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案之后，我們是否該為義和團平反了？

一、義和團之父之死

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臘月三十，蘭州城。

天空飄著細雪，八旗會館里卻格外冷清。

前山西巡撫毓賢被押解至此，等待正月初六開印后發配。

誰料初一中午，一道十萬火急的電報從京城傳來，上面寫著：“毓賢禍國殃民，罪大惡極，非充發可以蔽其辜，就地正法具報。”

據說，慈禧本想將毓賢發配新疆，保他一命，但負責對外談判的李鴻章，帶來列強們的要求：“其他人可以活命，但是山西巡撫毓賢必須死！”

列強代表之所以痛恨毓賢，因為他就是義和團運動之父。

正是在毓賢擔任山東巡撫期間，該剿為撫，將義和拳改為義和團， 并授“毓”字旗， 使義和團不僅具有官方認可的身份，而且就是打著他本人的旗號；調任山西后，毓賢 對義和團首領"款若上賓"， 甚至親自擔任"義和團統領"，公開宣稱："義和團確系義民，其魁首有二，一即我，一即鑒帥也（李秉衡字鑒堂，原任山東巡撫）"。

也是毓賢進京游說諸位大員，得到了莊親王載勛、大學士徐桐等人的支持，并讓慈禧下了支持義和團的決心。

如今八國聯軍已經入了北京，辛丑條約簽訂，毓賢自然成了罪大惡極的罪魁禍首。

毓賢接過電文，只淡淡說了一句：“君要臣死，哪敢不死。”便再無他言。

他要來筆墨，寫下自挽聯：

“臣死國，妻妾死臣，夫復奚疑，最難老母九旬，稚女十齡，未免凋傷慈孝治；

我殺人，夷狄殺我，亦有何憾。所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空嗟辜負圣明恩。”

沉吟片刻，他揮毫又寫下第二幅：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獄；

君恩我負，君憂誰解，愿諸公老成謀國，切須早慰兩宮心。”

從自挽聯可以看出，毓賢認為自己光明磊落，死得其所，只是愧疚家人無所依，國家無所報。

正月初二，春節第二天，卻成為毓賢的行刑之日。蘭州百姓聽說此事，紛紛趕來為毓賢送最后一程，萬民舉著請愿書，請求赦免毓賢死刑。

其中還有不少逃散到蘭州的義和團民眾，甚至瘋傳有人打算劫法場，于是本來定于春節后行刑，硬是提前到正月初二，讓人來不及準備。

毓賢被押赴刑場時，沿途百姓沉默不語，卻無人喝彩。他身著囚衣，目光平靜，仿佛早已預料到這一刻。行刑前，他最后高呼：“勿忘國仇！”聲音雖不高，卻如驚雷般炸響在蘭州城上空，久久回蕩。

行刑時，劊子手手抖未斷其首，毓賢在血泊中呻吟不止，慘不忍睹。一旁的戈什哈見此慘狀，泣不成聲，奪刀補砍，一代封疆大吏就此殞命。

毓賢

毓賢一生兩袖清風，在晚清那個腐敗成風的官場，實屬一朵奇葩。

在八國聯軍已經入侵北京之后，毓賢意識到事不可為，就地遣散了這些拳民，以免他們被誅殺牽連。但帶頭的大師兄不干啊，你讓我們來我們就來，讓我們走我們就走，我們豈不是很沒面子，要我們走也行，得給錢啊？

于是毓賢說了這么句話：

“吾服官以來，清剛自矢，別無藏鏹余財，可以為諸英豪壯行色。無已，吾惟有敝衣數箱，爾輩向質庫取銀，作川資何如？”

隨后，他吩咐身邊的下人：

“命從者出箱示之，皆破爛不堪衣著之物。”

眾人感慨，毓賢真的是一個清官啊，隨后，義和團就地解散，各奔東西去了。

毓賢死后，民間有人偷偷為他修建祠堂，有人唾罵他是禍國殃民的罪人，也有人嘆息他不過是朝廷的替罪羊。但無論如何，他那句“勿忘國仇”卻深深烙印在百姓心中。多年后，當人們提起毓賢，總會想起那個雪天，想起他臨刑前的吶喊，想起那段動蕩歲月里的家國恩仇。

傳統史學家對毓賢的評價往往是負面的。雖然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一個清官，但認為像他這樣的清官為禍更烈。清末文學家劉鶚在《老殘游記》中評價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

