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也要陪讀？「衡水模式」被批量搬進了高校

本文授權轉自：外灘教育（ID: TBEducation )，作者：Tiana

您送孩子上大學，是想讓他繼續被“圈養”，還是真正成長？

近日，南京某高校建議學生“高數不好請家長陪讀”引發熱議。有人稱贊“這才是盡職盡責的好大學！如此關注、兜底學生的成長”；有人則直言“家長也不懂高數，陪讀有啥用？”；

而還有人直接質疑，“大學動輒找家長，學生還怎么獨立面對挫折、解決問題？”“大學高中化，只能培養出巨嬰”……

我們才驚覺：強制早讀跑操和晚自習、上課收手機、離校請假、家長陪讀、績點預警……這些“衡水模式”正被批量搬進大學，讓不少學生恍惚自嘲讀的是“高四”“高五”。

大學越來越像翻版高中的背后，藏著多少真相？它是否同時拿走了孩子應對未來的關鍵能力？

上了大學還動不動“請家長”

南京高校“陪讀令”并非孤例。在山東，有輔導員早已用“通知家長陪讀”來警告臨近掛科的學生。湖北公辦高校的輔導員依依感慨，如今的大學似乎沒了自由探索的底色。

依依所在學校的大一大二學生，每天必須在固定教室參加早晚自習，并點名打卡。這讓她懷念起自己的大學時代：“那時候，諾大的校園，空教室就是自習室，干什么都行。”

而現在，看不見的“鈴聲”，無處不在的“打卡”填滿了大學生生活。

黑龍江一公辦高校大一學生，除周六外，每天都要刷臉打卡晚自習；

河北某民辦高校定位查寢，缺席者20分鐘內必須帶身份證銷假，否則按曠寢處理；

湖南某高校學生請假，需家長手寫同意書并附身份證照片上傳審批；

廣州某民辦校將手機上交與簽到綁定，未交即算曠課……

湖南某民辦醫學院教室里的收手機袋

更讓輔導員們五味雜陳的是，“家校溝通”正以意想不到的強度回歸中小學模式。給家長發期末成績單、定期電話溝通，上門家訪，正消耗其大量精力。

2025年，河南一輔導員帶著成績單、心理手冊，暑期驅車千里進行家訪；河北一公辦校輔導員珊珊同樣有輾轉火車、大巴、摩托等交通工具的家訪經歷。

在珊珊看來，家訪內容從成績、課堂表現、到未來考公考研規劃，事無巨細，簡直就是一場中學家長會。這些不都是“大學高中化”現狀的具體表現嗎？

當然，日韓一些大學也保留了濃厚的高考應試色彩，韓國“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名校競爭激烈，學生不得不延續高中“刷題”習慣以保持優勢，部分高校也有類似晚自習的制度。

為什么大學主動用起了

高中的“戒尺”？

當大學越來越像高中，我們不得不追問：大學為什么主動用起了高中的“戒尺”？

山東某985高校輔導員王佳在帶了兩屆學生后，發現很多孩子剛進大學就懵圈：沒人管就擺爛、專業課聽不懂、選專業像開盲盒……“有時真覺得，大學和高中能銜接得再緊點，或許能少走不少彎路”，王佳坦言，“大學高中化，有那么點道理”。

劇照：《為什么是我來神說教》

社會學者鄭雅君在《金榜題名之后》中，稱這類學生為“直覺依賴者”。他們多來自普通家庭，對大學和未來的“游戲規則”缺乏認知，只能靠高中慣性或學長經驗摸索，極易陷入被動與茫然。

面對孩子們的這種集體“水土不服”，大學的管理便“順理成章”地選了最省力的方法：把學生熟悉的那套高中管理模板照搬過來用，卻沒做到從中學的“傳遞已知”到大學的“探索未知”的轉換。

中學教育的本質是傳遞已知，即答案是確定的，“管控”自然有效；但大學教育的本質是探索未知，即問題本身是模糊的，答案需師生一起創造。這時的“管控”，不僅會失靈，還會阻礙大學生真正成長。

不僅如此，大學還將學生的每一步都被納入評分。珊珊所在學校每天檢查學生宿舍衛生，所得評分直接影響獎學金、評優和保研的評選。

而部分學生對此評分樂此不疲，因為清晰的排名和規則，反而能緩解他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最終，卷績點、拼科研、爭保研名額，成了大學里的“新高考”。

