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峰之子口述：父親的諜報人生

本文轉自《新周報》，據《三聯生活周刊》吳持生/口述 吳琪/整理

導讀:王震將軍曾稱吳德峰夫婦是“隱秘戰線的卓越領導人”。而國民黨刊物上，曾這樣描述吳德峰：“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老奸巨猾吳德峰。”吳德峰在大革命時期曾任武漢國民政府的公安局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武漢市首任市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本文為其子吳持生口述。）

大革命時期的公安局長

吳德峰

父親（本文口述者吳持生為吳德峰之子）于1896年出生于湖北保康縣的一個士紳大家，我的曾祖父吳國弼曾在清朝任官，辛亥革命時期當過鄂省臨時議會議員，受“維新”、“變法”的影響，送兩個兒子吳元澤（我的二伯祖父）和吳元鈞（我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

吳氏兄弟學成回國后，在辛亥革命時期官至少將和中將，黎元洪任大總統時，聘請吳氏兄弟進京為幕僚，仕途順利。另一方面，兄弟倆也很會做生意，他們翻譯日本的軍事書籍在國內賣，賺了不少錢，又因為有軍權，倒賣槍支彈藥和人丁，在武漢買下了大片房產。當時，武漢從蛇山到黃土坡（現在的首義路），方圓數里全是吳家房產。

蕭楚女

父親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董必武任校監，陳潭秋是他師兄。這期間，他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曾與毛澤東等有過書信往來，和蕭楚女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24年2月，在董必武、陳潭秋的堅持介紹下，黨組織批準接納了這個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系極復雜的知識分子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7月，父親當選為改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員。

1925年，根據黨的指示，父親開辦崇實中學，成為傳遞秘密情報的一個據點。也正是這一年，父親根據組織指示，以公開身份加入了國民黨。父親受過非常好的教育，能說英文，精通樂器，擅長體育、醫學，再加上富裕的家庭背景，使得他與國民政府高層交往密切。后來，他當上了武漢國民政府公安局長。又由于父親和陳公博都是武漢國民政府的常委，父親特意和他搞好關系，來刺探汪精衛的情報。

戚元德

我的母親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漢，在湖北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時與父親相戀。當時“女師”有三朵校花：“白胖高”蔡菱香，“美人蕉”楊子烈，“人人愛”戚元德。后來，蔡菱香嫁給了歐陽欽（注：中共早期高干），楊子烈嫁給了張國燾。母親和父親志同道合，兩人一起加入了共產黨，做秘密工作。

籌備組建中央交通局

1926年的吳德峰

大革命失敗后，父親遭國民黨右派秘密追捕而逃離武漢。1928年底，中央派我父親任河南軍委書記，去開封消滅叛徒特務。任務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來找父親談話，要他籌備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長，直接受恩來同志的領導。

要知道，秘密交通是連接白區、蘇區、敵占區、根據地，黨內各級組織進行情報聯絡、信息溝通、物資運輸、人員調配輸送的渠道。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組織機構上是絕對嚴謹機密，單線聯系的。所以，父親后來總是說：“間諜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當間諜的只有三條路：對黨不忠誠，黨會處理你；對黨忠誠的，敵人要處理你；如果叛變，敵人用完你之后也會收拾你。”為此，從做秘密工作開始，父母都知道自己是命懸一線。

1928年底，黨秘密構建了全國交通網，主要線路有三條：一是北方線，從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長江線，從上海至漢口；三是南方線，上海至廣州。而父親任職后，1930年秋冬，為了完成轉移任務，領導中央交通局又專門開辟了一條由上海經過香港、汕頭、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蘇區的新路線。

為了解決蘇區的物資供應問題，父親想到了“開鋪子”的辦法。蘇區缺什么物資，就開什么鋪子，這樣既解決了交通站的問題，又可以避免被敵人發現。到1931年，中央交通局在去中央蘇區的線路上形成了若干個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