因此，毓賢的評語就是剛愎自用，殘忍好殺，盲目排外，禍國殃民。甚至為了詆毀他，還特意編排了一些弱智段子，如下圖：

在中國人不自信的時代，河殤派大行其道的時代，崇洋媚外盛行的時代，這樣的言論大有市場。但如今時過境遷，中國人自信起來了，可以正視那段屈辱的歷史。再加上西大燈塔國的形象一崩再崩，愛潑斯坦案揭露西方權貴殘害兒童，食人、用活人進行黑暗祭祀的行徑被揭露，我們是否需要反思一下：

毓賢不是錯了，而只是敗了？

如果他有錯，是否只是錯在缺乏斗爭的藝術和手段？

但這可能過于苛求了。

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在晚清那個絕望的環境，耳聞目睹外國教會在國土上，肆意殘害中國百姓，荼毒兒童的，恐怕也會San值狂掉，只恨刀揮得不夠快吧！

二、毓賢殘忍好殺？

毓賢，生于1842年的山東，他出生那一年恰逢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朝蒙受重大國恥。他的字佐臣，從他的表字可以看出，他的志愿是輔佐朝廷，成為肱股之臣。

毓賢身份比較特殊，并非滿人，也非漢人，而是出身于內務府漢軍正黃旗包衣。他是服務于皇室的漢人包衣（家奴）家庭出身，屬于旗人群體，但民族血統是漢人。家族幾代人為皇室服務，生活、晉升渠道完全在八旗體系內，他們通常自視為“旗人”，并在政治立場上往往比滿洲貴族更為保守和忠于清室，以顯示其“自己人”的身份。毓賢極端的排外和忠清行為，某種程度上也帶有這種身份的烙印。

毓賢并沒有通過科舉進入官場，而是捐了個監生，所謂監生其實并不是官，而是能獲得進國子監讀書的資格，或者叫候選官員。在苦等十年之后，他才等來了實缺，也就是曹州知府。

從此之后，毓賢就正式進入了官場，但這個人很特立獨行：

作為一名漢軍旗的人，他既沒有向洋務派大臣李鴻章或張之洞等靠攏，也沒有向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靠攏，更沒有向頑固派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等靠攏，是名副其實的“裸官”。他能官至山西巡撫，憑借單槍匹馬萬萬不行，自然也有他的伯樂，也就是慈禧太后！

他之所以能入慈禧太后的法眼，完全在于他的為官之道，其中最讓他引以為傲的，也是他自己經常提起的便是“三不主義”：

“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

引申出來，就是講他要做一個一心為國為民的清官！

當時的曹州盜賊流行，他一上任就大力打擊，并發明了很多嚴酷的刑罰，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站木籠”：

所謂站木籠，就是制造一種木籠，木籠上端是枷，可以卡住嫌犯的脖子，讓嫌犯懸在空中，腳下再墊上幾塊磚，讓人似踏非踏。而籠子內呢，又遍布著鐵釘，嫌犯稍一動彈就扎得鮮血淋漓，痛不欲生。

近代小說家許指嚴曾經見過毓賢給嫌犯行刑的場景，他還聽到毓賢對人講：

“我到任兩個月，站死三百七十多人，可是盜風仍未滅絕，曹州人真強硬！”

就這樣，他在曹州任上，三個月就殺了2000人，不僅收獲了老百姓賜予的“屠夫”稱號，還收獲了朝廷給與的“善治盜”嘉獎：

“光緒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盜，不憚斬戮。”

過去常用這段史料，抨擊毓賢殘忍好殺，但是卻沒有人深究“亂世用重典”背后的緣由。清末由于黃河改道、漕運衰落，導致魯西南農業經濟崩潰，大量農民失去生計。綠營兵制腐朽，地方防務空虛，盜匪得以形成武裝團伙。基層保甲制度失靈，官府控制力下降，形成權力真空。曹州地處山東、河南、直隸三省交界，行政管轄交錯，成為事實上的三不管地帶，成為土匪天然溫床。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真正的統治者是毒販團伙，當時的曹州匪幫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地匪幫裝備洋槍、土炮，馬隊規模龐大，行動迅捷，常能擊潰清朝地方綠營部隊。占據邊緣地帶的圩寨（土圍子），筑有防御工事，與官府長期對峙。

