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春節假期一定要讀一本大部頭

過年了，放假了，終于有一段時間完整地屬于我們自己。

對于大部頭愛好者來說，沒有什么時間比此刻更適合牽起一位心動作家的手，共度這來之不易的悠長假期。

也許你已經在漫長的蛇年里結識了迷人的新新聞主義先驅·非虛構寫作模范·不斷被模仿從未被超越的文體大師·風靡全美的文學偶像 ?【瓊·狄迪恩】，而在這最適合深度閱讀的假期里，也很適合再次請出這位經得起一讀再讀的作家，以及她的代表作合集，《為了活下去，我們給自己講故事》。

這本大書集結了狄迪恩的8部作品，厚達1104頁，有1185千字——相當于4.5部《百年孤獨》、2.2部《紅與黑》、1.3部《卡拉馬佐夫兄弟》，大致與《戰爭與和平》齊平——從理論上講，如果每天讀1個小時，狄迪恩可以陪你4個春節假期。

和那種輕而易舉就蠶食我們假期時間的推送信息流不同，狄迪恩雖然同樣帶給我們海量訊息，但她的目的不是爭奪我們的注意力。她不會把故事做成切片，把新聞簡化成奇情，也不汲汲于垂釣我們的情緒。1104頁中，她帶我們練習思考如練習深呼吸。她將以近乎偵探的冷靜和細心，逐一鋪開事實細節，在高密度、深層次、齒輪般精細運轉的書寫中，邀請我們共同完成懷疑與判斷。讀狄迪恩不會上癮，但我們會收獲一種發現世界仍可以被理解的信心與智性滿足。

趁手機不注意，搶先一步翻開這部思考力超強續航的非虛構大合集吧！

《為了活下去，我們給自己講故事》

= 8部代表作，1104頁，119萬字，1065條注釋

“新新聞主義”先驅瓊·狄迪恩非虛構作品合集，完整收錄：

《懶行向伯利恒》《白色專輯》《薩爾瓦多》《邁阿密》《亨利去后》《政治虛構》《我的來處》《南部與西部》

分冊內容介紹

01

《懶行向伯利恒》

在刻畫人物與情境時，狄迪恩的目的不在于揭露，而在于理解。

病痛纏身的西部片英雄的演員、遁世的億萬富翁、在賭城排隊結婚的準新娘、天真的嗑藥青年、左翼理論信奉者，以及自我神化的好萊塢、只屬于年輕一代的紐約、廢棄的惡魔島監獄、丑陋豪宅林立的紐波特、渴望一場新的戰爭的夏威夷……

“他們既不邪惡，也不迷人，而是帶有缺陷地活著，有一種哀傷的美感……極為罕見的展示，代表了當今美國散文的最高水準。”（《紐約時報書評》）

02

《白色專輯》

從“黑豹黨”聯合創始人休伊·牛頓的牢房，到時任加州州長夫人南希·里根在鏡頭前的擺拍，狄迪恩以其標志性的諷刺與洞察，揭示了那個時代的空虛、偏執與荒謬。

她帶領讀者走進洛杉磯的蓋蒂中心，一座富人與“永遠不會懷疑他們的人”訂立契約的世俗廟堂；波哥大機場，立體地圖屏幕上，許多哥倫比亞城市次第點亮又熄滅；約旦沙漠，詹姆斯·派克主教的葬身之地，為了“體驗耶穌曾走過的荒原”：它們是有形的許諾，也是某種無形之物的紀念碑。

購物中心透支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又將它們重新兜售；被陳舊觀念盜用的女性運動，再次劫持和利用了女性的想象；教主與信徒、抗議者與電視臺、官僚與好公民，永遠在互相生產；“黑暗之心”不存在于社會組織的謬誤，而是深植于人類的血液……時代背叛了它的孩子，他們所熟知的世界已不復存在。

03

《亨利去后》

誠然，生活（無論是公共生活還是個人生活）的確是一種被發明的敘事，尤其是在現實遭遇與“理當如此”的構想發生沖突時，敘事的作用將凸顯出來，用以扭曲、改造與修復現實。

在本書中，狄迪恩在摯友亨利的追悼會上反思“死亡”的概念；在好萊塢制片廠中尋找里根夫婦的政治與生活模式；在被共生解放軍綁架但最終加入其中的帕特里夏·赫斯特身上看見失落的“加州性”；在《洛杉磯時報》的興衰史中，揭示“兩個美國”（東部與西部）之間無法彌合的裂痕；在轟動一時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中，剖析黑人運動與白人精英的雙重虛構，以及作為“故事”的紐約，“這座城”……以強有力（且并不借助虛構與煽情）的敘事照亮了現實生活與其偏好敘事之間的鴻溝，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生活不只是敘事而已；甚至敘事也不只是敘事而已。

