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記171：沈巍說全世界的鋼琴都和明代一王爺有關系，真的嗎？

1月25日，沈巍來到了“光二”新組建的名為“蝴蝶山莊”的農家小院，一頭扎進開門就見、拔腳就到的KTV包間里，當了一回切切實實的“麥霸”。

他把各種題材的流行歌曲、戲曲儲備，一股腦地交給了麥克風，過了一把引吭高歌的癮，下午三點鐘到達現場，中途除了吃晚飯的耽擱，大部分時間都泡在KTV室里，展現出他在國學、美術、音樂三輪馬車并駕齊驅的復合底蘊，震懾了他的身邊的人。

在音樂方面，他對中國的各種戲曲的掌握與深耕深度，達到了令行家都嘆為觀止的地步，而沈巍也頗以此為自負，只要一提到戲曲，他就擺出一副PK的派頭，欲與他千方百計激活的對手一決雌雄，只是他始終難以找到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擂選手，只得四處放風，尋找合適的挑戰者，而其中他隔空遙望“德云社”、躍躍欲試登臺挑戰專業相聲演員的戲曲儲備，更成了掛在嘴邊的尋釁貼。

對中國戲曲的復雜的脈絡體系，他能夠條分縷析地厘清溝回，更能夠品嘗出中國戲曲背后的隱藏的人心的秘密，這多少使得聽過他對中國戲曲闡述與吟唱的粉絲，也涌上了對中國戲曲的好奇。

顯然，沈巍對戲曲的解讀方式，能夠把那種高踞在象牙塔上的戲曲藝術，重新拉回到人間煙火的親切感與人性溫度里，這是重新讓高冷、生僻的中國戲曲再度回歸民眾視線的一種可取的生存之道。只是梨園圈子里，少有沈巍這樣的清醒者與講述者，所以戲曲藝術仍然以一種清冷的配角的狀態，在文藝圈里穿插在不冷不熱的冷凍區間里。

而沈巍還有對世界音樂的劍走偏鋒的解讀方式。

這幾天，沈巍在連麥的過程中，從中國明代的音樂家談到了世界的音樂大師，顯現出他對中西音樂的獨到的理解。

他首先提到了一位明代的皇家后裔對世界音樂的貢獻：

——講到鋼琴，這里講一下啊，就是鋼琴的音為什么這么美？

這就是跟我們中國一個明代的偉大的科學家（有關），這個人比較有傳奇的，他本身是個王爺，明代的王爺，他的祖上是封在河南的。

這里要告訴大家，就是為什么明代一些藩王，他不寫安徽人，他說是自己是什么廣西桂林人。你就比如說石濤，他的祖上是明朝藩王，但是他的籍貫是廣西桂林人，因為他祖祖輩輩，從朱元璋開始就把他的老祖宗封在了桂林，不能到北京去了，只能一輩子就是在這個桂林，所以他就承認自己是桂林人。

那么這個（朱載堉）也是明朝的藩王（后代），他長期生活在河南省沁陽，那么他在在歷史上，這個人了不起，也就是說既是科學家，又是，用我們今天話是音樂家。

他的爸爸犯了罪，也就是按照當年的王爺的這個犯罪嘛，他必須要坐牢的。那么他呢就是去代替他爸爸坐牢，意思說，我要替我爸爸贖罪。然后他就放棄王位。他研究什么？研究怎么樣的音樂絕律才能夠達到和諧。

他就是發明了一個叫十二平均律，這個律，那大家都知道鋼琴要調音的，這個就是十二平均律，就達到這個高度了，那才音樂最和諧。

所以全世界的鋼琴都跟這個朱載堉是有關系的，因為他這個十二平均律比外國發現的要早。——

沈巍用口語化的閑聊風格，推出了一位明代王爺出身的科學家，那么歷史書中是如何記載這位明代的創新奇才的呢？

我們找到一本王伯軍著的《人才與人文：一個人才工作者的實踐和思考（增訂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書，可以看到對這位明代發明家的介紹：

——創新人才朱載堉

明代杰出創新人才朱載堵堉，是明仁宗庶子鄭恭王朱厚烷的世子、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孫。

萬歷十九年（1591年），朱厚烷病逝，朱載堉為世子，本可承繼王位，但他上書皇帝，甘愿放棄。讓爵之后，他專心于音律和數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他第一個發現并應用了“十二平均律”原理，解決了長期以來黃鐘律經過一個循環以后不能還原的科學美學之遺憾，并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入西方，音樂大師巴赫創作的《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就是根據朱載堉的理論寫成的。

他第一個提出舞蹈學概念，并詳細描繪了世界最早、最完備的舞譜、舞圖；他第一個得出數學上求解等比數列的方法，并解決了不同進位制的換算方法，而且在算盤上實現開方運算。

李約瑟評價說：“朱載堉雖然遠離歐洲，但他同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圣人。”

朱載堉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歸功于三個方面。

一是不迷信權威，具有懷疑精神。古代以來的律學家，或尊司馬遷，或尊班固，或拘泥于《通典》；而朱載堉卻博覽群書，批判地繼承前人的經驗和教訓，首創了“十二平均律”。德國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說：“有一個中國王子叫朱載堉的，他在舊派音樂家的大反對中，倡導七聲音階，天才地把八度分成十二個半音并發明了變調的方法。”

朱載堉還創新了許多觀念，比如，在我國古代殿堂音樂中有“堂上為尊、堂下為賤”的說法，而朱載埼卻認為堂上樂器和堂下樂器的分別是根據樂器發聲大小的不同而確定的，樂器本身并無高低貴賤之分；在對待禮樂問題上，有人認為上古先王制定的“禮樂”是至高無上的，其制度是萬世不得更改的，任何的新聲、雜樂都應該受到鄙視。而朱載堉認為，只要具備了“和”的審美標準，古樂與今樂都是一樣的。