劇照：《煥羽》

這套KPI，同樣牢牢壓在學校身上。掛科率、畢業率、就業率，尤其是“安全零事故”的紅線，如同懸頂之劍，迫使管理不斷前置，查課、查寢、心理摸排……每一項瑣碎工作背后，都是對“出事”的恐懼。

而輔導員剛好是這個壓力鏈的“緩沖帶”。云南某公辦本科的輔導員思格，常常要在學生真假難辨的請假理由、任課老師的質疑和家長的問責間周旋；四川輔導員Lina為一個走讀學生提心吊膽了兩年，生怕無法對學校、家長交代。

在這種無限責任的重壓下，輔導員的角色被拉扯變形，成了學生口中的“三保”人員：操心生活的“保姆”、疏導心理的“保潔”、保障安全的“保安”。

劇照：《為什么是我來神說教》

鏈條的另一端，是滿懷牽掛卻不知如何“交接”的家長。有的見到輔導員就說“老師，孩子就拜托您了”；有的則主動進“家長群”，實時掌握孩子的出勤、成績、情緒狀態。家長這份深沉的愛與學校規避風險的需求，無形中形成了合力，加劇了“大學高中化”。

說到底，這一現象的本質是學校、家庭與學生對“確定性”的共同依賴。學校用嚴格的管控，制造一種虛假安全感；家長和學生則試圖把未來變成“確定答案”。于是，“大學成了繼高中之后的又一個封閉過渡期，與優績主義這條唯一的窄路相綁定。”

但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培養一個“聽話的巨嬰”，而是讓孩子在試錯與探索中，完成精神上的“成年禮”。

Z世代和Alpha世代的“成年”任務更為艱巨

如果大學交付的只是一份“確定性依賴”，那它的核心價值究竟何在？

近一兩年，招聘會上常見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大學應屆生在父母的陪伴下，前來求職、面試，甚至由家人代為應答。這個本應由畢業生獨立完成的求職，成了全家出動的“家庭項目”。

這算是部分大學生社會化失敗的縮影。而這又緣于大學沒有有效承擔起引導學生“社會化”責任，課程與社會實踐脫節，支持系統匱乏，扼殺了大學生自由探索的可能，使其成了“待完成的人”。

劇照：《寬松世代又如何》

哈佛教育改革專家托尼·瓦格納（Tony Wagner）曾警示，高等教育仍在“用過去的范式，應對未來的挑戰”。

這種培養錯位，讓科技公司也開始重估大學的價值：美國數據分析巨頭Palantir繞過大學招募高中生，特斯拉和微軟為青少年開設訓練營，谷歌甚至錄用在美本Top30申請中屢次碰壁的華裔少年……在這些公司看來，現在的大學無法培養出能跳出僵化體系的實干家和創造者。

這恰恰揭示，大學的真正價值絕非是“高四”的延續，或只傳授具體技能，而在于守護其內核：

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間、多元價值的碰撞以及必要的試錯機會，引導學生完成精神上的“成年禮”，即從被監護、被安排的“學生”，成長為自主負責的“學者”與“公民”。

而對于在數字世界中長大的Z世代和Alpha世代來說，這場“成年”更為艱巨。他們不僅需要學會自主負責，更要做到：在信息洪流中保持主體性、在信息繭房中突破偏見、在技術異化中守護人性。

已經有孩子主動行動起來了，有人嘗試24小時離線旅行，從過載的信息中奪回注意力與真實；

有人挖掘冷門文化、學習小眾語言，來主動打破算法推薦的同質化世界，拓寬認知的邊界；

還有活用“發瘋文學”，以看似無厘頭的情緒表達，對抗過度包裝的社交表演。

劇照：《為什么是我來神說教》

而要支持他們完成這場更艱巨的“成年”，大學教育的理想狀態，是各歸其位：學校提供專業的支持，家庭給予情感的后盾，而輔導員在內的教育者則真正回歸“成長導師”的本位，在三者間架起橋梁。

這要求家庭與大學教育從“管住人”轉向“激發人”，從追逐文憑回歸到培養完整的人的初心。這不僅是大學教育的出路，或許也是我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最佳方式。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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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方周末：《輔導員千里家訪？別再把大學生當孩子了》

2.留學雜志：《被谷歌「破格錄用」的天才高中生，卻遭16所美本拒錄，名校申請真的存在亞裔歧視？》

3.AI故事計劃：《這屆大學畢業生的社會化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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