歡迎來到狄迪恩的世界，比真實更真實的真實世界。

04

《政治虛構》

本書是《亨利去后》中政治關切的集中引爆：

羅納德·里根電影片場化執政風格的遺產；新任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的作秀戲碼；杰西·杰克遜作為黑人參選的“歷史性”；杜卡基斯競選中的影像操縱與輿論控制術；克林頓的“中間路線”，以及萊溫斯基性丑聞事件的媒體演進；2000年大選中“以信仰為基礎”的拉票，以及宗教在這個國家底層設計中扮演的角色；政治權威階層的“背信棄義”，以及對“進程”這一幻覺機制本身——

當我們在談論政治進程時，指的不再是“民主進程”，或確保一個國家的公民就國家事務發聲的一般性機制，而是其對立面：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機制，其準入渠道自然也只向內部專業人士開放，那些管理政策運行和對此進行報道的人，那些組織民調和引用民調的人，那些在周日秀上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人，那些媒體顧問、專欄作家和政策顧問，那些舉辦閉門早餐會和前往參加的人；那些年復一年地發明著公共生活敘事的少數局內人。

05

《邁阿密》

邁阿密，大型浸沒式“冷戰”游戲的本土副本，古巴內戰的海外策源地。

二十世紀后半葉，為避免戰爭蔓延至本土，美蘇熱衷于在第三國尋找“代理人”。越南、阿富汗、薩爾瓦多、古巴……紛紛淪為意識形態戰爭的犧牲品。

1959年，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羅推翻，流亡至邁阿密，大批流亡者隨之而來。在這個陽光海灘度假勝地，構筑出一座財富與罪惡交織的影子城市。不記名的CIA特工四處游走，流亡戰士在郊外受訓，聯邦撥款暗中涌流，用于資助反卡斯特羅武裝，也孕育出一批操縱選票、控制傳媒、壟斷地產的流亡寡頭。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角色扮演中，一代又一代的“反共英雄”被豢養、利用、鼓動與背叛，美國自身也泥足深陷：無法掉頭的反共承諾、搖擺不定的佛州選舉、三任總統接連卷入丑聞與彈劾……狄迪恩以其一貫的冷酷筆調，無情地揭示了一個流亡群體的執念與一個超級大國的國家意志如何彼此牽制，又互相利用。邁阿密不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代理人戰爭的劇場，是美國夢與失敗革命之間最具戲劇性的灰色地帶。

06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另外一場“代理人”戰爭的犧牲品。1982年，去往邁阿密的5年之前，狄迪恩來到薩爾瓦多，記錄了這個國家“內戰”最恐怖的時刻，以及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來到薩爾瓦多你才會知道，禿鷲會從軟的地方吃起，眼睛、裸露的生殖器、張開的嘴巴。張開的嘴巴可以塞上某種象征物，用來傳達信息，比如，一根陰莖；如果是土地所有權問題，則是爭議地區的泥土。以及，毛發腐朽的速度比肌肉慢，在尸堆里，被一頭秀發環繞的頭骨并不罕見。”

恐怖活動是此地的常態。黑白相間的警車成對巡邏，槍管從敞開的窗戶中伸出來。路障隨時會出現，士兵們從卡車里四散開來，迅速就位，手指始終放在扳機上。在西班牙語中，“消失”既是及物動詞，又是不及物動詞——薩爾瓦多的英語母語者已經很好地掌握了這一點。

“狄迪恩賦予了這個國家生命，讀完本書，你會發覺薩爾瓦多早已深深地侵入我們的身體，像一條無法擺脫的水蛭。”（《紐約時報》）

07

《我的來處》

《我的來處》是一部獻給加州夢的哀歌集——獻給唐納大隊、黑色風暴這樣的西進故事或族源傳說；鐵路、石油公司、農業企業和航空航天業；水權、國防合同、在外業主和移民；小說家杰克·倫敦和弗蘭克·諾里斯、哲學家喬賽亞·羅伊斯、畫家托馬斯·金卡德；高速公路、郊區購物街、制毒工坊、舊金山的波希米亞俱樂部、萊克伍德的馬刺隊；對監獄的資金投入比對大學的還要多的加州議會。