匪幫常常成群結隊公開攻打附近的集鎮，如沙土集、龍堌集等，焚燒店鋪，搶掠財物，商戶常被洗劫一空。為獲取錢糧武器，他們還有組織地攻擊民間自保的村莊圩寨。破寨后往往進行屠殺、強奸和裹挾壯丁入伙。

匪幫出現了綁票勒贖（“架票”）專業化，專門綁架富戶家屬（尤其是孩童）以勒索巨額贖金的“吃腥隊”。若贖金不及時，常“撕票”（殺害人質）。對被綁者施以“壓杠子”、“燒香火”等酷刑，以逼迫家屬就范。時人記載“被架者非傾家蕩產，不能贖回，否則立死于非命”。

對抵抗者或俘獲的官差、團練，常用割耳、挖心、肢解等極端殘忍手段處死，以恐嚇地方。在集市等公共場所公然行刑殺人，挑戰官府權威，震懾百姓。

部分匪首本身即是地方豪強或兵痞，亦盜亦官亦紳，黑白通吃。賄賂官府衙役、兵丁充當耳目，導致清剿行動常常泄密。

由于匪幫橫行，對社會經濟的毀滅性破壞：

主要商道盜匪出沒，商旅斷絕，嚴重阻礙了本已衰敗的區域經濟。農民不敢遠出耕作，大量田地拋荒，加劇了饑荒和流民問題，形成“匪民互生”的惡性循環。

這么一個土匪窩子，請問你打算去以德服人嗎？

毓賢通過嚴刑峻法，迅速止亂，避免讓災禍蔓延，防止更多百姓飽受荼毒。

毓賢治理曹州并非以為殺戮，而是剿撫并重的組合拳：

除了創設“站籠”等酷刑，公開處決匪首，形成心理震懾之外，他還推行“就地正法”簡化司法程序，提高打擊效率；建立密探網絡精準打擊匪窩。

他組織編練鄉勇，選拔青壯組建地方武裝，配合官兵清剿，這也是后來他說自己就是義和團魁首的依據；推行聯保制度，“十家連坐”，強化基層監控；區別對待“慣匪”與“脅從”，除了罪大惡極者，允許悔過自新；設立交通管控，在要道設卡盤查，切斷土匪補給線。

他還推出了一些安撫措施，災年設粥廠緩和社會矛盾，懲治劣紳侵占田地行為，

組織官府主導的商隊保障貿易安全。

正是這一連串的組合拳，才讓他贏得了民心，恢復了曹州的安定，并非一味血腥鎮壓。否則，在中國這片充滿斗爭精神的土地上，只會越剿越反。

三、毓賢與巨野教案

1897年11月1日夜，陰云密布。

十多個手拿匕首，短刀的黑衣人，闖進山東曹州巨野縣磨盤張莊教堂，殺死了在此借宿的德國神甫能方濟和韓理迦略。能、韓二人原本分別在陽谷和鄆城一帶傳教，因去兗州天主教總堂參加"諸圣瞻禮"，路此天晚而宿。薛田資聽到動靜后發現情況不妙，倉惶逃往濟寧，電告德國駐華大使并轉德國政府。

這就是引發德國出兵奪取膠州灣（即青島）的“巨野教案”，和前后發生的“大足教案”“冠縣教案”，并稱為清末三大教案，并揭開了義和團運動的序幕。

外國人對巨野教案場景的描繪，中國人的形象都是野蠻兇神惡煞

這些黑衣人都是當地的鄉民，原本是向當地神父薛田資（德國人）尋仇的。薛田資一個憑借自己外國人身份，在中國境內為非作歹，他擔任巨野駐堂教甫后，便和當地貪官污吏混在一起，四處敲詐勒索，霸占百姓資產，橫行霸道。薛田資還不分好壞，肆意招收信徒。當地的地痞流氓無賴紛紛加入教會，依仗著薛田資的庇佑，在巨野四處作亂，為虎作倀。

這也是德國教會老傳統了，當年如果不是壓榨這么狠，也不會讓德意志成為宗教改革的中心。如今不能在國內亂搞，于是跑到中國來撒野。

但好客的山東人民，怎么能能跟逆來順受的日耳蠻懦夫相提并論？

他們也不慣著，直接來個血債血償。

案件發生后，清廷在德國強大壓力下嚴令破案。作為直接負責的地方官，毓賢展現出其在曹州任內一貫的雷厲風行作風，迅速派兵調查。毓賢動用軍隊和衙役，在曹州府及周邊進行了大規模搜捕，短時間內抓捕了數十名嫌疑犯，其中多數是當地民間武裝成員或與教會有宿怨的平民。

