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在動蕩的世界中守護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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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開放是大前提

當下，全球合作的環境與規則都在發生深刻變化。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產業鏈和供應鏈不斷被政治化、安全化；與此同時，部分大國干預主義、 單邊主義和零和博弈思維再度強化，使原本依賴開放與互信運行的全球經濟體系加速走向碎片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作為少數能夠跨越不同制度類型、發展階段與政治立場，并持續聚焦經濟議題與務實合作的多邊平臺，圍繞貿易格局重構以及數字經濟等關鍵議題，為成員在分歧中探索共同發展模式提供機遇。

2月1日，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一次高官會及相關會議在廣州啟幕。作為APEC“中國年”的首場正式活動，本次會議共安排70多場會議及相關活動，來自各成員經濟體、秘書處及工商咨詢理事會等1000多名代表與會。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并在會上就當前亞太發展議題發表看法。

鄭永年教授在會議期間接受媒體采訪。圖源：主辦方

鄭永年教授指出，2026年APEC會議提出了“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其中，開放為先，創新相隨，合作方能實現。

然而，當前地緣政治正在深刻重塑全球規則體系，技術、數據與人才等關鍵要素的跨境流動日益被政治化，這一趨勢在未來數年內仍可能持續存在。我們必須盡可能保護開放性，在應當推進之處深化開放，并通過制度化安排，使開放能夠超越短期政治周期的干擾。

在他看來，當前推動開放固然存在困難。世界正在經歷“有限全球化”，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可能趨于弱化，關鍵要素的流動可能受阻礙。

但從發展層面上看，推動開放具有內在驅動力。部分國家可能陷入“中等技術陷阱”，若長期停留在中等技術水平，生產率提升將趨于放緩，薪資增長空間也將受到壓制，進而加劇社會壓力。為此，他提出了“新三駕馬車”作為應對路徑——基礎研究、應用轉化能力與服務于創新的開放金融體系。“新三駕馬車”共同構成一個協同運轉的系統，而這一系統本身正需要開放。

因此，鄭永年教授倡議在亞太范圍內推動構建“創新能力共同體”（a community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這一運作體系通過互聯互通的創新樞紐、協調各類創新要素流動的規則體系，持續維護教育與人才體系的開放性，并探索建立面向長期投入的耐心資本合作機制，從各經濟體共同面臨的現實挑戰出發，將開放轉化為合作，并進一步將合作轉化為可持續的發展能力。

他強調，亞太地區需要完善促進合作的制度規則，使“科學發現”或“新質生產力”不再停留于理念層面，而是切實轉化為全體人民能夠共享的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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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屬于中國制造，屬于“廣貨”的時代又來了

2025年，廣州市進出口規模超過1.2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廣州與前兩大貿易伙伴歐盟、東盟的進出口額在2025年均突破2000億元大關，分別增長19.2%和28%；同時，廣州對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的進出口增速也均快于整體水平。

在APEC第一次高官會議期間，鄭永年教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廣貨是中國制造的杰出代表，未來產業革命將賦能傳統制造，屬于廣貨的新時代又要來了。”同時，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他認為，“逆全球化”只是階段性現象，開放依然將成為更多國家的必然選擇。

鄭永年教授認為，當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根源在于部分國家內部社會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等深層矛盾的爆發。但貿易保護主義并非永恒，而是階段性的調整。

他高度評價了APEC的作用。今年，中國將通過在廣州、上海、大連等地開展分階段、廣覆蓋的討論，使各經濟體能夠結合自身情況逐步形成共識，并最終匯聚到深圳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這種機制在微觀層面保持了高度的活力與開放性，是應對宏觀層面“逆全球化”傾向的重要緩沖。

談及的由政府搭臺、平臺助力、企業參與的“廣貨行天下”春季行動，鄭永年教授點贊“廣貨”是中國制造的杰出代表。在他看來，當前第四次產業革命正加速推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將深刻賦能制造業，“屬于中國制造，屬于‘廣貨’的時代又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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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亞太未來經濟中心

在APEC第一次高官會議及相關活動舉辦期間，鄭永年教授接受south南方國際傳播記者采訪。他指出，從中長期來看，未來二三十年世界經濟中心仍將位于亞太地區。

鄭永年教授表示，APEC第一次高官會所聚焦的一個核心是“發展”，其本質是“現代化”的問題。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面臨著共同的發展挑戰。

當前，世界正處于地緣政治的大變革，一些國家轉向“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生產要素在區域之間的流動變得更加困難。部分經濟體推動“技術民族主義”，進一步加劇了要素流動受限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開放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堅持開放，生產要素才能真正流動起來，發展也才有可能實現。

他指出，從全球范圍看，過去四十多年間，亞太地區始終是經濟增長最快、運行最穩定的區域。這一研究結論表明，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亞太地區仍將是世界經濟中心。

