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塑造了今天中國人的性格，唐朝五代的影響早已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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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快完結了，這幾天也正好讀了五代史，就跟大家聊聊殘唐五代和宋朝。

很多人一張嘴，就說漢唐如何如何，其實今天的中國，繼承漢唐的不多，基本是繼承宋朝和明朝。

制度塑造人，理所當然，宋明也塑造了今天國人的性格。

張宏杰在《中國國民性演變》中，將殘唐五代作為分界線，之前的中華和之后的中華截然不同，氣質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五代前，中國人包容、開放，具有冒險精神，人也大氣，豪爽，社會崇尚武人和陽剛氣質。

五代后，中國人性格大變，開始變得內斂保守，排斥外族。 做題代替軍功成為社會的主要評判標準， 相比于擴張他們更喜歡內卷，相比于武人他們更喜歡文人，整個社會的審美也越來越陰柔。

之所以爆發改天換地的變化，和殘唐五代的亂世息息相關。

安史之亂后，軍人亂政一直是朝廷無法解決的問題，當時有“長安天子，魏府牙兵”的說法。魏博軍鎮的士兵過的比天子還要爽。

在這個禮崩樂壞，一切規則消失的時代，槍桿子成了權力唯一的來源，而掌握槍桿子的，就是那些最底層的丘八。

他們掌握著王朝的盛衰輪回，掌握著皇帝、文官和將校們的生命。

軍人掌握大權，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軍事民主”，殘唐五代，下克上屢禁不絕，很多人都是被部下逼著披上黃袍，成了軍人的傀儡。 后漢劉知遠、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趙匡胤都是半推半就推上了皇位。

不要以為做了皇帝就能享福，如果沒有足夠的威望，不能滿足軍士們的利益，隨時會被推翻。后唐、后漢、后周的末帝都是前車之鑒。

有的節度使，甚至仇恨自己的士兵超過敵人。

剛才說的魏博牙兵，就是死于自己的節度使之手。

魏博最后一任有權勢的節度使羅紹威，生怕自己重演前任被牙兵殺害的悲劇，竟然不惜自毀長城，引入外部力量（后梁太祖朱溫）。

公元906年，朱溫在羅紹威的配合下，以吊唁羅去世兒媳為借口，派精銳部隊混入魏州城，羅紹威將朱溫的部隊藏在府中，在深夜突然發難，將城內的牙兵和家屬全部屠戮。

晚唐最驕橫的藩鎮就此滅亡。

除了喜歡下克上，殘唐五代的武人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倫理而無道德”。

這里的倫理指對身邊人，對小共同體的責任和感情，道德則是指普世價值，即對陌生人的底線。

五代的武人普遍講兄弟情義，每一個成功的軍閥，背后都站著自己的兄弟。

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能篡位成功，靠的是當河東節度使時帶出的兄弟。

趙匡胤能成功，靠的是義社十兄弟和當殿前都點檢帶出的部下。

這些武人，往往問親不問理，只要大哥一聲令下，什么都肯干。《水滸傳》和黑社會的兄弟文化，可能就源自五代。

但問題是，大哥的兒子和這些武人沒有情感上的羈絆，這也是為何五代王朝很少超過第二代的原因。

五代時期的武人，對老百姓也無基本的底線，劫掠司空見慣，一些毫無道德的軍閥，甚至以吃人為樂。

當然小弟對大哥的忠誠不是無條件的，大哥也得盡自己的業務，那就是不能讓弟兄們挨餓。

《太平年》中的張彥澤，為了喂飽自己的士兵不惜屠城，甚至將百姓做成肉羹。歷史上的郭威，為了讓部下跟隨自己造反，允諾他們進入汴梁后劫掠三日。

就算是想要奪取部下權力的趙匡胤，也是杯酒釋兵權，和兄弟們好聚好散。

武將和軍士們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雙方都有各自的權力和義務，在專制主義盛行的中國，形成了一種罕見的下級占主導的權力關系。