審訊過程沿用其“嚴猛”風格，存在嚴刑拷打。最終，官府認定案件系當地民間組織“大刀會”成員惠潮現、雷繼身處主謀，另有眾多參與者。

為迅速結案以平息德國怒火，清廷和毓賢主導的當地官府迅速判決。惠潮現、雷繼身等兩人被處決，另有多人被判處徒刑或刑杖。此外，巨野、菏澤等地的多名地方官被革職。

此案的處理遠非毓賢一級地方官可以主導，迅速上升為國家外交事件。德國以教案為借口，于11月14日出兵強占膠州灣。最終，中德于1898年簽訂《膠澳租界條約》，除懲兇、賠款、道歉外，德國據此條約租借膠州灣99年，并獲得了在山東修筑鐵路、開礦等特權。山東由此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

毓賢在此案中表現出高效的執行力，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清廷“迅速息事”的要求。這鞏固了他在朝廷（尤其是保守派）眼中“能吏”的形象，為他后來升任山東巡撫埋下伏筆。

然而，此案的處理過程（大規模抓捕、嚴刑、速決）及其災難性后果（德國強占膠州灣），極大加深了毓賢對洋人借端訛詐的憤恨，以及對“民教矛盾”本質的認知。他開始深刻反思，是否自己做錯了，并暗中重新調查教案的原委，這直接影響了他日后對義和團的態度。

四、消滅食人魔！

自從1858年清政府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天津條約》之后，外國傳教士便獲取了在中國境內隨意傳教的權利，分布在中國的各個地方建立教會傳教。其中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并非善類，他們憑著自己的外國國籍身份在中國肆意妄為，引起中國民眾的不滿。比如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1891年爆發的丹陽教案，起因都是當地民眾發現教堂（育嬰堂）收養的大量嬰兒死無全尸，慘不忍睹，因而產生了教士用“活人做藥”的傳言。

毓賢通過一系列調查，形成了西方人都是食人惡魔的認知，為日后激烈的排外行動埋下了伏筆。

首先，毓賢對西方醫學的負面認知，可能一部分卻是來自文化差異，以及對西醫的誤解。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在華開展醫療活動，一方面確實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先進的醫療服務，另一方面也因文化差異和操作不透明引發諸多爭議。例如，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嘉約翰于1866年在廣州開設博濟醫校，不僅傳授西醫知識，還進行人體解剖教學。毓賢作為山東地方官員，可能通過商旅傳聞，官員往來或民間傳言了解到這些情況，儒家傳統講究尊重遺體完整性，入土為安，尸體解剖在他看來純屬邪惡行徑。

其次，毓賢對西方"食人"傳統的認知，一方面來自他實地走訪調查的結果，教堂收養嬰孩，九成九最后都變成了殘缺不全的尸體，這在當時是普遍共識。另一方面，民間早已長期流傳的"挖眼剖心"謠言。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在中國民間廣泛傳播，天津教案中"洋人用小孩眼睛和心肝配制新式西洋藥"的說法尤為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空穴來風的謠言，而是與西方歷史上的食人傳統存在某種呼應。西方古代醫學確實存在"以形補形"的觀念，認為食用年輕人體的某些部位可以增強自身活力。這種觀念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尤為流行，貫穿整個中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如《荒誕醫學史》《食人與尸療》一章所記載的，西方古代醫學信奉"以形補形"，認為"吃年輕有活力青壯年的身體，吸他們的鮮血，特別有利于健康"。

綜合來看，毓賢的極端排外立場，源于他對西方"人體利用"傳統的直接或間接觀察與認知，這種認知與民間長期流傳的"洋人食人"傳言相互強化，形成了其對西方傳教士和外籍教士的極端敵意。

毓賢于1899年7月出任山東巡撫，這一任命對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作為一位極端排外的官員，毓賢在山東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為義和團運動的合法化鋪平了道路。

首先，毓賢提出了"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原則，這一原則成為其處理義和團問題的指導方針。在平原縣杠子李莊教案中，毓賢一方面派兵彈壓，另一方面將袒護教民的知縣蔣楷撤職查辦，并派濟南知府盧昌詒"親往撫綏"平原義和拳，同時通令山東各地義和拳、大刀會等一律改稱"民團"，允許朱紅燈所部義和拳建立旗幟，皆署"毓"字。在奏報中，他寫道：

