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開啟了明朝版本的“洋務運動”，卻因為一場兵變而功虧一簣

　　孫元化（1581年—1632年），蘇州府嘉定人，今屬上海市。1612年中舉，但他留心西學，最終放棄了科舉，其恩師就是徐光啟。1622年，孫元化向朝廷獻《備京》、《防邊》兩策，開始受到朝廷注意。當年二月，吏科給事中侯震旸奏稱 ：“現有舉人孫元化，急宜留用，炤法建制一臺。”經兵部同意，孫元化以舉人身份充任遼東經略贊畫，負責前線筑臺事務。贊畫只是一個軍事參謀性質的臨時小吏。

　　孫元化認為“周覽形勢，謂根本先圖，固在山海 ；恢復大局，宜據寧前。乃陳扼要固守、隨地進據之策”，可見他的想法和孫承宗、袁崇煥大體一致。孫承宗巡視遼西時，他和袁崇煥都反對王在晉退守山海關之策。孫元化十分重視火器的作用，曾仿照西洋火藥，“如法炮制，以資防御”。

　　寧錦之戰后，魏忠賢排擠袁崇煥，袁崇煥被迫辭職，孫元化因為拒絕和閹黨交往，也被迫辭職還鄉。崇禎即位后，鏟除閹黨，袁崇煥得到了重用，孫元化再獲起用。1629年，在袁崇煥的推薦下，孫元化升任寧前兵備道，“所轄寧、前二衛城堡、驛所共三十二處，兼管屯田、馬政”，是袁崇煥的得力助手。在任期間，他重用了從后金來投的將領劉興祚。己巳之變發生后，袁崇煥帶領關寧軍主力入關勤王，孫元化鎮守關寧后方，“三次發援，恢復數城，斬馘無算，且獨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之邊，凡七閱月”，有效守衛關寧防線的安全。

　　1630年，皮島“東江之亂”爆發，東江的各大派系相互傾軋。朝廷為保證渤海安全，平定叛亂，于是設登萊巡撫。在兵部尚書梁廷棟的建議下，朝廷破格任命了孫元化為登萊巡撫。

　　孫元化在登萊進行的最有意義的活動就是組建火器營。孫元化在登州招攬西學人才。通過自己和徐光啟在基督教當面的關系網絡，孫元化會快就在登州招攬了大批的西學人才，比如例如王徵，著有《遠西奇器圖說》，任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張濤著有《西洋火攻圖說》，任中軍副將，登萊副總兵。“中國士大夫之信西學者，亦多投孫元化。”當時，徐光啟招募的雇傭軍被遣散，孫元化趕緊上書辯論，并請求調西洋兵來登州。最終，有25名葡萄牙炮手、工匠來到登州。一時間，登州成為了中國的西學重地，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阻礙，明朝版的“洋務運動”就可在山東開展起來了。

　　經過幾年的努力，孫元化已經組建了亞洲最精良的火器部隊，擁有佛郎機炮二十余門，西洋銃三百二十門，鳥槍一千支，而且也有一批掌握西洋火炮技術的槍炮手。孫元化還組建了火器營，每營車輛則以一百二十輛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六十輛雙輪車構成、其中火器則有西洋大炮十六門、中炮八十門、鷹銃一百支、鳥銃一千二百支。如果孫元化的“洋務運動”能夠持續下去，那明末的局勢可能大有改觀。

　　然而，大凌河之戰爆發后，孫元化派遣的孔有德的部隊到達吳橋，因為山東人的排擠，結果引發了吳橋兵變。孔有德的軍隊殺到山東，孫元化主張招撫。但是派去招撫的耿仲明因為登州人的排擠（登州人歧視遼東人，拒絕遼東人入城）而也叛變了。孔有德和耿仲明里應外合，攻陷了登州。此后，東江之亂中的許多將領也投靠孔有德的隊伍，于是孔有德和耿仲明帶領萬余人投靠了后金。

　　孔有德、耿仲明將大量的工匠、大炮等帶去了后金，《平叛記》所記：“時有舊兵六千，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衣大炮二十余座，西洋炮三百余座，其余火器數不勝數”。吳橋兵變導致明朝幾十年引進西洋大炮的努力最終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后金的火炮制造技術就此超越了明朝。此后，清朝制造了大量的紅衣大炮，組建了漢軍八旗，明朝對清朝的戰爭已經沒有了武器方面的優勢。

吳橋兵變后，明朝火器第一專家孫元化被處死，同時被殺的還有張濤，而王徵被罷官流放，“東陲之西學堡壘于焉解體矣”。崇禎皇帝要殺孫元化時，十年七十歲的徐光啟心力交瘁，多次上書朝廷挽救孫元化，想為明朝保住一點元氣和希望。但是崇禎皇帝根本不聽，下旨處死了孫元化。徐光啟再也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氣得一病不起，次年病逝。崇禎皇帝親手埋葬了明朝的火器人才，親手毀了明朝的“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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