五代的“下克上”沒有持續太久，很快皇帝們就想出了辦法，郭威和柴榮削弱了藩鎮的兵權，到趙匡胤，則徹底解決了中央禁軍的問題。

通過不斷的分權，建立以文制武的原則，普及科舉制，建立文官政治，宋朝以犧牲武德和效率的方式解決了軍人亂政的問題，讓秦制重新煥發了生機，讓中國成為專制主義最完善、最持久的國家。

而其它專制國家，大體沒有逃過軍人亂政的陷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都亡于軍人亂政。

普魯士及后來的德意志帝國，昭和日本也受制于軍人，昭和日本更是間接亡于軍人的下克上。

宋朝建立的文官政治，超越了其它國家，他最大的創舉就是用人畜無害的做題家代替了跋扈的軍人。

自秦以來，皇帝一直試圖加強權力，他們培養了不同的精英群體來鞏固皇權，但事實證明他們都不可靠。

宗室，漢代有七國之亂，西晉有八王之亂。

外戚，漢朝有王莽篡漢。

士族，曹魏有司馬氏篡權，東晉有王與馬共治天下。

軍人，有殘唐五代之亂。

這些勢力都可能篡奪皇權，威脅皇帝的生命安全。尤其是軍人當政時期，此時的中國皇帝和羅馬皇帝一樣，活得還不如狗。

羅馬皇帝塞維魯臨終前告訴兒子：其他人不要管，一定要善待軍人！五代也差不多。

與其它勢力不同，士大夫完全無害，他們既沒有血緣，也沒有地方根基，更沒有武力，他們無法自己提供秩序，只能依賴皇帝。他們的目標不是自己做皇帝，而是找個人做皇帝，然后輔佐他。

他們最關心的事，就是皇帝開不開科舉，給不給他們當官的機會，只要允許他們通過做題發財升官，就算是胡人，也可以是中國天子。

他們或許可以讓皇權旁落，但絕無可能篡奪皇權，自士大夫成為中國主流精英階層后，社會對皇權再無實質制衡的力量。明朝那么多不理朝政，能力孱弱的廢物皇帝，卻絲毫不擔心被篡權。

自宋朝開始，能終結皇帝的就只有外部力量，宋朝亡于金和蒙古，明朝亡于滿清（農民起義是因為滿清消耗了明朝財政，消滅了明軍主力），清亡于西方列強和新思想的傳入。

而在宋以前，中國人武德是很充沛的，大家只記得石敬瑭割讓燕云，卻沒看到石重貴和契丹大戰，二勝一負，逼得遼太宗騎駱駝逃走。

遼太宗進入汴梁縱兵劫掠，結果賊帥遍起，四處捕殺契丹人，以至于遼太宗驚呼“未想中國如此難制也”，只待了幾個月就逃回關外。五代時期中國人的武德和組織力，幾乎再未恢復。

除了文官政治，宋朝開始，中國人的審美也發生了變化，漢唐以陽剛為美，喜歡男子孔武有力，在唐代，就算是詩人也想參軍建功立業，所謂邊塞詩人，即源于此。

在漢唐，并不存在文武的分野，那時的人才大多是文武合一，很多武將都出將入相。

甚至是大唐的女人都非常開放，漢唐時期的女人離婚改嫁是尋常之事，唐代武則天時期，甚至有女人參政，女性的衣著也比后世暴露的多。

宋朝后，中國人的氣質大變，社會對武力鄙視到了極點，人們崇尚秀美、文質彬彬的男子，利瑪竇到達明朝后就驚訝于中國士大夫的女性化。

他說，這些士大夫每天早上化妝、整理頭發要花一個時辰，打架像女人一樣揪頭發，他還提到中國人鄙視武力和肢體沖突，認為面臨沖突退讓才是君子行徑。

在《紅樓夢》等小說中，美男子的標準也都是秀美的。

今天小鮮肉的流行并不是源自西方和日韓，而是宋朝以來的悠久傳統。

在一個專制主義、治安良好、厭惡沖突、以做題而非軍功為評判標準的社會，社會越來越陰性化，男人越來越娘炮是必然。

普魯士之所以專制而充滿武德是因為他們還停留在秦國的階段，以軍功而非做題為評判標準，但中國早就過了這個階段。

宋明以來另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講究極端的道德主義，空談道德的偽君子越來越多。