自十九世紀中期，她的曾曾曾外祖母帶著一份玉米面包秘方和一把土豆壓泥器，從阿肯色州穿越大平原來到內華達山脈時起，狄迪恩家族就生活在加州，因而對這片土地懷有主人般的感情。然而，她在70歲時回望過去，終于苦澀地發現：把未來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是初代加州人的秉性，她的先祖也不例外。如果說整個加州已經淪為一塊完全依賴于“企業和政治利益緊密結合的無形帝國”的“殖民地”，那狄迪恩家族也難辭其咎。

08

《南部與西部》

1970年夏，狄迪恩在墨西哥沿岸旅行了一個月，采訪、記錄，但沒寫出一篇文章；1976年，她去了舊金山，為《滾石》雜志報道帕特里夏·赫斯特審判，但發現自己更想寫的是童年和西部對歷史的理解。

“如果能理解南部，我就會理解加州，因為許多加州先民都來自南部邊境。”在西部，沒人記得過去；在南部，沒人會遺忘過去。狄迪恩去往南部，理解了加州，并最終理解了美國。

狄迪恩的筆記，其優美、清晰遠超絕大部分作家的散文，也是對那個時代翔實的記錄。今天的讀者會帶著些許震驚，甚至是恐懼，發現這些早已遠去的美國印象是多么熟悉。她對她的時代的洞見遠超所有人。過去從未過去，過去正是未來。而如今我們就生活在這個未來中，讓她的觀察讀起來像是一個被忽視的警告。

精彩預覽！狄迪恩教你建立 內在價值感

自 尊

摘自《懶行向伯利恒》

曾經，在一個旱季，我在筆記本上用碩大的字母寫下一句話，橫跨兩頁：當一個人被剝奪了自以為喜歡自己這一幻覺時，天真就結束了。事隔數年，如今我仍驚異于一個陷入自我爭斗的心靈，竟能如此事無巨細地記錄下它的每一次顫動，而那撮灰燼的滋味，回想起來，依然清晰得令人羞愧。這關乎錯置的自尊。

我沒能入選ΦΒΚ[a]。這次失敗完全可以預料，并無太多懸念（我的成績確實不夠好），但我還是心神大亂；不知為何，我總覺得自己是學術界的拉斯柯爾尼科夫[b]，能夠詭異地豁免于那些妨礙他人的因果律。雖然就連當時那個毫無幽默感的十九歲的我，也必須承認此情此景與真正的悲劇相去甚遠，但落選ΦΒΚ的那一天，仍標志著某種東西的終結，或許這便是天真。我不再堅信紅燈總會為我變綠，也失去了那種美妙的篤定：童年時總能為我贏得稱許的被動美德，會自動為我帶來ΦΒΚ的鑰匙，還有幸福、榮譽，以及一個好男人的愛；還有那份動人的信仰，關于良好的教養、整潔的頭發、經斯坦福-比奈[c]認證的智力，這些圖騰所許諾的力量。曾經，我的自尊就寄托在這些脆弱的護身符上，直到那一天，我驚惶地面對自己，茫然無措，如同遇到了吸血鬼，但手邊卻沒有十字架。

雖說被迫直面自己，無論如何都非易事，就像試圖靠借來的證件穿越邊境，然而，在如今的我看來，卻是開始建立真正自尊的必要條件。不管我們說了多少空洞的套話，都很難騙過自己。那些對別人奏效的花招，在與自我密會的明亮窄巷里完全不起作用：怡人的微笑沒有用處，精心羅列的良好意愿也無濟于事。人們飛速地洗著自己那副做過記號的紙牌[d]——動機不純的善行，不勞而獲的成功，羞恥心引導下的英雄行徑——卻注定是徒勞。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自尊與他人的認可無關，畢竟，人們太容易受騙；也與名聲無關，就像白瑞德告訴郝思嘉的那樣：有勇氣的人，不要名聲也無妨。

反過來說，若是沒有自尊，我們就成了某部無休無止的紀錄片的唯一觀眾，而且是不情愿的觀眾。影片中詳細記錄著我們的失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出來的，每次重播還會加入新鮮的片段。這是你發怒時摔碎的杯子；這是X臉上受傷的表情；看看這一幕，Y從休斯敦回來的那天晚上，看看你是怎么搞砸的。沒有自尊地活著，便是在某些夜里輾轉難眠，熱牛奶、安眠藥和熟睡之人放在被子上的手都無濟于事，細數自己做下的錯事和該做卻沒做的事，辜負的信任，悄然打破的承諾，那些在懶惰、懦弱和疏忽中被浪費，再也無法找回的天賦。無論怎么拖延，終有一天，我們會獨自躺上那張人人皆知不舒服的床，我們親手鋪的床。當然，能否在那張床上安眠，取決于我們是否尊重自己。

