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于恩施學院擬與培訓機構共建“考公考編產業學院”的消息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所民辦本科高校試圖通過設立專門學院,系統化地為學生提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考試培訓服務。然而,這一設想尚未落地便遭遇“急剎車”——該校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回應稱,“不辦這個學院了,上級單位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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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看似只是一所高校專業設置的調整,實則觸及了當前高等教育發展中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就業壓力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大學教育究竟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當“考公考編”成為畢業生就業的第一選擇,高校又該如何回應這一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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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而言,恩施學院此舉并非毫無緣由的“拍腦袋”決策。近年來,“考公考編熱”持續升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崗位因其穩定性成為眾多畢業生的首選目標。與之相應,社會上各類公考培訓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培訓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校希望通過對學生進行“就業分流”,設立專門的“考研班”和“考公班”,聘請專業老師予以輔導,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在為學生就業“鋪路搭橋”。
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大學是否可以、是否應該將自身定位為“公考培訓機構”?當本該由市場機構承擔的職業培訓職能被大學“內化”,甚至試圖通過設立專門學院來系統化推進時,人們不禁要問:大學的辦學方向是否出現了偏差?育人初心是否被功利考量所取代?
支持者或許會辯稱,在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面前,高校幫助學生提高應試能力、增加就業機會,是一種務實的選擇。更何況恩施學院作為民辦院校,本就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貼近市場需求、服務學生就業,似乎無可厚非。但細究之下,這種邏輯恰恰暴露了當下部分高校辦學理念的迷失。
大學教育的根本使命是“育人”,而非“培訓”。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應當致力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批判性思維、創新能力和健全人格,而不是將學生塑造成只會應試的“考試機器”。如果高校的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完全以“上岸率”為導向,以“考編成功”為唯一目標,那么大學教育與短期職業技能培訓之間的界限便日益模糊,高等教育的本質屬性也將被逐步消解。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功利化傾向不僅存在于恩施學院這一孤立事件中。從報道來看,該校此前已有根據學生就業意向進行分流的做法,官網宣傳也以“考編上岸”為亮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高校在辦學過程中已顯露出“應試至上”的苗頭。倘若這一趨勢得不到及時糾正,長此以往,大學的學術生態和育人環境將受到侵蝕,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培養也將趨于單一化、工具化。
此次當地相關方面叫停“考公考編產業學院”的設置,無疑是一次及時的糾偏。這一決定傳遞出明確的信號:大學可以關注就業、服務社會,但不能以犧牲教育本質為代價;高校可以進行校企合作、探索產教融合,但不能偏離育人的正軌。
當然,在為這一叫停決定點贊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正視其背后反映出的深層問題。為什么會有高校動念設立“考公考編產業學院”?為什么“考公考編熱”能夠如此深刻地影響高校的辦學行為?這既與部分高校辦學定位模糊、特色不突出有關,更與當前就業環境下學生和家長的現實焦慮密不可分。當“穩定”成為就業市場的稀缺資源,“上岸”成為眾多畢業生的人生目標,高校自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和誘惑,試圖通過“服務”這一需求來證明自身的價值。
然而,真正優秀的高等教育,恰恰應該具備超越短期功利考量的遠見和定力。好的大學,應當以特色專業和優質教育脫穎而出,而非人云亦云、追逐熱點;應當引導學生拓寬視野、提升能力,而非將他們局限在應試的狹小通道中;應當為社會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綜合素養的人才,而非僅僅輸送“考試高手”。
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公考編產業學院”被叫停,不僅是對一所民辦高校辦學行為的規范,更是對高等教育界的一次提醒:大學要回歸育人本位,守住教育的初心和底線。面對就業壓力和社會需求,高校當然需要具備應變思維和服務意識,但這種應變和服務,不能以犧牲教育本質為代價。唯有堅持立德樹人、遵循教育規律,高校才能真正走出一條既適應社會需求、又符合育人本位的健康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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