宋人認為，唐朝五代之所以混亂就是因為“四維不張，道德敗壞”，宋人對道德的要求比唐人嚴格的多。

一個認為一臣不事二主，臣子要對君主絕對盡忠。

五代時的馮道，服侍過五個王朝，十一位君主，被譽為政壇不倒翁，馮在當時被廣泛稱贊，因為他在遼太宗入駐汴梁時，曾規勸遼太宗不要縱兵劫掠。

就連一向討厭馮道的歐陽修都在《新五代史》中說：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雖有拯救百姓的大功，但司馬光、歐陽修等人還是鄙視馮道，認為他沒有跟著君主殉國，是貳臣中的貳臣。還認為他在君主昏庸時，不行規勸，是罕見之奸佞。

但其實，馮道有自己的苦衷，在那個皇帝走馬觀花，一年換一個的亂世，如果大家都殉國，還有大臣嗎？與其遵守所謂氣節，不如活下去，在有限的空間內維持殘存的秩序，等待下一個明君出現。

馮道也不是一直老滑頭，對石重貴，劉承佑這樣的昏君，他確實明哲保身，但在柴榮征伐北漢前，馮道卻一反常態，拼死納諫，顯然在他認可的明君面前，他是會直抒胸臆的。

整個唐代，大體還是遵照“ 君使 臣以禮 , 臣事君以 忠”，安史之亂后，很多臣子都給安祿山效力過，但很少有人被處罰，因為時人認為連皇帝都拋棄首都和百姓，臣子又有什么義務盡忠呢？

但到了宋朝，這種雙邊關系不存在了，只不過宋朝還講體面，還有一句“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到明朝，最后的體面都沒了，君臣關系完成變成了“ 君待臣 如草芥臣視君為 仇寇”。

臣對君是無限責任，妻子對丈夫也是，宋朝開始極端強調女性的貞節并限制女性活動，到明清女性更是普遍裹小腳。

在明代小說《金瓶梅》中，我們可以看到潘金蓮等婦人只能天天待在家里獨守空房，這樣悲慘的場景在漢唐幾乎不可能出現。

宋明，華夷之辨也甚囂塵上，宋朝認為唐朝滅亡和任用胡人關系很大，所以宋明都是極端不信任外族。

明朝時徐光啟想引入葡萄牙士兵對抗滿清，被攻擊“引入外夷，圖謀不軌”，攻擊者還認為“中國人才濟濟，不需要引入外人”。

清朝面臨列強時反應如出一轍，當時滿清想搞同文館，居然遭到士林集體反對。

候選直隸知州楊廷熙買了棺材上奏，斥責總理衙門“向仇敵學習”，認為“我中華人才濟濟，何須向洋人求學”，還說洋人的艦炮不足恃，說中國被洋人欺負都是因為沿海將帥“開門揖盜”，朝中大臣“先存畏憚之心”。

簡單說就是內部有壞人。

這種思維到今天仍然十分普遍，出了問題絕不會反省自己在制度、政策、技術上的不足，最后一定歸結到敵人太狡猾或者內部有壞人。

老百姓最常說的，就是中國人只要團結，什么都能完成，干不成事一定是因為內部有漢奸，人心不正。

對人的評判也是，無論你功績多大，只要私德有虧就否定你的全部，抓住一點小錯就往死里整，最后只能是偽君子越來越多，真做事的人越來越少。

這樣愚蠢的言論，在漢唐幾乎見不到。

實際上，強大的漢唐遠比宋明要實事求是，漢唐可以切實的分析匈奴、突厥的長處，樂于接受外來文化，甚至任用胡人，漢唐也不介意為了政治利益和蠻夷聯姻。

反倒是天天挨打的明末，不和親不議和不南遷，道德僵化到了極點。

因為殘唐五代的影響和宋朝的建立，中國人的性格被徹底改變了，我們都是宋明遺產的產物。

為什么今天的民族主義者最喜歡明朝，因為明朝和如今的中國人太像了，思維方式幾乎一模一樣，而漢唐，他們固然嘴上可以說喜歡，但行為不會騙人，他們就是難以對漢唐產生共鳴。

原因無他，只是漢唐到五代時期的中國早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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