二是注重實踐。朱載堉一生都在進行實踐和科學實驗。為了證明“十二平均律”的合理性，他親自動手制作了定律器，不僅詳細敘述了律準的形制特點，還在兩側分別標刻新、舊二率的律數，以便人們作比較。朱載堉以科學實驗為依據，經過周密的思考，撥清了很多音樂上的“迷霧”。

三是重視數量邏輯關系。近代科學的一大特色是用數量表示概念。朱載堉非常重視數理研究和科學結論的數理表述，在其音樂著作中就充分體現了他對數學的運用，如圓周率的計算，用算盤進行開方運算，等比數列中項的確定方法等，為其創建“十二平均律”奠定了基礎。

對于這一點，畢達哥拉斯提出的兩句傳世名言可以拿來印證：其一，“音樂是能聽得到的數（比率）”；其二，“數比（比率）越單純，其音程越和諧悅耳”。

朱載堉將科學家的理性與藝術家的激情進行了完美的結合，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拿起應該拿起的，放下可以放下的，胸襟寬廣，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成為科學與藝術的巨星，并以自己的品格，受到了老百姓的愛戴、理解與尊重。

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嚴濟慈先生曾撰寫一副楹聯：“九峰隱名宦，七疏讓國高風仰九洲；丹水揚翰墨，十二等律歷算聞四海”，這副楹聯基本概括了朱載堉這位杰出創新人才的一生。——

前一陣，互聯網上掀起了一股推崇《永樂大典》的吹捧旋風，說是西方的科學文明，都是從《永樂大典》抄過去的，事實證明，這是夸大其辭的一種臆想。

不過，沈巍說西方的鋼琴聲律來自于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的發明，卻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可。

在戴念祖所著的《文物中的物理》（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一書中，詳細地說明了逐漸被人們認識到的朱載堉對鋼琴發明的貢獻：

——朱載堉的學說到歐洲后，卻引起了轟動。直到幾十年前，歐洲人還為等程律的優先權跟我們打筆墨官司呢！

在西方，最早建立等程律理論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荷蘭數學家和工程師斯泰芬（Simon Stevin，1548—1620年），比朱載堉小16歲；一個是法國科學家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年），比朱載堉小56歲。當時傳教士來往中國，學術信件紛紛郵至歐洲，斯泰芬因聞中國加帆車而仿造之。因此，英國李約瑟博士經研究后斷論：

平心而論，在過去的300年間，歐洲及近代音樂有可能曾受到中國的一篇數學杰作的有力影響……，第一個使等程律數學上公式化的榮譽應當歸之于中國。

事實上，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物理學家亥姆霍茲（H. von Helmholtz，1821—1894年）以及將他的著作《論音感》譯成英文的譯者埃利斯（A. J. Ellis，1814—1890年）都曾經講過，等程律是中國“這個有天才和技巧的國家發明的”，“發明人據說是一個王子”。

朱載堉的等程律學說到歐洲之后，歐洲人發明的鋼琴在19世紀初期開始用等程律調音，使得鋼琴成了現代樂壇上的樂器之王。創建鋼琴調音的等程律數學理論是一個民族智慧的體現。隨著鋼琴的日益普遍，亦隨著近代中國國勢逐漸衰落，大多數歐洲人從鴉片戰爭以來都不會相信等程律是中國人創建的。加之，斯泰芬的手稿未曾注明日期。因此，20世紀30年代起，一些歐洲學者開始與中國學者爭奪這項優先權。

1975年，一位自稱“中國通”的美國學者撰寫了長篇論文，將斯泰芬完稿時間定在1585年，也就是朱載堉為闡述等程律的重要著作《律學新說》作序之后一年；并在文中以極大篇幅說明朱載堉的等程律沒有用解等比數列的公式，等等，最后他在文章結論中說，“要抹去在王子載堉等程律成就上虛幻的光環”，“至少應當讓斯泰芬和朱載堉平均分享這份優先權”。

在這位美國學者的論文發表之后，中國學者通過多年研究，于1986年發表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在時間上，朱載堉是在1567—1581年間完成創建十二等程律的理論的，遠早于斯泰芬；在數學上，如前所述，朱載堉的數學方法、結論和公式是完善的、無缺的。因此可以說，鋼琴是歐洲人的偉大創造，而鋼琴的靈魂，即它的調音數學理論，卻是中國人用智慧鑄成的。

這位美國學者畢竟是學者，而不是政治家。事后他自己承認，他雖然曾于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某大學任教，但“漢字不識一百”，推論難免有誤，顯示了他的學者風范。這場爭論鞏固了朱載堉作為等程律創建者在世界科學史和音樂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沒有等程律的數學理論，就不會有今天的宏偉壯觀的音樂藝術。——

沈巍極其推崇科學的原創性，所以，他一直聲稱馬斯克的科學貢獻是應該列入頭部序列。而現在看來，他對朱載堉的推崇，也是因為在同時期，朱載堉對世界科學作出了領先性的成就，只是當時的社會體制難以容忍他的這種超前的科學發現的存在，直到今天，朱載堉的成就也是鮮為人知。

中國歷史中的“考工記”脈線系列的科學發明，在沈巍的話語中作為一種遠甚于國學的文化精髓，予以推廣傳播，背后我們看到的是沈巍對知識傳播體系的整體考量與精準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