“教堂收納教民”，“魚肉良儒，凌轢鄉鄰。睚眥之嫌，輒尋報復，又往往造謠傾陷”，“百姓遂多不服”，而地方官“辦理洋務交涉，多以遷就了事；每接彼族指拿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從其意。”又說：“東省民風素強，民俗尤厚。際此時艱日亟，當以團結民心為要圖。”

這一舉措標志著義和拳正式轉變為官方承認的義和團，為其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次，毓賢對西方傳教士采取了區別于其他地方官員的態度。在處理教案時，他強調"秉公訊斷"和"持平辦理"，但實際上對教民采取了更為嚴苛的立場。毓賢曾上奏指出："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辦理。"然而，他實際執行的卻是"懲首解從"的策略，即對教民首領嚴厲鎮壓，對普通教民則相對寬容。這種策略一方面試圖控制局勢，另一方面也為義和團的活動提供了空間。

再者，毓賢對西方傳教士的醫療活動，采取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他在山東巡撫任內，曾多次上奏指出教會醫院和育嬰堂的管理問題，如育嬰堂內"無一活嬰"的情況。這種態度可能源于他對西方"人體利用"傳統的認知，以及對傳教士可能從事非法人體實驗的懷疑。

最后，毓賢的極端排外立場得到了清廷保守派的支持。他與協辦大學士剛毅為莫逆之交，與端王載漪、莊王載勛等滿族權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這種政治關系為他在山東推行排外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也為其后來被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埋下了伏筆。

毓賢在山東的政策為義和團的興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為清廷與列強的關系埋下了隱患。外國公使（如美國康格）對毓賢的極端排外立場極為不滿，紛紛要求清政府更換山東巡撫。1899年11月，毓賢被革職，由袁世凱繼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后立即對義和團采取了嚴厲鎮壓措施，迫使山東義和團向直隸等地轉移。

1900年，毓賢被重新起用為山西巡撫，這一任命標志著其排外政策進入了一個更為極端的階段。山西原本并非義和團活動頻繁的地區，但在毓賢的推動下，山西迅速成為義和團運動的中心區域之一。

此時，他對洋人的行徑有了更多的認知，進一步加深了對方都是食人惡魔的印象。在他眼里，吃人的洋人不能算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有一個殺一個，有兩個殺一雙。至于跟洋人站在一頭的教民，作為同黨加以消滅。

毓賢在山西采取了系統性的排外行動。他一方面對傳教士采取了更為嚴厲的監控措施，另一方面則對義和團首領"款若上賓"，甚至親自擔任"義和團統領"，公開宣稱："義和團確系義民，其魁首有二，一即我，一即鑒帥也（李秉衡字鑒堂，原任山東巡撫）"。這種公開表態大大激發了山西民眾的排外情緒，為義和團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毓賢的大力推動下，山西的義和團運動迅速發展，并將矛頭指向外國教會和教民。某種程度上，投靠外國人的教民挾洋自重，狐假虎威，比洋人更可惡。

1900年6月27日，壽陽縣城發生了暴亂，義和團燒毀了傳教士愛德華的醫院，這一事件成為山西教案的導火索。

7月9日，毓賢緊閉太原城門，派兵將城中所有外國人"護送"到衙門，接受審訊。首先被斬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隨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衙門大堂前的院子里被斬首。當天被殺者包括33名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傳教士，和10多名中國信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害者中包括11名兒童，如Atwater夫婦的幼女。

在山西全省范圍內，毓賢展開了對傳教士和中國教民的大規模屠殺。從1900年6月至8月底，山西全省共殺害外國傳教士191人（包括46名兒童），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余間，成為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這種系統性的屠殺遠超山東時期的"剿撫兼施"，顯示毓賢的排外立場，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程度。

客觀地說，洋人和教民不全是壞人。但是這類群眾運動一旦發動，擴大化甚至極端化在所難免。要論排外，英格蘭曾經把猶太人殺到一個都不剩；要論極端，歐洲人相互廝殺的宗教戰爭，烈度比這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比如宗教改革的故鄉德意志，因為宗教仇殺開展的三十年戰爭，消滅了60%的人口。

至于對毓賢的評價，怎么也得比一邊暗地里賣國，一邊給子孫后代留下幾千萬兩白銀的李合肥，要強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