有人會反駁說，那些怎么看都不太可能尊重自己，絕不會有自尊的人，似乎睡得也很安穩，這就完全理解錯了，和那些認為自尊只關乎內褲上有沒有別針的人一樣大錯特錯。人們一直有種迷信，認為“自尊”是一種驅蛇的護身符，可以讓擁有它的人永遠待在未經玷污的伊甸園，不會有陌生的床、模棱兩可的對話，或其他任何麻煩。并非如此。它與事物的表象無關，而關乎一份內在的平靜，一種私人的和解。雖然《相約薩馬拉》中魯莽、有自毀傾向的朱利安·英格里斯和《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不小心、謊話連篇的喬丹·貝克，看起來都不太可能有自尊，但喬丹·貝克有，而朱利安·英格里斯沒有。喬丹身上有一種多見于女性而非男性的適應天賦，她看清了自己，實現了內在的平靜，并避開了對這種平靜的所有威脅：“我討厭不小心的人。”她告訴尼克·卡拉威。“要雙方都不小心才會出車禍。”

如同喬丹·貝克，自尊的人有勇氣面對錯誤。他們知道萬事皆有代價。如果他們決定通奸，那就不會因為一時的良心不安，跑去乞求被背叛的人的寬恕；被列為“共同被告”[e]，也不會過度抱怨不公平或不該承受這種難堪。總體而言，擁有自尊的人表現出一種堅定，一種道德膽識，一種曾經被稱作人格的品質，這種品質雖然在抽象層面被廣泛認可，但現實中卻時常要讓位于其他更容易兌現的美德。其聲譽不斷滑落：人們往往只會把它和相貌平平的孩子，或是尋求連任失敗，而且是在黨內初選中就失敗的美國參議員聯系起來。但不管怎么說，人格——一種愿意為自己人生負責的意愿——正是自尊的源泉。

我們的祖父母對自尊知之甚詳，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擁有。他們年輕時就被灌輸了一種信條，一種觀念：人活著，就是要做自己并不愿做的事情，把恐懼和疑慮放在一旁，權衡是要眼下的安逸，還是更大乃至無形慰藉的可能性。對十九世紀的人而言，“中國”戈登[f]穿上干凈的白色制服，在邁赫迪的圍攻下死守喀土穆，固然令人敬佩，卻也并不特別；通往加州無主之地的路上滿是死亡、苦難與塵土，但也沒什么好抱怨的。在一本1846年冬天的日記里，遷徙途中的十二歲女孩納西莎·康沃爾冷靜地寫道：“父親正在讀書，不是母親開口提醒，他都不會發現家里擠滿了陌生的印第安人。”盡管我們無從得知母親說了什么，但還是難免被這一幕震撼：父親在讀書，印第安人涌了進來，母親挑選不會引起驚慌的措辭，孩子如實記錄下這一切，并補充說，“幸好”印第安人沒什么敵意。在這個故事中，印第安人只是背景設定的一部分。

無論以怎樣的面目出現，印第安人總是揮之不去。說到底，還是那個道理：任何值得擁有的東西都有其代價。尊重自我的人愿意接受風險：印第安人可能會有敵意，投資項目可能會血本無歸，戀情也未必總是每天都是快樂假日，只因為你我結了婚[g]。但他們愿意押上自己；要么根本不出手，但只要下注，心里一定有數。

那種自尊是一種自我約束，一種思維習慣，它無法偽裝，但可以培養、訓練和引導。有人曾經告訴我，要想止住哭泣，可以把頭放到紙袋里。這種做法看似荒謬，卻有著扎實的生理依據，大概與氧氣有關；更何況，單是心理效果就已非同小可：頭套在“食品大市場”的紙袋里，還要繼續幻想自己是《呼嘯山莊》里的凱茜，實在是太難了。所有這些小小的自控手段都是這樣，雖然它們本身無足輕重。這里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只需洗個冷水澡，所有的迷醉都會被瞬間澆熄，無論那迷醉源于自憐，還是出于情欲。