在談及亞太地區內部的空間格局時，鄭永年教授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已超越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目前與東京灣區大體相當，且發展潛力尚未完全釋放。他表示，深圳是連接香港與廣州的節點，同時又具備強大的制造業和科創能力。香港以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主，深圳以制造業和科技創新見長，廣州則在商貿具有突出優勢。三大中心城市優勢互補、協同聯動，使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上已具備世界一流灣區的基本形態。

鄭永年：通過APEC會議將能有效賦能深圳乃至全國的高水平開放

2月5日，由市委組織部舉辦的首期APEC大講堂在前海舉行，鄭永年教授圍繞“當代世界地緣政治大趨勢與深圳APEC”作主題報告。

2026年APEC第一次高官會及相關會議舉辦期間將舉辦70多場會議及相關活動。

鄭永年教授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推進高水平開放，而APEC會議就是開放的產物，通過APEC會議將能有效賦能深圳乃至全國的高水平開放。這種開放包括包容式的多邊主義、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制度性開放和單邊開放三個層次的內容。在推進高水平開放中，深圳要從物的國際化，提升至人、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國際化。

他還強調APEC會議與深圳要“雙向賦能”。APEC會議賦能深圳高水平開放的同時，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世界大都市的現代化經驗，對APEC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要通過APEC平臺持續講好深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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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全球治理層面，中國正推動“存量改革”與“增量構建”并進

近日，鄭永年教授應《人民日報》邀請，與斐濟南太平洋島國亞洲研究院院長約瑟夫·維拉姆、南非國家行政學院前院長布薩尼·恩格卡維尼等四位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就全球南方合作對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意義展開深入分析。

《人民日報》（2026年02月04日 第 17 版）動蕩世界中的全球南方——聯合自強，主動塑造國際新格局（權威論壇）

鄭永年教授指出，長期被殖民與被邊緣化，是全球南方國家最深刻的共同歷史記憶。盡管在政治層面已經實現獨立，但在經濟結構和發展路徑上，全球南方仍然面臨難以擺脫的“隱形枷鎖”。發展問題是全球南方最具共識性的共同訴求，而實現發展，離不開更加公平、開放的貿易與投資環境。

在西方國家熱衷于陣營對抗、不斷“拱火遞刀”之際，全球南方國家并未盲從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劇本，而是逐漸發出勸和促談的理性聲音，強調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化解沖突。

在全球治理層面，為推動并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中國采取了“存量改革”與“增量構建”并重的做法。

一方面，持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并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主張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另一方面，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以及金磚擴員、“金磚+”合作和國際調解院建設等制度創新，推動全球南方國家從規則接受者逐步轉向規則參與者和規則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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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抓住深圳舉辦APEC機遇，將個人理想融入城市發展

近日，深圳市黨外知識分子聯誼會（以下簡稱“市知聯會”）五屆二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舉行。鄭永年教授作為市知聯會會長出席會議并作專題講座。鄭永年教授以廣闊國際視野分析國際發展十大態勢，剖析全球變局中的發展機遇。

鄭永年教授作專題演講。圖源：主辦方

鄭永年教授指出，深圳正迎來APEC會議舉辦、深港協同聯動深化的發展機遇，這既是城市優勢，也是理事們發揮作用的廣闊舞臺，希望大家立足專業所長，主動對接發展機遇，結合深港區位規則優勢和城市科創稟賦，建言獻策、整合智力，將個人理想融入城市發展，以專業能力賦能深圳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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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以“天下觀2.0”參與重構世界秩序

近日，《南華早報》網站“觀點”專欄發布鄭永年教授評論文章，圍繞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加速瓦解、世界政治走向“無序化”的風險，以及中國在新舊秩序轉換期應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展開分析。

鄭永年教授認為，2026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清晰表明以西方為主導、形成于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正在終結。舊秩序的崩塌不僅是制度性的，更是其價值基礎的瓦解，國際政治正呈現出趨于“封建化”的危險態勢，世界滑向無序和叢林法則的風險不斷上升。

他指出，與其說當今世界正在回到勢力范圍劃分的舊邏輯。俄羅斯率先行動，美國隨后跟進，尤其是在特朗普重新執政后，美國重拾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做法，從拉美到格陵蘭、加拿大，其行為體現出一種以目的證明手段正當性的權力觀。

中國需要作出清醒選擇。首先，中國應堅決反對將世界重新劃分為勢力范圍。其次，中國不被任何大國“道德綁架”，而是堅持獨立自主，在符合自身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支持聯合國體系。再次，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是舊秩序與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主權問題，而非地緣政治問題。

中國已成為全球化最重要的倡導者，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開源”特征，支持各國依據自身文明和條件選擇發展路徑。中國應推動“天下2.0”的世界觀，在國家平等基礎上，由大國承擔更多公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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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劉昕冉

審閱 | 劉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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