從1930年開始，中央交通局通過各交通線護送領導干部到蘇區，主要由父親領導部署，送到蘇區的干部有項英、任弼時、劉伯承、伍修權、周恩來、聶榮臻等。

在西安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父親在長征中負責保衛工作，他回到延安后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周恩來考慮到父親對敵斗爭經驗豐富，將他作為隨從人員帶到西安。“西安事變”解決后，周恩來找父親談話，中央決定留他在西安負責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此時，共產黨在西安有三個機構，公開組織是伍云甫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陜西黨委書記歐陽欽領導的地下黨，處于半公開狀態；父親領導的秘密情報工作則完全隱秘，沒有機構名稱，沒有頭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開，父親就對西安社會各階層做了詳細系統的調查，國民黨頭面人物及夫人們的情況、社會關系，他都了然于胸。他還安排母親在東北軍辦的子弟學校任教，讓她往來于教育界、軍政界和太太們之間，通過交往刺探情報。

父親在西安曹家巷12號搞情報工作時，13號原本是位姓趙的房主，卻突然改住了國民黨十戰區政治部主任和特務機關。黨內有人主張立即搬家，但是父親認為“燈下黑”，誰也不會想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這樣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于是一直在那兒辦公，直到1939年夏天環境更為嚴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12號時，秘密情報工作根據需要陸續增加了內勤、外勤、機要、譯電人員，大家住在一起，裝作是一家人。我父親的身份由《工商日報》記者，變為國民黨38軍高參。38軍的趙壽山和共產黨的關系很好，父親頂替了一個人的名字潛伏其中。

在西安的情報工作非常成功，國民黨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報的人員，都被策反加入了共產黨。聽說解放后張治中去西安調查，在寫給蔣介石的萬言書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3部共產黨秘密電臺，你的命令發出后不到兩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

武漢特別市市長

1948年，吳德峰與妻子戚元德及小女兒吳持生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全面戰略反攻階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備大批干部。南下出發前，時任中央秘書處處長的曾三同志通知父親，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分別要找他談話，談話中提到武漢解放后要成為特別市，“吳德峰20年代就在武漢國民政府任公安局長，對武漢的情況最了解、最有發言權”，于是，中央決定任命他為武漢特別市市長。

1949年父親進武漢的那天，我印象特別深刻，10歲的我和父親坐在吉普車上，感覺特別神氣。5月24日，父親在青年劇院（今武漢市政府禮堂）發表施政講話，他提到武漢過去是消費城市，今后要建設成為一個生產城市，主要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商品交流，保障供給。他說：“共產黨有本事接收舊城市，也有本事建設好新武漢。”

解放伊始的武漢是全國失業現象最嚴重的五大城市之一，全市120萬人口，父親進城后面臨三大最緊要的問題：怎么填飽上百萬人的肚子，搞好經濟建設，如何度過解放后的首個防汛難關？

我們進城前一天，武漢下了一場大暴雨，父親一進城就找到原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工程師涂允成，查看了沿江大道堤防險要地段。我印象中有幾次半夜接到水患警報，父親一骨碌爬起來，帶上警衛員就往堤上跑。

經濟斗爭的第一個回合，奸商囤積居奇，搶購糧食、布匹及棉花等工礦企業用原料，拒收解放區貨幣，致使糧食等物資短缺，工廠不能開工，物價和房地產價格都飛漲。父親依靠軍隊支持，從周邊解放區調運進大批的糧食、棉花、布匹、原料等物資，成立政府自己的貿易公司，組織干部親自上街賣糧、賣布等，最終解決了生存問題。當年武漢就完成了7億多斤糧食稅收，名列全國第一，受到中央表揚。

1952年，父親因為“紀凱夫案件”（注：1951年，武漢市一所醫院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員，被誣告偷竊了人民幣舊幣1200萬元，相當于現在1200元，此案驚動中央）被撤職，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漢市市長。后來經中央審查，取消了對父親的處分，但是父親從沒有抱怨過什么。1954年父親離開武漢調到北京工作，將近60歲的老人，又重新開始學習法律，后來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