對我們出口的反應函數已經發生了變化。

關于低通脹，我不再贅述，這與前述問題一脈相承，當前價格確實比較低迷。剛才郭凱和張斌都做了很好的闡述。張斌強調要明確目標、堅定不移推進，特別是追求價格水平的合理增長；郭凱認為，今年CPI可能會比過去一兩年好一些。如果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是好事，但“供強需弱”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

近期我們出臺了許多以舊換新政策，并正在討論進一步擴大范圍。但歸根結底，消費如果要持續增長，我認為最終還是要靠收入、靠保障、靠信心。

表1 消費品牌指數

我們利用淘寶天貓數據構建了一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它是基于銷售、價格、搜索、好評等維度構建的反映品牌質量的綜合性指數，以線上大數據對品牌評分，以“一籃子”消費品牌的平均分來刻畫消費品質變化。[1]

表中右列反映的是消費品牌購買力最強的十個城市，它們也是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左列則是平均品牌指數最高的十個城市，即所購產品的平均品牌質量最高。有趣的是，排在左邊的十個城市并非通常意義上的一線城市，很多是二線甚至三線城市。

為什么會這樣？我的合作者、中山大學的紀洋教授引入了外來務工人員占比進行分析。她發現，如果一個城市經濟發達、外來務工人員多，其總購買力固然強，但平均消費品牌指數可能會因為這部分群體收入相對較低、平均消費品質相對較低而有所下降。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北上廣等城市沒有出現在左邊這一列。

合理的解讀是：最終提升消費，不僅僅是把城市經濟搞活就夠了，還涉及收入和信心問題。農民工群體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他們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收入相對較低，社會保障也不夠完善，這對消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邁向供需協同發展

簡單做一個總結。我認為，克服“供強需弱”這個問題，是我們未來一段時間需要面對的宏觀經濟重大課題，它既是短期困難，也是長期挑戰。

從積極的方面看，“供強需弱”矛盾已經出現緩解的跡象，一方面，政府已經在采取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市場也在做出相應的調整。但“供強需弱”的矛盾不太可能很快消失，內需的增強也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而還需要積極應對，可能需要一個政策組合而不僅僅是單一的政策工具，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還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尤其需要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當前經濟中所謂的“內卷”問題，既有市場的原因，也有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原因，未來需要進一步厘清：哪些事該由地方政府做，哪些事應該交給市場。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是，修正當前對實際GDP增速的追求，把關注點更多地轉向收入、就業、消費甚至名義GDP增速。

第二，既然要推動消費增長，就必須在收入和保障兩方面下大力氣。以舊換新等政策在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來看，不能一直依靠補貼來維持消費增長。特別是當前我們面臨一系列結構性挑戰——人口老齡化、地方債務、房地產問題等，再加上人工智能革命帶來的影響，公共政策特別是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支持內需方面的作用十分關鍵。

剛才張斌、郭凱兩位討論了財政政策能發揮什么作用，總體盤子基本已定，貨幣政策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長期來看，需要考慮的是：中央政府有沒有可能在公共政策方面發揮多大作用，尤其是在化解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家戶資產負債表壓力方面。

第三，服務業的發展非常重要。這不僅關系到消費，也關系到就業。目前我們對“供強需弱”的討論，大多聚焦于制造業領域，但制造業還能提升多少消費、創造多少就業？我們需要打開思路，服務業可能蘊藏著更大的消費與就業空間，特別是在養老育兒、醫療健康、文體旅游、數字服務、綠色經濟、教育培訓等方面。

最后，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過去我們依靠國際經濟大循環推動長期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作為大國經濟，我們需要考慮如何與經貿伙伴共同成長。這是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問題。

作為大國經濟，任何出口或進口行為都會對國際市場產生影響。這時候，思考如何與伙伴共同成長，才是可持續的道路。通常討論高水平對外開放，關注的是制度型開放，即我國要對規則的制定做出貢獻，除此之外，還需要考慮如何與經濟伙伴發展成長。

之前，我曾經建議中國設置“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即提供援助、政策性貸款和市場化投資，支持全球南方國家的綠色轉型，推動我國綠色能源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領導地位。

注：

[1] 紀洋、黃益平，“中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季度指數，持續更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山大學商學院，https://nsd.pku.edu.cn/xzyj/zsfb/cbi2025/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