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外國人”成為選舉語言中的替罪詞

文︱劉瀾昌

東京街頭的擴音器一向克制，很少出現激烈的煽動性語句。可在1月27日的拉票演說中，丸川珠代把這份克制撕開了一道口子。“外國人已經侵入了我們的生活圈。”這句話被拋出時，語氣并不高亢，卻精準觸碰了當下日本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它不是一句隨口而出的抱怨，而是一種經過計算的政治語言，目標清晰，指向明確。

丸川并非政治素人。她曾是安倍晉三內閣中的環境大臣、奧運擔當大臣，熟悉官僚體系，也懂得媒體傳播的節奏。正因為如此，這番話才顯得意味深長。她并未指認具體對象，也沒有給出事實層面的證據，只是用“侵入”“不安”“困惑”這些情緒性詞匯，描繪出一個模糊卻足夠令人警覺的圖景。它并不要求聽眾理解現實，只需要他們產生聯想。

這類表述在當代政治中并不新鮮。把復雜的社會問題壓縮成一個可以被指認的“他者”，既能轉移責任，也能迅速凝聚支持。在經濟停滯、老齡化加劇、社會流動性下降的背景下，日本社會積累的焦慮需要出口。“外國人”在這種語境中被塑造成一種方便的符號，既遙遠又貼近，既抽象又具體。

丸川在演說中提到，自己在失去議員職位后“體會到了普通人的生活”。這段自我敘述被用來增強可信度，仿佛她的感受來自基層經驗而非政治算計。可她失業的原因并非經濟結構變化，而是政治資金丑聞帶來的個人后果。將個人政治挫折轉化為“普通人體驗”，再把這種體驗投射到“外國人增多”的敘事中，本身就是一種話語置換。

日本并非移民國家，外國人口比例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近年來，隨著勞動力短缺加劇，政府在特定領域逐步放寬引進外國勞工的限制。這一變化確實帶來了新的社會磨合問題，卻遠未到“侵入生活圈”的程度。相關討論本可以圍繞制度設計、勞動保障、社區融合展開，卻被簡化為情緒動員的素材。

批評者將丸川的言論稱為“極端仇外言論”，甚至與納粹主義相提并論。這種比喻之所以出現，并不在于歷史類比本身是否嚴謹，而在于人們對語言滑坡的警惕。納粹主義并非一夜成形，它從日常語言中對“異質者”的不斷污名化開始。把不安歸咎于某個模糊群體，是危險政治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有針對仇恨言論的法律框架，明確反對基于出身和國籍的歧視性表達。自由記者志葉玲指出，丸川的表述可能已經觸碰法律邊界。這并非學理爭論，而是現實問題：當立法者本身使用灰色語言，法律的約束力便會被削弱。規則失效，往往不是被直接推翻，而是在選擇性執行中被消耗。

更耐人尋味的，是排外話語的選擇性失明。志葉玲提到，日本社會中真正引發長期爭議的“外國因素”，包括駐日美軍的犯罪問題，以及“統一教”與日本政界的糾葛。這些議題涉及權力結構、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卻很少出現在排外敘事中。原因并不復雜，它們指向強勢力量，討論成本高，風險大，而將目光投向普通外國勞動者，既安全又高效。

這種差異暴露了排外情緒的本質。它并非對“外來者”的普遍警惕，而是對弱勢群體的定向指責。當政治話語避開真正復雜的問題，轉而在社會邊緣尋找替罪者，民主討論的空間便被不斷壓縮。公眾被引導去擔憂并不存在的威脅，卻無暇審視真實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自民黨近年來在“外國人政策”上的動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保守派政治力量迎合右翼情緒，將身份認同與安全焦慮捆綁在一起，試圖通過文化邊界的強化來穩固選票。這條路徑在短期內或許有效，卻會在長期侵蝕社會的信任基礎。排外并不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也無法逆轉人口結構，只會制造新的裂痕。

網絡評論中那句“外國人侵入生活圈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執政黨里面有‘黑金’議員很有問題”，點中了不少日本民眾的真實感受。它并不為外國人辯護，而是提醒問題的真正重心。政治腐敗、政策失誤、結構失衡，這些才是影響生活質量的核心因素。用身份話題覆蓋治理問題，是一種熟練卻危險的操作。

日本社會并非沒有免疫力。學者、媒體、民間團體持續發聲，對排外傾向保持警覺。正是這些聲音，讓丸川的言論迅速引發爭議，而非被默默接受。這種爭議本身，構成了民主社會的防線。它提醒人們，語言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塑造現實的力量。

選舉語言往往具有放大效應。今天被用來拉票的模糊指控，明天可能演變為具體政策的依據。當“外國人”被反復描繪成問題來源，社會的想象空間便會逐漸收窄。日本在全球化進程中積累的開放經驗，也可能在這種收縮中被消耗。

東京街頭的演說終會結束，擴音器的回聲也會散去。留下的，是這些詞語在公共空間中投下的影子。它們會被記住，也會被質疑。日本正站在一個需要清醒判斷的節點上，決定是繼續用復雜現實換取廉價情緒，還是在不安中堅持理性與法治。這個選擇并不宏大，卻足以影響社會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