但背后若是沒有更高的信條，這些小小的自我約束便沒有意義。人們常說，滑鐵盧之戰[h]是在伊頓公學的操場上打贏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場板球突擊訓練就能救得了拿破侖；若非藤蔓上躍動的燭光喚起了更深刻、更強大的信條，那些早已深植于心的價值觀，那在雨林中舉辦正式晚宴就毫無意義。這是一種儀式，幫助我們記住我們是誰，我們是什么樣的人。但要想記住，就必須先知道這些。

擁有構成自尊的內在價值感，就等同于擁有一切：辨別是非的能力，愛的能力，以及保持冷漠的能力。缺乏這種價值感，我們就會被困在自我中，陷入矛盾：既無法去愛，也無法保持冷漠。如果我們不尊重自己，一方面便不得不蔑視他人：他們如此貧乏，只能與我們為伍；觀察力如此遲鈍，竟看不出我們的致命弱點。另一方面，又會格外在意他人的想法，莫名執著于活成他人對我們的誤解中的樣子——鑒于我們的自我印象總是不堪一擊。我們自我安慰，以為這種取悅他人的沖動是一種迷人的特質：富于想象力的同理心的核心所在，以及我們愿意付出的證據。我當然可以為你扮演的保羅扮演弗蘭切斯卡[i]，為任何人扮演的安妮·沙利文扮演海倫·凱勒[j]：再錯位的期待也要滿足，再荒唐的角色也要扮演。最終，我們只能任由那些不得不蔑視的人擺布，去扮演那些還未開始就注定失敗的角色，每一場失敗又催生出新的絕望，絕望于不得不迫切揣測并迎合下一個可能隨時降臨的要求。

這種現象有時被稱為“自我疏離”。等到它惡化了，我們就再也不會接電話，因為電話里的人可能會有所請求，而我們又做不到在拒絕之后不陷入自責。每一次面對這些的消耗都太大了，撕裂神經，耗盡意志，就連一封信沒有回復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引起排山倒海一般的負罪感，于是回信成了不可能的事。讓那些未回復的信件回到應有的分量，把我們從他人的期待中解放出來，回歸自我——都有賴于自尊那巨大而獨特的力量。沒有了它，一個人終將發現螺絲擰上了最后一圈：我們試圖通過逃避外界去尋找自我，卻發現自己心里已空無一人。

a 即Phi Beta Kappa，美國優等生榮譽協會，由美國大學本科優秀學生組成的跨校社團。

b Raskolnikov，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罪與罰》的主人公，身陷債務危機的法學系大學生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遼娜及其妹妹麗扎維達，但在受到索尼雅感召決定自首前的三年里，成功掩飾了自己的罪行，一直沒有被警方發現。

c Stanford-Binet，用于評估不同年齡段智力的量表。

d Marked card，在牌局中通常用來作弊。

e Co-respondent，與被告犯下通奸罪的人，在離婚案件中被列為共同被告。

f 指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英國軍官，曾指揮清政府常勝軍鎮壓太平天國，由此得名“中國”戈登。后任蘇丹總督，任內爆發邁赫迪起義，于喀土穆被邁赫迪的軍隊圍困，在英國援軍到來前戰死。在他死前，曾有商人目擊他身著白色制服，站在宮殿臺階上。

g 出自經典歌曲《藍色房間》（

Blue Room

h 據稱威靈頓公爵在看一場板球比賽時，得到了英國贏得滑鐵盧之戰的消息，幾年后，他重游舊地，說出了這句話：“滑鐵盧之戰就是在這里打贏的。”意指英國的軍事成功根植于公立學校的教育。

i 保羅·馬拉泰斯塔和里米尼的弗蘭切斯卡是《神曲》中的一對戀人，因偷情喪生，墮入地獄。

j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國作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著名散文《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的作者。1887年，從帕金斯盲人學校畢業的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1866—1936）成為年僅七歲的海倫·凱勒的家庭教師，兩人自此結下終生的友誼。

精裝方脊，一部狄迪恩自己的“白色專輯”

護封氛圍感肖像，來自惡魔島監獄

內封絕美壓凹，宛如精心雕鑿的紀念碑

16開大開本“極限收納”8部作品

戰后美國的精神肖像，失序社會的全景紀錄

比真實更真實的非虛構書寫，

對預制菜“好故事”說不！

以其強悍的書寫，

將“時代的眼淚”定格為不朽的紀念碑

“時代背叛了它的孩子，

他們所熟知的世界已不復存在”