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法大教授法C發文，劍指“刑拘直訴”

近年來，隨著刑事案件數量持續增長，“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各地司法機關紛紛探索提升訴訟效率的改革路徑。其中，“刑拘直訴”模式作為一種新興的辦案機制，在部分地方得到推廣試行，據稱能夠實現刑事訴訟全流程提速。然而，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郭爍教授近期在《法學》雜志發表文章，對這一模式的正當性進行了系統反思，認為其于法無據、有悖法治原則，應當即刻停止。這一學術聲音為當前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鏡鑒。

所謂“刑拘直訴”模式，是指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不再提請審查批準逮捕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在拘留期限內完成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工作。該模式最初出現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期間，被一些地方視為提升訴訟效率的創新舉措。以重慶市渝北區首例刑拘直訴案件為例，從刑事拘留到法院作出判決僅歷時19日，其中法院從立案至判決僅用時5日。如此“高效”的辦案速度，確實令人矚目。目前，北京、南京、鄭州、天津、山東、浙江等地均已開展類似探索，部分地區還出臺了專門的規范性文件加以推行。

然而，在效率光環的背后，郭爍教授指出了這一模式存在的深層問題。從制度功能角度審視，刑拘直訴模式對刑事拘留制度形成了雙重違背。我國刑事訴訟法將拘留定位為緊急情況下的強制到案措施，具有臨時性、緊急性的特征。但在刑拘直訴模式下，拘留不僅無須以緊急情況為前提，還可存續于刑事訴訟全程，甚至可以架空其他強制措施，明顯突破了拘留的功能定位和權限配置。更為吊詭的是，拘留決定權依法歸屬于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并不具備拘留決定權，那么刑拘直訴模式所倚重的拘留狀態如何得以存續至作出判決，在規范層面缺乏明確依據。

從權利保障視角觀察，刑拘直訴模式對被追訴人權利存在多重漠視。相較于原先取保直訴等模式，刑拘直訴以確定的全程羈押為代價，換取可疑的、不確定的訴訟提速。被追訴人既已認罪認罰，案件也限于輕微，基本不存在妨礙訴訟活動的動機，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的必要性殊為可疑。此外，該模式一刀切地剝奪犯罪嫌疑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架空了刑事訴訟法第96條和第97條的明確規定。值班律師幫助流于形式、告知義務履行存疑等問題，也使得被追訴人權利處分的自愿性、明智性難以得到保障。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效率優先的價值導向隱含“配合制約原則”的異化風險。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均明確，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關系為“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但在刑拘直訴模式下，為實現全程提速，公檢法機關的協作配合得到顯著強調，而制約機制則被相應削弱。審查批捕程序的跳躍，使得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幾乎無從談起；過于緊湊的辦案時限，也可能導致審查起訴和審判過程“橡皮圖章”化。在有效律師幫助時間窗口被大幅壓縮的背景下，冤假錯案的風險悄然增加。

郭爍教授在文章中明確提出，刑拘直訴模式“于法無據，于法背離”。強制措施的運用關乎公民人身自由，顯屬法律保留范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法治改革觀要求改革必須經過法治方式，不能進行違法改革。一些地方以“意見”等形式繞過上位法規定，其改革合法性值得商榷。正如多年前有學者對“河南陪審團”改革提出的警示：“改革應有憲法、法理依據，應循常理”。在多省市密集推廣刑拘直訴模式的當下，重申刑事司法改革與法治之間的邏輯顯得意義非凡。

當然，這并非否定刑事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案多人少”矛盾客觀存在，訴訟效率的提升確有其現實需求。但效率的追求不能以犧牲正當程序為代價，不能以突破法治底線為手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歷程表明，通過試點改革循序漸進地將行之有效的成果上升為立法，是實現改革與法治協調的可行路徑。在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或許可以從漸進式改革刑事拘留制度、完善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措施適用等角度入手，在法治軌道上穩妥推進刑事司法改革，而非以“刑拘直訴”這類于法無據的模式尋求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